翻开吴俊教授新著《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就此展开。
在书中，吴俊教授将学院学者的严谨与批评家的敏锐直觉和细腻灵动的表达融合在一起，将个案精读与宏观把握相结合，问题意识鲜明，现实关切强烈，情理并重，展现出鲜明的学术品格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这部作品不仅是个人批评经验的汇集，更是一部折射中国当代文学流变的思想手记，将文学现场、学者风骨、媒介变革与历史思考熔于一炉。
文学批评的在场视角
从《千里江山图》的红色谍战叙事，到余华创作的“同时代性”，吴俊的批评始终立足于鲜活的文学现场。他对孙甘露小说的分析尤其精彩：
“《千里江山图》不仅是谍战小说，更是‘海派文学谱系中的一部小说’，其价值在于‘为类型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创新经验提供了一种示范性的写作实践’”。
这种批评的独到之处在于，既深入文本肌理，又跳出常规框架。当众人将《千里江山图》简单归类时，吴俊看到的却是“类型文学创作上有着鲜明形式创新的作品”，是“能够标志文学史节点的先锋小说”。
学者风骨与人文传承
书中“先生气象”一辑宛如一幅当代学人精神图谱。从王瑶、谢冕的“君子风采”，到陈思和、陈平原的学术气象，吴俊以弟子、同行的双重身份，记录下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度。
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对林建法的缅怀。这位“中国当代文学刊物最好的编辑之一”，在文学低谷期“委曲求全、履薄临深”，最终将《当代作家评论》带向高峰。吴俊笔下的建法不仅是编辑，更是一个时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媒介变革下的文学重构
面对网络时代、人工智能的冲击，吴俊保持着清醒的观察与思考。他指出一个关键现象：媒介革命必然催生新文体、新文类的爆发。19-20世纪之交的纸媒革命如此，20-21世纪之交的网络革命同样如此。
他对“80后”文学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分析颇具前瞻性。这场“发生在传统样式文学内部的革命”，实际上预示了纸媒文学向新媒体时代的过渡。而当下，我们正经历着“传统纸媒、网络媒介、人工智能三个不同时代的迭代时期”。
变局时代的文学担当
全书弥漫着对“不确定性”时代的敏锐感知。吴俊清醒地看到：“变局或不确定性是百余年来的社会历史动态特征”，而文学的回应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但即使在迭代加速的时代，他依然坚持文学的核心价值：“如果人工智能写作成为主流，文学创造的主体就不再是人类了。文学的基石和本性就此被拆除和抽空。”这种对文学主体性的坚守，正是批评家在变局中的精神定力。
跨文化视野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
没有翻译、没有语际旅行，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而言之，世界文学就建立在翻译和跨文化之旅的动态过程中。这样才能理解世界文学是动态构建的这句话。民族文学需要通过翻译和跨文化传播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学、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学的人类价值。
《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 不仅是一位批评家的个人史，更是一部微观的当代文学思想史。吴俊以学者、批评家、教师的多元身份，穿梭于文本细读、历史反思与时代观察之间，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复杂而丰富的文学地形图。
本书亦是吴俊教授将其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行系统化、历史化提升的成果，它不仅是一部评论集，更是一部以实践为导向、旨在建构一种动态发展且面向未来的文学批评史观的学术著作。
在这个“迭代的同时代性”日益凸显的今天，重新思考文学的位置、批评的使命与知识分子的担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吴俊教授的思考之旅，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寻找答案的路径。
精彩文摘
《千里江山图》的文学贡献是什么？我怎么来评价这部小说？
假如像大家说的那样，《千里江山图》是作家孙甘露写出的一个杰作，他也是杰出作家的话，那他对我们的文学史，对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贡献了什么？
从文学史上看，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杰出的作家，他的贡献其实都是有限的。我们其实是在有限性中见出了杰出甚至伟大。
比如，莎士比亚是杰出和伟大的戏剧家，剧诗的世界高峰以莎翁莎剧为标志。不过，最早的伟大小说就不是他写的。莎翁显然不是小说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伟大的小说家，但不会有人说他们也是伟大的戏剧家，或者说伟大的诗人。虽然他们的小说被誉称为“人间戏剧”或“历史的镜子”。兼擅多文体、多文类的作家也有，甚至不少，比如著名的普希金，这位托翁的同乡前辈，史上有现代俄国文学之父的美誉，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后者也写出了名著。只是细究起来，他的诗人名声恐怕还是远高于他的小说家地位吧。不管怎样，以一种主要文体或文类而堪称一绝、能谓之杰出的作家，毕竟是文学史上的常态。这其实也就是我要说的作家的有限性的缘由。
说回到中国文学，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杰出、伟大的古代长篇小说，就文体内涵的美学元素而言，它堪称文学的百科全书。例如，小说里的诗歌就有很多，很多诗歌可谓上佳。并且，由此可以判断，作者曹雪芹应该不负杰出诗人的灿烂才华和担当地位。但大家说曹雪芹是一个伟大作家时，指的显然是伟大的中国小说家，不是在说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当然更不会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戏剧家。
现代作家鲁迅算是一个例外吗？多文体、多文类的杰出贡献，无疑是鲁迅文学难得其匹的伟大之所在。其中，尤其是短篇小说、杂文，还有《野草》这样的跨文体之作、《朝花夕拾》这样的“文学个人史”写作文体，应该要算是鲁迅文学在文体、文类上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了吧？即便如此，就写作的有限性来说，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鲁迅的文学也不能完全脱出常态，不能不留有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毕竟没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古体诗虽然上乘，新诗却也一般般吧。当然，戏曲戏剧更在鲁迅文学之外。我这样举例说，并非是在刻意苛责伟大作家、从他们身上硬生生地要榨出一点渺小来。我想重点说出的一个道理，一个常识，无非是，哪怕是最为杰作的作家的文学贡献，也是有创造限度的。文学写作是以文体、文类的限度为边界或界限的。文学贡献的主要标志是在某种特定的文体、文类的创制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部杰作、一个伟大作家的有限性中才能更醒目地发现和评价其贡献。
这种有限性，换言之也就是规定性。一定的范围和边界，能衬托出其中诞生的贡献及其重要性。就像真理也需要有范围的限制才能显示其有效性、公理性和伟大性。文学史就是这样定位一部作品、一位作家的地位。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千里江山图》和孙甘露的贡献，主要也就体现在某一种文体或文类的创新上。即从文学史或当代文学的视野来看，必须将其置于某一种特定的文体文类中来评价，安于其位，才能鲜明突出地看出他这部作品到底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文学史贡献了什么。而且，所谓创造性的贡献，更重要的还在指，这种贡献的超出个案、超越特定对象的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在文体文类的基本理解和身份定位上，我把《千里江山图》视为类型小说，类型文学。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文学贡献主要体现为一种类型文学的文学史创新。
注意，我的说法的重点在于，《千里江山图》是一部类型小说，但我并没有，也不在于说它是一部谍战小说、红色历史题材小说或近年所谓主题创作。我的评价立场所说的是一般意义、广义上的类型文学。换言之，某种特定的类型小说不足以概括《千里江山图》的特色、创新和贡献。
因此，我的核心观点可以表述为，《千里江山图》是一部类型小说，是一部在类型文学上有突出创新贡献的作品。进一步地说，从文学史视线来考察这部小说的贡献，就会发现《千里江山图》突破了一般传统的特定类型小说的形式（套路），成为一部类型文学创作上有着鲜明形式创新的作品，为我们重新认识类型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流变和发展，特别是与时俱进、吸收百余年来的文学经验而生成的崭新形态，提供了这个时代的一种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文学示范。
反之，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种特定的类型小说，比如说谍战小说之类，那它就像是（新）言情、（新）武侠一样，陷入了旧有的类型文学的传统概念或范畴中，纠缠不清，很难获取广义的文学史价值的学术挖掘。所以，我强调的是，《千里江山图》不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类型文学，而是为类型文学的历史发展和创新经验提供的一种示范性的写作实践。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中，《千里江山图》以创新类型文学的方式做出了具有文学史意义和价值的典范性贡献。这种文学史贡献超越了一般个案和特定意识形态的阐释范围。这是我对《千里江山图》的一个最简略而宏观性的看法。
吴俊：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创意写作、大学教育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近年新著出版《当代文学的转型与新创——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史观察》（2021）、《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与〈朝花夕拾〉》（2022）、《文学：批评·跨域·历史化》（2023），合作主编教材《大学写作》（2023）、论文集《中国文学的跨域世界观——新文艺·新人物·新中国》（2023）、集刊《文治春秋》（2024-2025）等。曾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和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作协系统的冯牧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