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丨风雪送学路

风 雪 送 学 路

文 / 胡金海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宝应开挖了一条宝射河。不久通了轮船。到了1978年河堤还没有整修成公路，更没有通汽车。路基时而平坦，时而凹凸。大约是这年的正月二十左右，这天刮着4级寒风，天空飘着稀碎的雪花。就在这条宝射河的大堤上，有两个人步履匆匆，迎着风雪向县城赶去。扎着蓝色三角头巾的是位50多岁的农妇，边上的少年身着单薄棉衣，寒风中略显瘦单。这便是我和我的母亲。风雪中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母亲带着我，要跑到县城去乘汽车，到远离县城50多公里的泾河公社的一所中学去报到读高一。

其实，这时学校开学已经四天了。那为何要推迟返校，其中有什么隐情呢？我的初中是在本公社中学上的，获得过三好生，入了团，又是班干部。可是到了升高中时，榜上却找不到我的名字。父亲托人打听的结果，是祖父政历上有问题。我曾追问过祖父到底干过些什么坏事。他告诉我，他是抗战年代乡的地下党支书，（与后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谢冰岩一起打过游击。）曾被还乡团俘获，被逼当过18天伪职，后伺机逃脱，其间既未暴露身份也未出卖过组织。解放后属于“四类分子”。当时对待成分较高的子女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不知咋的，就是因为祖父的这顶帽子，作为孙辈，我品学兼优的哥哥硬是没让上高中。现在又轮到我，重走哥哥的老路了。父亲闷在家中抽了几天烟，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就是想天法也要让伢子读上高中。说完冲进了夜幕。于是我到鲁垛公社下面的一个“戴帽”高中插班读书。可是，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老家公社的有关人员把电话打到了学校，强调：这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你们不能收。我失学了。紧接着，父亲又找亲戚求朋友，“弯子透弯子”，幸得泾河公社一所中学领导的同情，使我得以继续读书。新环境，我这个东荡片区来的学生，对这里的语言、饮食均不习惯，人们对我这个不是从正门进来的学生，大多投以异样的目光，其中有好奇，也有些许不屑。好不容易熬到寒假春节，回到家决计不再读书，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挣工分，为家里分忧。节后学校已经开学，我赖在家里迟迟不肯成行。这可急坏了父母，特别是母亲连续两天多时间，就坐在床边像哄小孩子一样，耐着性子，不放弃地说啊，哄啊。听着父亲反背双手踱步和连连的叹息声，再看看母亲期盼又满含乞求的眼神。还有鬓角飘动的银丝。我心软了，口松了。母亲高兴地要亲自送我去学校。

迎着风雪我们上路了。我们没有雨伞，走一段就扑打一下身上的雪花。遇到路边的草堆，就倚一倚，避避风，休息一下。肚子饿了，就摸出早上刚做的灶饼，那个年代没有矿泉水，也没有保温杯。只好抓一撮雪花，放在嘴里解渴。一路上，文盲的母亲也不懂史上的劝学典故，就反复唠叨，你要好好念书，多识字，一字能养千口哩。见我不吭声，她又说些乡邻相传老掉牙的故事。说实在的，这些故事，一点也不吸引人。我只是听着她说话，默默地跟着她前行，前行。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这些唠叨和故事，无非是要把她的一番苦心植入我的心田。在母亲的唠叨声中，我们走了近40里路，终于在县城乘上了去学校的汽车。到校稍作安顿，母亲又急着回赶。望着远去的汽车，我不禁担忧起来，她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亮着煤灯的农舍呢。想起她一路上的唠叨，我捋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决心按她唠叨的做，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后来，我又辗转来到鲁垛中学学习，并在这里读完高中。两年制的高中，我走了三所中学才毕业。这种情况，同龄人中是不多见的。是经历，是磨难，更是财富。高中毕业之后，我参军入伍，凭借着两年高中的基础，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为部队服役26年后，转业地方又工作了16年。

回望人生，经历的事情很多，唯有那一天，那一条母亲陪伴的送学之路永志难忘。这是一条人生的启航之路，也是人生的导航之路，更是造就人生的幸福之路。父母早已移居天国，清明来临之际，谨以此短文，遥寄长长的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