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 黄雅兰 方惠丨从精神病院到数字社会：戈夫曼与《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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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草智酷

2026-04-06 21:20发布于北京

文 _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黄雅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方惠（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转自｜信睿周报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公认的20世纪社会学大师，他将由芝加哥学派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创立但未来得及命名的“象征互动理论”发扬光大，开创了分析微观人际互动的新范式。除了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享有盛誉，戈夫曼的方法与理论在传播学的人际传播研究中也居于重要位置。但与他极高的学术影响力不相称的是，戈夫曼的书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译介与研究。特别是这本《收容所》的简体中文译本，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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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

[美] 欧文·戈夫曼

中信出版集团 2026


戈夫曼的这部研究监狱、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的经典作品首次出版于1961年，比法国哲学家福柯研究同样体制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问世更早，但今天一提起监狱、精神病院的体制，学术界更容易想到的是福柯的研究。如果你熟悉《飞越疯人院》《肖申克的救赎》《越狱》《女子监狱》等热门影视作品的话，那么在阅读《收容所》后就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的编剧可能都熟读此书，因为这些影视作品中随处可见本书提到的现象与观点：全控机构是一个压抑个体并要求其严格遵守制度的地方，又是一个随处可见权力缝隙、充满潜规则的矛盾之所。以戏剧理论为研究框架的戈夫曼痴迷于寻找组织的正式规章之外的微观隐藏脚本，他的观察和发现往往充满着戏剧性，深得好莱坞编剧的喜爱。
不过，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也经常遭受批评，被认为过于琐碎，过分强调个体的能动性，缺乏对宏观社会结构和权力的考察。但笔者认为，在戈夫曼的众多作品中，《收容所》是一本少有的将微观互动与宏观结构熔为一炉的精彩之作。
超越精神病学的时代隐喻
研究戈夫曼的人大多同意，他是一位谜一样的社会学家——他以研究“自我呈现”著称，却极力隐藏自我。他不接受媒体采访，拒绝拍照和录音，终其一生仅留下三次记录在案的访谈，甚至在去世前封存了自己的档案。[1]对他的研究者来说，任何以传记方式解读其学术作品的尝试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伦理边界问题。[2]戈夫曼本人认为，将社会学家个人的生活和写作当成学术关注的对象，“是一种低级的英雄崇拜”[3]。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拒绝表露自我的姿态，反而激发了学界对他生平的强烈好奇。“欧文·戈夫曼档案”（EGA）的发起人之一德米特里·N. 沙林（Dmitri N. Shalin）坚信，戈夫曼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本人的隐形传记。[4]即便在戈夫曼1982年因胃癌去世后，关于他的二手研究仍然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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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戈夫曼（1922-1982）

戈夫曼1922年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一个经济条件宽裕的犹太移民家庭，父母来自乌克兰，在小镇上经营一家裁缝店。在戈夫曼成长的年代，除了意第绪语，当地说其他语言的人会被怀疑是同性恋。[5]身为移居新大陆的犹太家族成员，身份焦虑、外表管理、在公共场合避免尴尬是他们生活的日常。青年戈夫曼和母亲、姐姐一样对戏剧感兴趣，这一点在其日后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中处处可见。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他对家族乃至犹太血统表现出了情感上的疏离。
从有限的自传性材料中，我们难以得知戈夫曼对于精神病学的兴趣从何而来，但他的学术作品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关注人际交流、边缘人群、越轨行为（也称偏差行为）与“自我”的制度化管理。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将戈夫曼的学术生涯分成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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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美] 欧文·戈夫曼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主要关注越轨行为和标签理论。1959年至1963年间，他先后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收容所》《日常接触》《污名》《公共场所的行为》五部重量级著作，迅速在学界确立声誉，并顺利晋升为教授。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他开始关注冲突情绪，代表作品是《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策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和《公共场所的关系》（Relations in Public）。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2年去世，他转向了思想与语言的研究，代表作是《框架分析》和《谈话形式》（Forms of Talk）。[6]
按照这个分期，《收容所》属于戈夫曼最广为人知的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戈夫曼早期最关键的学术经验之一，来自他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的三年（1954—1957）。出于对精神病人激增与长期住院带来的社会影响的担忧，研究所希望引入社会科学的视角。在此期间，戈夫曼开展了两个研究项目：一是对研究所内部两间精神病房进行的短期研究，二是在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展的为期一年的田野观察。在这两个项目中搜集的经验材料构成了《收容所》的主要内容。
从1957年起，戈夫曼陆续发表关于精神病学的研究成果。1961年出版的《收容所》固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在此之后，他依旧针对这一主题不断探索——1963年出版的《公共场所的行为》、1964年发表的《精神症状与公共秩序》（“Mental Symptoms and Public Order”，后收录于《互动仪式》）、1969年发表的《地方的疯狂》（“The Insanity of Place”），都显示出这一线索的延续。可以说，对于精神病院、制度环境和角色调适的关注，贯穿了戈夫曼的整个学术生涯。
1968年，戈夫曼离开了工作10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并在此前后分别出版了《互动仪式》《策略互动》《公共场所的关系》《框架分析》等一系列探讨社会互动与交流秩序的经典文本。戈夫曼是美国社会学协会第73任主席，在其就职演讲稿中，他总结道，多年来，自己的志业是推动面对面交往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质性研究领域，并将之命名为“互动秩序”（interaction order）。[7]
相信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时，首先会对书名产生好奇：为什么要用“收容所”这一古老的宗教概念？在戈夫曼那个时代，精神病学已经出现，很多机构更名为“精神病院”。这本书的繁体中译本也按照当下的习惯，将书名译为“精神病院”。这个翻译虽然意思不差，却忽视了戈夫曼的微言之义。关于这个不同的名称，他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中写道：
西方社会以戏剧化的方式阐释那些看似行为怪诞者的历史：这些人有意或者偶然与恶魔结交，或者突然被性格中的兽性一面侵袭，等等。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开始出现严肃对待这些冒犯者的医疗命令。被收容者被称为病人，护士得到专业培训，符合医学风格的病历记录开始形成。“疯人院”（madhouse）原本被重新命名为专门收容精神错乱者的“收容所”（asylum），之后又被更名为“精神病院”（mental hospital）。[8]
戈夫曼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精神病院的治疗模型不是治病模型，也不是医疗-服务模型，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管理需要的模型。换句话说，精神病院的客户是自己，对病人和疾病的定义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和福柯类似，他认为精神病院中的科学话语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这种以科学之名行监禁之实的做法只是一种社会治理术而已。因此，他宁可用更具宗教性和反讽意义的“收容所”来指代这一全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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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lums

Erving Goffman

 Penguin Classics 2022


《收容所》不仅是一项关于精神病院的社会学研究，也具有超越精神病学的时代隐喻。戈夫曼的写作立场与其所处年代的冷战政治格局密不可分。在对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展田野调查的同时，戈夫曼还在同样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美国国防部下设的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担任顾问，并经常参与该研究所的项目讨论。在美国国内反共浪潮和朝鲜战争等政治背景下，该机构还有一个别称——美国洗脑研究中心，其致力于研究美国士兵的精神疾病以及对战俘的思想控制，尤其是“忠诚与背叛”“传播与说服”等议题。这本书的第一章“全控机构的特征”最早就发表于该研究所的“预防和社会精神病学研讨会”（1958）上。巧合的是，戈夫曼的主要田野调查地点圣伊丽莎白医院曾经也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并与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有着密切的行政联系。[9]当时，这家医院收容的住院病人有7000多名，占华盛顿特区所有病人的3/4，是典型的制度性收容场所。
这两段工作经历在时间上的重合和交叉，让戈夫曼看到了精神病人和战俘在遭遇与行为上的相似性，由此，他提出的“全控机构”不仅指向精神病院，也包括监狱、军营、战俘营等对个人生活进行全面管控的社会机构。在历史学家加里·D. 贾沃斯基（Gary D. Jaworski）看来，《收容所》是戈夫曼对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另类回应，是在反共主义浪潮下对于西方社会秩序的批判。他的作品可以说具有超越冷战语境的“双重颠覆性”（double subversive）。[10]
《收容所》与《地方的疯狂》
在戈夫曼的作品中，《收容所》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97年，455位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投票选出了100本20世纪影响最大的社会学著作，戈夫曼有4本书入选，分别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第10位）、《收容所》（第37位）、《污名》（第44位）、《框架分析》（第91位）。[11]《收容所》在社会学界的地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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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ma

Erving Goffman

 Penguin Classics 2022


尽管如此，《收容所》依旧引来了不少批评，其中备受质疑的是核心概念“全控机构”。戈夫曼在书的第一章即对该概念进行了界定。这一概念最初由戈夫曼的老师、对戈夫曼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家埃弗里特·C. 休斯（Everett C. Hughes）提出。戈夫曼最初接触这一概念是在1952年的“工作与职业”研讨会上，当时休斯用它指代女修道院等与外界相隔绝的社会机构。[12]戈夫曼与休斯的分歧之处在于，休斯认为规则是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而戈夫曼倾向于认为规则制造了社会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认为自己更接近结构功能主义者。[13]
对“全控机构”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指出，这一概念有失精准，有些全控机构（如修道院）并不一定存在压制性的权力结构。机构的运作文化、机构成员以及居住时长都应当被更进一步地区别与讨论。[14]此外，全控机构所处的外部社会和文化环境千差万别，这些环境以不同但决定性的方式塑造着全控机构。[15]这些批评大抵都涉及作为理想型的“全控机构”在现实应用中面临个体间差异的困境。
另外一些学者质疑戈夫曼搜集数据的方法。戈夫曼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角色是助理医师，但并未参与病人的护理过程，《收容所》中既没有交代受访者信息，也很少使用直接引语。在强调方法透明与数据可验证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框架下，这种写法使其研究的信度与效度遭到挑战。诸多实证研究的整合分析被用来质疑《收容所》中某些观点的适用性与解释力。[16]玛德琳·卡梅尔（Madeline Karmel）、J. 马歇尔·汤森（J. Marshall Townsend）等人则对戈夫曼书中讨论的“自我”“羞辱”“皈依”等概念进行了实证测量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精神病院既没有让病人经历自我贬损，也没有真正改变病人的自我观念。[17]这些研究表明，《收容所》在对个体经验的描摹上可能存在过度概括的倾向。
戈夫曼从未正面回应过针对《收容所》的批评，但曾在一次访谈中明确反对“使用各种测量工具来获取主观体验的定量研究”。关于研究的效度问题，他坦言：“过程的艺术……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能并非那么秩序井然。我喜欢尝试找出那些秩序性结构，以确保做出有效陈述。但这本身是一个神秘的现象——我也没法解释清楚。……我收集了很多不同的资料，促使自己努力去发现与之相关且一致的模式，但是这并不是严格的分析归纳；严格来说，它比分析归纳更自由、更粗糙。”[18]
1969年，戈夫曼在《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地方的疯狂》（后收录于《公共场所的关系》），这篇文章被视为对《收容所》的重要延续与修正，同时也极具自传色彩。[19]戈夫曼的第一任妻子安杰莉卡·斯凯勒·戈夫曼（Angelica Schuyler Goffman）婚后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并于1964年自杀身亡。在该文中，戈夫曼列举的部分疾病症状，都能对应上知情人对其妻子病情的描述。因此有学者推测，他的观点转变很可能受到了家庭状况的影响。[20]
《地方的疯狂》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精神病患者“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与向“社区收容”（community containment）转型的历史语境中，聚焦精神症状（mental symptoms）对患者日常交往圈层的影响，尤其是在公共秩序、工作场所与家庭组织中引发的社会瓦解效应。相比《收容所》，《地方的疯狂》在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上表现出一种微妙而重要的修正。
在《收容所》中，戈夫曼主要致力于发展“全控机构”概念及其制度性的运作逻辑，虽然他的主要田野调查材料聚焦于精神病院，但他实际上“无差别”地调用了精神病院、监狱、修道院等机构的经验材料与二手资料。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只要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任何群体的成员都会发展出一套有意义的、合理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对疾病本质存而不论的做法让读者看到的精神病人几乎与囚犯、船员、士兵等其他被收容者无异。戈夫曼从患者的视角出发，将非自愿入院的病人刻画为家庭成员和医疗机构合谋的牺牲品，指出精神病院实施的治疗集中于功能性而非医疗性，即治疗的对象主要是病人的社会越轨行为，因此精神病学成了一种社会规训机制。这种写作手法体现了戈夫曼本人的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倾向，批判了强制规训精神病患者的社会-政治权力机构的运作逻辑。
然而，在《地方的疯狂》中，戈夫曼不再将病人仅仅视为社会规训下的受害者，而是承认其行为对社会秩序本身构成扰动与挑战：行为人所破坏的，往往是那些频繁适用并被不断强调的社会规范，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对此难以有效介入。与此同时，行为人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越轨行为，也无意通过礼仪性手段予以中和；这种公开违背社会期望的行为，常常引发其他行为人强烈的不适与拒斥。[21]这种视角上的转变，固然与戈夫曼研究焦点的转变有关，但也不乏其个人经验的深刻投射。正因如此，他在延续社会建构主义分析路径的同时，对精神症状的破坏性张力产生了更复杂、更矛盾的感知与表达。
如果说戈夫曼在《收容所》中通过质疑病理（学）观念的适用性，引导读者产生诸如“真的有精神病吗”[22]这一具有解构性的反思，展现出的是一种与医学话语互斥的人文社会科学立场；那么，他在《地方的疯狂》中则通过区分“医学症状”和“精神症状”，建立起一套并行于精神病学的社会学诠释路径。前者指的是人类机体的机能失调，后者则由社会义务本身构成。在这一视角下，精神症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参照框架——它们是个体的一系列行为。通过这些行为，病人向他人公开宣示：自己对于“自我”的假设，已经超出相关社会结构所能允许或处理的范围。[23]
戈夫曼与福柯：规训权力批判的思想汇流
在《收容所》出版三年后的1964年，福柯出版了《疯癫与非理性》（Folie et déraison）的英文缩写修订本《疯癫与文明》，他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疯癫”的内涵及其所折射的社会观念变迁。正如福柯在书中所说：“疯癫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能感知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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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

[法] 米歇尔·福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与戈夫曼一样，福柯也将精神病院视作社会控制的工具，视作对游离于主流价值、工作伦理和道德责任之外的个体的规训与惩戒。特别是在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诞生》中，福柯重点关注了20世纪现代精神病院的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他提到：家庭和工作的价值统治了精神病院，后者以奖惩系统来禁锢疯癫，一切有悖于社会基本美德的作为都会遭到谴责；精神病院本身的权力结构和环境特征也影响着病人对自己的认知和控制，及其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这呼应了戈夫曼有关精神病院的病房体系如何影响精神病人的道德历程的论述。
此外，福柯还在《规训与惩罚》中审视了监狱中的身体规训机制与惩罚方式，深入剖析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他指出，“这种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以及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不仅存在于监狱中，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等环境中。[25]这一观点也与“全控机构”的内涵不谋而合。事实上，福柯曾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表达了对戈夫曼作品的称赞：“当我提到医生和类似人物时，我并不是真的试图描述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物，而是去描述权力所‘经过’的人群或者权力关系场域中的重要人物。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就处在相当复杂的权力关系中，戈夫曼对此有精彩分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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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

[法] 米歇尔·福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


尽管都对机构权力及其规训个体的方式进行批判，二人的思考路径和研究方法却展现出巨大差异，也形成了有效互补。[27]福柯的研究是“自上而下的”，他着眼于整个思想系统，以宏观视角俯瞰疯癫与规训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制度化。比如，他在从疯人塔、愚人船、总医院、教养院到现代精神病院的叙事脉络中，对“疯癫”的意涵以及规训权力的运作进行审视，但并未追问这种权力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中如何发生。相比之下，戈夫曼的研究是“自下而上的”，他并未过多关注精神病院及相关权力体制的历史演进，而是侧重于描写特定场域中的个体如何与他人建立或取消社会关系，以及如何展开交往互动；他不仅关注个体的语言和表述，也关注更加微观的层面，例如个体的口音、语调甚至沉默的表现及身体姿态等，通过大量细致的描述展现环境形塑个体自我的具体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夫曼更直观地展现了福柯所谓“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在现实中的运作情况。
事实上，以福柯的研究为镜，更能凸显戈夫曼研究进路的独特性——从个体和小实体出发，以归纳的方法展开研究。尽管如前文所说，他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发现被其他学者证伪，但戈夫曼仍坚持其正当性：“我一点儿也不因我工作的初级性和粗糙性而尴尬。我尽力提出许多概念，并在思考、验证、运用之后，审视它们留下些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探究性的、尝试性的事业。”[28]
在福柯笔下，精神病院等模仿中世纪麻风病管理体制的隔离机构经过监狱系统的改造，以全景监视、身体控制为特征，逐渐被推广到全社会，成为现代权力统治的模型，并通过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塑造了主体。福柯更强调话语及其结构的宰制，忽视个体能动性；而戈夫曼笔下的精神病院、监狱、军营、修道院等全控机构，尽管制度森严，却因为被管理者和管理者个人的能动性而在执行上充满漏洞。后者笔下的全控机构不仅在《肖申克的救赎》《女子监狱》这样的虚构作品里有呈现，在《红岩》《监狱琐记》《九死一生》等中国纪实类作品中也有呈现。
当然，戈夫曼的这一微观取向也容易引起误解，经常被批评为强调个体能动性，无视结构和权力的影响。但他其实早年深受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的功能主义的影响，认为个体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往往根据社会系统的组织原则来调整自身的行动和交往方式，这也印证了他对自己“结构功能论者”的体认。[29]正如柯林斯观察的那样：“戈夫曼以涂尔干式立场出发，将社会视为首要的，而个体仅仅是一种现代性的迷思。……像戈夫曼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其他著作一样，《收容所》明确地指出精神病院及其要求患者服从的社会压力，就维护由各种角色构成的社会整体而言是功能必需的。……戈夫曼强调，尽管世界是一个舞台，但它却是由真实的木板和真实的窗帘布置的；认识到多重现实被建构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任何真实性或必要性。”[30]
《收容所》可能是戈夫曼所有作品中最能体现这一立场的，它生动展现了单一权威下的全控机构如何在行动和思想上操弄其成员。随着近年来数字技术日渐成为基础设施，全控机构的现实影响和分析功能也从个别组织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
现实影响：从反精神病学运动到反思全球封控
在《收容所》出版的前一年（1960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罗纳德·莱恩（Ronald Laing）出版了著作《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该书以存在主义哲学阐释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的发生机制，认为个人表现出的精神疾病只是对环境的一种反应，并将精神疾病同现代社会及身处其中的人所遭受的压抑联系起来。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专家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的著作《精神疾病的迷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出版，该书以其前一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为基础。他在书中提出，精神疾病是一种迷思或隐喻，即“精神病学诊断是一种带有污名化的标签，……加诸那些行为令他人烦恼或反感的人”，进而解构精神治疗的合法性，指出所有非自愿的干预治疗都是“对人性的犯罪”。[31]一年后，肯·克西（Ken Kesey）的小说《飞越疯人院》出版，戏剧性地展示了精神病院如何通过奖励机制以及微妙的胁迫和羞辱手段对被收容者进行控制，从而成为与监狱相当的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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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

[美] 肯·克西

重庆出版社 2020


这些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为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吹响了号角。“反精神病学”这一概念最初由精神病学家戴维·库珀（David Cooper）于1967年首次使用。社会学家、记者等知识分子与精神病学家共同发起和推动了这场运动，他们质疑标准精神病学理论和治疗实践的合法性，特别是对电休克疗法、脑叶白质切除术、长期非自愿住院等治疗方式提出疑问，并要求改革精神病院制度。[32]例如，1970年，戈夫曼与萨斯和乔治·亚历山大（George Alexander）合作创立了美国废除非自愿精神病住院协会（AAAIMH），该协会提议废除所有针对个人的非自愿精神病干预，并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法律帮助。[33]受到反精神病学运动的部分影响，以及1963年《社区精神卫生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和精神病药物研发的推动，主张长期住院的传统精神病院逐渐关停，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地在社区精神健康服务中心、普通诊所、医院和家中接受治疗，这一过程被称作“去机构化”。[34]此外，反精神病学运动也与20世纪6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新左派运动等合流，成为当时反建制、反权威的文化现象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反精神病学运动却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其他左翼运动的落幕而急剧退潮，精神健康消费者运动（Mental Health Consumers Movement）接踵而至，把对传统精神病学的反思引向了另一个方向。精神健康消费者运动以经历过非自愿精神治疗的住院前病人（prepatient）为主体，他们认为此前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只是“学院派的智识操练”。新兴的运动基于医疗服务消费者的立场指出，此前的精神病治疗并非以病人为服务对象，故而强调，病人作为消费者也应当拥有界定精神病、选择治疗方式等权利；相比彻底反对整个精神病学体制，他们提倡通过参与政策制定、争取资金支持等方式改善精神健康服务，创建由住院前病人或幸存者（survivor）主导的同辈互助团体，以及其他替代性治疗方案。[35]这一观点与戈夫曼在《收容所》第四章中以“服务模型”反思精神病院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观点影响了精神健康消费者运动。
除了对现实生活中精神病认知方式和治疗机构产生直接影响，戈夫曼在《收容所》中提出的“全控机构”及其他相关概念，对于理解众多影视作品乃至当下的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比如，《肖申克的救赎》和《越狱》生动再现了监狱这种全控机构的日常运作：囚犯们告别了外部世界的生活和身份，身着统一的制服，按照统一的时间表，在同一空间内睡觉、工作、休闲。两部作品也展示了监狱中活色生香的“地下生活”：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囚犯安迪通过“操弄体制”获得唱片和留声机，并趁机在监狱广播中播放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为犯人们带来些许自由氛围；《越狱》中的囚犯迈克尔通过为典狱长搭建建筑模型与后者建立“庇护关系”，从而为其越狱团队谋求益处。此外，两部作品也着重刻画了能够买到各种外部世界商品的监狱“黑市”，这是全控机构中非正式“经济交换”的生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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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剧照。资料图

再比如，电影《周处除三害》中的灵修组织“新心灵社”也是这样的全控机构，电影完整再现了其收容程序：当新成员加入组织、成为“新造的人”时，首先要经历戈夫曼所说的“中止”（leaving off）——个人以往的服装、钱财、物品等被没收和焚烧（实际上没有被焚烧），以及“接纳”（taking on）——穿上相同的白色衣服，集体诵读经文和唱歌；接着，进行特殊的“欢迎仪式”——剃头、鞭打、自我忏悔（“我是罪人”“我危害人间”）等系统性的身体和精神羞辱，这一过程在全控机构和外部世界之间架起阻隔，使得成员贬损自我、与过去的角色断裂，从而被重塑为一个适配于新机构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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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处除三害》剧照。资料图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面暴发及全球范围内的封控措施使得“全控机构”的意涵从监狱、医院等特定机构弥散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封控使得一些原本并不具备全控机构特征的组织变成全控机构。例如，一项在以色列的研究发现，“持续护理退休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的居民在封控中被要求严格执行自我隔离，这些管治措施使该社区具备了全控机构的很多特征，居民感受到了强烈的绝望、抑郁和愤怒情绪，“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囚徒”[36]。另一方面，疫情封控带来物理意义上日常生活边界的缩小，特别是居家办公带来了戈夫曼提到的全控机构的突出表现：生活的三个领域（睡眠、玩乐、工作）在同一地点完成。更重要的是，正如在全控机构中一样，封控中的人们需要在“单一权威”下生存，后者决定着有限物质资源的配置及生活规范的制定，这些都对身处其中的个体造成了巨大影响：孤立、恐惧、文化脱节以及自我丧失。有学者指出，疫情和封控的结束并未终止其影响，而是带来一种“新常态”，造就了“无边界的全控机构”，这将导致被强制捏合为一体的生活以及被严重削弱甚至剥夺的自我。[37]
此外，疫情也助推了数字监视（digital surveillance）的常态化：对病毒扩散的监测和预防需要一种自动化、实时更新并覆盖整个人类流动领域的监控装置——从身体症状的远程诊断到个人行动轨迹的精细跟踪，从隔离状态的监督和确认到疫苗注射的验证和记录，等等。由是，“全控机构”从一种可见的实体机构演变为隐形却也更加无处不在的控制手段，造就了数字时代的“全控监视”（total surveillance）。[38]这种全控监视并未随疫情结束而终结，在数字技术日益基础设施化的当下，全控机构亦成为当前整体社会生活的隐喻。
《收容所》出版至今，戈夫曼及其思想无论在学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迸发出巨大活力，而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或许是他在就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演讲稿中所写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用来交换我们所拥有的：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保持一种不受约束、拒绝依附的探究精神，以及不将这种使命寄希望于他处，而是求索于我们自己和所在学科的智慧。”[39]

[1] SHALIN D N. Interfacing Bio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The Case of Erving Goffman[J].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4, 37(1): 2-40.

[2] 比如WINKIN Y. Erving Goffman: What is a Life? The Uneasy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M]//Goffma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Studies in a Sociological Leg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19-41，以及SHALIN D N. Goffman's Biography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A Study in Pragmatist Hermeneutics[C]//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Boston, 2008)等。一篇关于戈夫曼的访谈“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在1993年发表时，作者费尔赫芬专门撰文说明了，在戈夫曼明确要求不做转述的前提下，他为何要公布这篇访谈，参见：VERHOEVEN J C. Backstage with Erving Goffma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view[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993, 26(3): 307-315。

[3] DAVID P. The Reluctant Self-Presentation of Erving Goffman[N].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1980-09-19: 7.

[4] 同[1]。

[5] HYMES D. On Erving Goffman[J].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5): 621-631.

[6] 柯林斯. 智识一代的逝去：反思戈夫曼之死[M]//社会理论论丛（第六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 236-254.

[7] GOFFMAN E.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82 Presidential Addres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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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tps://www.isa-sociology.org/en/about-isa/history-of-isa/books-of-the-xx-century/.

[12] BRUNS T. Erving Goffman[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42. 戈夫曼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相比布鲁默，休斯对他的影响更大；与其被标签化为符号互动论者，他更愿意被标签为休斯式的社会学家。参见：VERHOEVEN J C.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993, 26(3): 317-348。

[13] 同上。

[14] JACOBSEN M H, SMITH G.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offma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2022: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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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VERHOEVEN J C.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993, 26(3): 31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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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蔡友月. 真的有精神病吗？一个跨文化、跨领域精神医疗研究取径的定位与反省[J]. 科技、医疗与社会, 2011(15).

[23] 同[21]。

[24] 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8.

[25]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1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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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维尔霍温. 戈夫曼访谈录[M]//社会理论论丛（第六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 204.

[29] 同上, 第 194 页。

[30] 同[6], 第 240 页。

[31] SZASZ T S.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Personal Conduct[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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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NDREJEVIC M, VOCIC Z. Pandemic Lessons: Total Surveillance And The Post-Trust Society[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2021, 9(1).

[39] 同[7]。


（本文为《收容所》译者前言，有删改，该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26年出版。文章首发于《信睿周报》第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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