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业革命带来了许多产生不幸后果的新声音，它们使许多自然和人类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这一趋势发展到电气革命，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电气革命给自然和人类声音增加了新的音效，发明了包装声音并在不同时空进行传送的设备，使声音放大或倍增。今天，世界因过多的声音而不胜其扰。声音信息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少有声音能够清晰地显现出来。
音乐源起于仪式中的杀戮（meurtre rituel），它是仪式杀戮的模拟（simulacre），牺牲的次要形式，改变的宣告者。就此层次而言，我们可以看出音乐是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种表征，它意味着秩序，但同时也预示了颠覆。及至当作商品交易，它又在资本与表演事业的发展与创造中参与一角。音乐被盲目崇拜为商品，正可作为整个社会演进的例证：将一种社会形式非仪式化，压抑身体的活动，将其训练专门化，当成表演来销售，并将其消费大众化，千方百计大量储存，直到它失掉了价值。
然而，音乐在此呈现出了非常特殊的问题：虽然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与层次间绝非毫无联系，但它似乎与所有社会现实中最抽象的东西——经济——拥有着最强的亲和性，它们共享着一个奇特的终极客体：数字。这一悖论立刻就在《噪音》的作者是一名专业经济学家的事实下被强调出来；同时，在音乐与数学领域中反复出现的神童现象或许同样暗示了数学天赋的特质。
时间被化解为空间之后，它似乎更容易掌握了但那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真实的、不可分割的时间把我们引向真实的死亡。与此相似，我们把声音化解为示波器上的模式，化解为有一定“波长”的声波，没有声音经验的、不知道声音为何物的聋人可以利用这样的示波器。我们还可以把语音化解为文字，包括最极端的文字拼音字母表。
嵇康强调声音的自然性，认为其不具道德性，仅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的情感无直接因果关系。他将音声与乐进行了区分，认为音声是自然现象，乐则包含了更多人为的因素，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音声属于自然，乐则与政治有关，是圣人的制作。
二
当音乐将我们引向某一精神层面上时，它牵涉的一定是音乐中运动与形式的和谐，而绝不是或者仅仅小部分意义上是其物理物质性层次上的声音本身，因为声音与人的交流方式是因人、因地而异的。
听觉和声音被以往的现象学哲学所忽略。国外现象学脉络中的学者如美国的唐·伊德试图弥补这一盲点，其思路是借助听觉维度转向开启声音现象学，从而构建听觉本体论。听觉本体论探讨的是作为意向性活动的听觉，声音现象学探讨的是作为意向性对象的声音，两者实为一体两面。这需要对现象学的方法进行盘点和再诠释。
在信息论背景下，噪音，作为对清晰信号的干扰，被长期排除在声音理论和实践的范畴之外。该偏见不仅加深了“信号-噪音”间的二元对立，更重要的是，这也阻碍了对声音本体和声音艺术的进一步思考。笔者受到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对日常听觉无意识的启发，提出噪音是基础，连续的“声音流”（sonic flux）为每一种清晰的声音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所有的语言、音乐和信号都从噪音中产生，并终将回归到噪音。同时，声音艺术则将我们的耳朵进一步转向莱布尼茨帮我们把握的有关声音先验的、强度的领域。至此，借助从信号到噪音的逻辑转化和对“声音流”的创见，不仅拓宽了可听的界域，也完成了对声音艺术在声音本体论意义上的有效建构。
在这篇文章中，我考察了三位作者（史蒂夫·古德曼、克里斯朵夫·考克斯和格雷格·海恩格）在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并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首先，我描述了三位作者共享的德勒兹的形而上学框架，然后讨论了他们的具体论点。接下来，我考察了古德曼的振动本体论。虽然古德曼声称要克服二元论（dualism），但我认为他的理论比他所拒绝的文化和表征论述更为二元论（dualist），而且在解释认知与情感的关系方面更薄弱。其次是考克斯和海恩格的美学理论，他们都是本体美学（onto-aesthetics）的支持者，认为艺术作品可以揭示自身的本体论。我认为本体美学建立在一个范畴错误之上，混淆了具象（embodiment）与例证（exemplification）。由于这种混淆，考克斯和海恩格从建基于文化的类比滑到了对艺术作品的去文化（culture-free）分析。最后，我反思了“听觉文化”的概念，并提出声音研究中的“本体论转向”实际上是“本体书写学”的一种形式——一种对特定主体或共同体的本体论承诺和信念的描述——在其冒险中忽略了听觉文化的构成性角色。
为了观察人类行为中的副语言，我们不妨仔细听听发生在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谈话。这也有助于了解人们是如何通过姿态语言进行对话的，我们会发现，姿态语言正是文本语言的重要补充。事实上，借助包含声音语调的听觉材料在内的姿态语言进行的对话，能比文本语言传递出更多有关谈话者之间实际关系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这次见面的真正含义的信息。
三
本文追溯了声音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创建过程，并从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与方法、以及新视野这四个方面详述了声音研究的学科概况。最后，笔者选取了声音哲学研究、乐器研究、录音工作室研究、听觉文化研究、以及噪音研究这五个方面的经典案例，旨在展现声音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方式。STS领域关注到声音维度，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范式将不再仅仅是以视觉范式为主导，声音维度的加入为STS领域的研究带来全新的阐释方式和研究维度。
“什么是慕格合成器独特的声音？”特里弗·平齐通过对其热爱的慕格合成器的研究进入声音研究，而平齐所创的技术社会建构理论也已成为今天研究声音技术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篇文章聚焦平齐的合成器研究、并将平齐的声音物质观放入当下声音研究最为激烈的声音本体与听觉文化研究之间的理论论辩中，呈现声音研究的多样理论路径与观点，旨在展示平齐声音理论的独特性。
针对当前声音研究领域存在的“不对称性”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提供一种关于“声音—技术—社会”的研究思路。在既往研究中，声音概念存在自然与社会文化的二元对立，声音技术分析则内含人类/非人与前现代/现代的割裂。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非现代”视角，可将声音重新定义为具有奇异性的事件，强调声音技术作为中介者的动态角色，进而剖析声音网络的集体性联结。声音的奇异性消解了本体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片面性，揭示了声源、介质与接收者的动态互动；声音技术通过其中介性实践编织异质行动者网络；声音的集体性凸显技术物、权力部署与社会间的复杂联结关系。通过采纳三种属性的分析，可为“声音—技术—社会”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范式。
对iPod用户而言，美学化具有乌托邦式的含义。在iPod美学化的过程中，世界成为一种模仿式幻想的一部分，世界里面不同形式的“差异性”被否定了。在这过程中，即时的技术化体验是一种癖好。体验变得“超真实”。改造世界的乌托邦式冲动只出现在幻想中：技术化的自我享受对于改变世界毫无作用。iPod用户倾向于居住在这样的科技和美学的联袂管控之中，城市空间和“他者”的不定性被否定，烦人的“差异性”被摈除。这里面的潜在危机是iPod使用者丧失了真正“认知”他者的能力和习惯。他们杜绝外来的声响，自足于各自的听觉“气泡”里。
在尼日利亚，和在大多数发展中世界国家一样，广播一开始是公共而不是私人现象。收音机不仅仅是放置在家庭内部，在家庭中的社会场所中创造出一个听众群体。而是由国家所有，以社区收听中心为基地或由喇叭向大街小巷和城市露天空间广播。这里的广播，无论作为其本身或是作为制度化实践，都与殖民统治的需要紧密相连。然而，这种需要所导致的一系列决定和调适措施还没有得到完全理解。它们产生出一些现实事物——天线、电线、信号接收器和喇叭——所有这些都有其自身的物质力量，并在其物理局限的基础上产生出其存在的经验状态，这有时全然超出了英国技术官僚的想象
〇图为台湾另类摇滚乐团deca joins「鸟与倒影」巡回演出现场。[图源：blow.streetvo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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