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航空一架空客A310，当天机上共有14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起飞后大约十六分钟，就在飞机即将开始下降准备抵达阿布贾的时候，机舱后排忽然传出喊声。领队的男人叫理查德·奥贡德鲁，19岁，刚刚中学毕业，本来打算去加拿大读大学。他站在过道里，手里举着一把枪，用英语喊道："女士们先生们，这架飞机已经被民主促进运动（MAD）接管。请保持冷静，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没有人知道那把枪是假的。那是一把儿童玩具，外壳漆成了金属色，在机舱灯光下看起来足够真实。四个人身上带着汽油，趁乱把燃料洒向座位、地板、包括自己身上的衣服。
绑架者打开了带上飞机的传单，一张一张分发给惊慌失措的乘客。传单上写着：军政府撕毁了1993年6月12日的选举结果。那场选举，有超过八百万尼日利亚人投下选票，胜选者是社民党候选人MKO Abiola——但军方以"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废票，随即让时任国防部长阿巴查接管大权。
机上乘客的身份也不寻常。时任中国高级官员正在非洲进行访问，恰好搭乘了这趟航班；同机还有三名尼日利亚临时政府成员，包括前石油部长朱布里尔·阿米努。显然有机组人员当做内应，劫机者摸清了乘客名单，知道机上有政界要人，这种劫机事件必定能引发国际关注。
飞机改向，目的地被宣布为法兰克福。但燃油不够。机长和劫机者在驾驶舱外谈判，计算续航，最后得出同一个结论：飞不到德国。可以尝试加纳的科托卡机场，可是还是太远。最终，飞机降落在尼日尔共和国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也就是今年初被袭击的那个机场）
降落后第一件事，是劫机者向全体乘客宣读了他们的诉求：军政府立即辞职，将总统职位移交给选举中胜选的阿比奥拉。否则，他们将在七十二小时内点燃整架飞机。
尼日利亚军队随后赶到，包围了停在跑道上的A310，切断燃油补给，拒绝允许飞机再次起飞。谈判开始了，但没有政府代表真的走进飞机里。二十四名谈判代表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通过电台与劫机者沟通，要求对方出来。不出所料，劫机者拒绝了。
就是在这样的僵持里，谈判进行约两小时后，劫机者释放了包括中国官员在内的129名乘客。在英文资料中，他被以"Vice President of China"的身份单独点名，是获释人员中身份最高的外国官员。剩下的十四人以机组成员和尼日利亚政府官员为主继续被扣押在机上，作为谈判筹码。
七十二小时的最后期限在28日零时。 尼日尔共和国宪兵认为不能再等，于午夜突袭了飞机。子弹在机舱里乱飞，奥贡德鲁中弹，伤势不危及生命。但飞机上的一名乘务员埃泽尔伯特·尼万泽·伊格维没能活下来。他是这场劫持事件中唯一的死亡者，不是死于劫机者之手，而是死于救援行动的流弹。
四名劫机者被当场逮捕。他们在尼日尔的监狱里度过了此后九年零四个月的时光。 由于飞机降落在尼日尔共和国境内，劫机行为发生在尼日尔的领土管辖范围之内，尼日利亚无权直接引渡。两国之间也未能就此迅速达成移交协议。于是四人就地接受尼日尔司法程序的审判，以劫机罪被定罪收监。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的反应相当尴尬。民主运动阵营内部，有人将四个青年奉为英雄，称他们用血气做了体制内人士不敢做的事。但也有许多尼日利亚民主活动人士站出来批评，包括阿比奥拉本人，那个被他们试图扶上位的当事人都公开指责此举不负责任。毕竟一名无辜者为此付出了生命。劫机者的行动影响始终负面，离他们希望达成的效果大相径庭。
电影《1993劫机》把这段历史搬上了Netflix，改动了角色的名字，重写了部分情节，并且给四个年轻人配置了比现实更丰富的内心戏。真实的奥贡德鲁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他至今无悔。父亲则说，"理查德从来不是个暴力的孩子"，并补充了一句让人咀嚼良久的话：一个好孩子，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1993年的尼日利亚，正处于建国以来最撕裂的时刻之一。 从1983年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算起，这个国家已经在军靴下生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993年那次选举，是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投票，八百万张选票的分量说作废就作废。不仅仅是废掉了一个选举结果，它废掉的是整整十年里尼日利亚人对合法选举总统的最后期待。
四个十几岁到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带着一把玩具枪、几桶汽油和一叠传单，选择把这种绝望变成一次极端的表达。他们刻意挑选了一架载着权贵的飞机。他们知道自己大概率不会成功。奥贡德鲁在飞机上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夺权，而是让国际社会看见。"我们需要让世界听到，阿比奥拉的选举授权必须得到尊重。"
很难用普通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去定义，尽管劫机无论动机如何都属于重罪。当所有合法渠道被关闭，当选票本身被军靴踩碎，还有什么手段是"合法"的？这个问题存在非洲每一个长期存在权利与民意断裂的国家。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当被问及是否后悔，一名劫机者说，他无法后悔一件他认为正确的事。这不是在为暴力辩护，而是在描述一种被逼至绝境时的人性真实。真实的尼日利亚人告诉我们，这部电影的意义，在于它"挑战我们去审视历史，问自己：我们走了多远？"
尼日利亚的故事，不是只有暴力与混乱的故事。它是一个拥有两亿多人口，极度年轻的社会，在资源诅咒、殖民遗产、族群裂痕与威权传统之间艰难寻路的故事。电影把它拍出来，是因为今天的尼日利亚人，依然在问同一个问题。
根据事后公开的记录，中国官员是此次获释乘客中身份最高的外国官员。当时的媒体和国际环境简约了这个细节，已经被尼日利亚的史料和国际报道永久地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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