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婷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摘要
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礼仪性赠予”向“身份标价”的异化过程。本研究基于Z村（及邻近的部分村落）开展的实地调研，通过对不同代际村民的深度访谈，发现该地区彩礼金额虽维持在“基本合理”区间（5-10万元），但彩礼的性质已发生深刻变化：父辈将彩礼视为“面子竞争”的社交货币，子辈则将彩礼视为可商讨的婚姻前置条件。研究进一步揭示，彩礼问题的实质并非单纯的金额高低，而是乡土社会结构变迁中代际观念断层的外显。推动文明乡风建设，需要搭建代际对话平台、重塑彩礼仪式价值、激活新乡贤力量，引导传统婚俗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彩礼习俗；代际冲突；观念变迁；乡风文明；农村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再次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提升至移免易俗核心任务高度，强调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如何有效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乱象仍在蔓延，这种彩礼攀比风气不仅加剧了婚姻的经济负担，使情感基础被物质因素取代，还严重侵蚀了乡风文明建设成果，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大阻碍。
既有研究表明，农村彩礼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多重悖论：经济水平提升与越发结不起婚的悖论、社会保障完善与代际风险转嫁的悖论、传统礼俗传承与现代价值失序的悖论。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彩礼金额的宏观统计和区域性比较，对彩礼背后代际观念差异的微观考察相对不足。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婚姻压力与代际责任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彩礼变动的复杂图景。
基于此，本研究以Z村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不同代际村民的深度访谈，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彩礼金额相对“正常”的村庄，代际之间对彩礼的认知存在怎样的差异？这种差异如何折射出乡土社会的深层变迁？推动婚俗文明建设应如何回应这种代际张力？
二、研究设计与调查对象概况
（一）调查地点
本次调研于Z村开展。Z村地处丘陵浅山地带，城区中心约10公里，是典型的聚落式村庄，村内建筑密集，巷道纵横，村民以孙姓为主，宗族观念浓厚。受城市化辐射影响，该村人口流动性较强，呈现“半熟人社会”特征。
（二）调查方法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结合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9份。访谈对象涵盖不同年龄、职业、教育背景的村民，以最大程度捕捉代际观念的多样性。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3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案例信息如下：
案例1：老孙，传统父辈的代表
[性别：男；年龄：57岁；学历：大专；职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居住地：地级市]
案例2：孙婶，乡土女性的代表
[性别：女；年龄：62岁；学历：小学及以下；职业：务农；居住地：农村]
案例3：小孙，新生代女性的代表
[性别：女；年龄：22岁；学历：本科；职业：在校学生；居住地：地级市]
三、研究发现
（一）表象的“正常”与深层的“异化”：Z村彩礼习俗的基本特征
Z村的彩礼数据呈现出一种温和的“正态分布”：在金额范围上，大部分受访者（46-59岁的中年群体）认为当地彩礼通常在“5-10万元”之间；在变化趋势上，多数人认为与五年前相比，彩礼金额“基本稳定，变化不大”或“小幅上涨”；在合理性评价上，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彩礼金额“基本合理”。
这组数据初看令人宽慰，似乎这里并未被“天价彩礼”的阴云所笼罩。然而，当研究追问“为什么要有彩礼”以及“彩礼金额偏高的原因”时，答案的指向性耐人寻味。老孙和孙婶等父辈受访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家庭攀比，讲面子，怕被瞧不起”和“将彩礼视为衡量男方诚意和女儿身价的标志”作为彩礼偏高的主要原因。这一选择揭示了彩礼性质的深层异化：当下的彩礼已经从一种祝福新人、联结两家的“礼物”，异化为了在熟人社会中进行攀比和彰显地位的“社交货币”。谁家女儿彩礼收得高，说明女儿“身价高”、有“面子”；谁家儿子彩礼给得足，说明家里“有实力”、够“诚意”。在这个过程中，婚姻的神圣性和情感基础被剥离，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身价标价”和“面子竞争”。
这种异化在“面子”文化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剧。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面子”文化影响下的盲目跟风、代际责任观念的异化、彩礼归属女方的习俗以及受教育理念差异等认知逻辑共同促成了彩礼的形成。当彩礼变成一种身份标签和竞争工具时，“合理性”就变得相对了——只要大家都这么干，都在这个价位上，它就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是建立在乡土社会强大的“面子”压力和“从众”心理之上的，是一种被裹挟的“合理性”。
（二）代际观念的断层：对彩礼认知的三种叙事
将问卷按受访者年龄、职业进行分层解读后，三个由观念断层构成的“世界”逐渐清晰。
1. 老孙的叙事：彩礼作为不可缺失的“礼节”
57岁的老孙在市区工作，但根还在村里。他的答案稳健而传统：在择偶观上，他认为“人品 > 能力 > 性格观念”；在彩礼观上，他强调“男方必须要给女方‘彩礼’，数额多少无所谓”。这句看似豁达的话，深层含义是“彩礼作为礼节，不可或缺”——它是一种态度的证明。
在彩礼的支付与去向上，老孙认为应由男方父母支付为主，且“完全或绝大部分由女方父母支配”。这是典型的传统观念，彩礼是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和“感谢”。在负债问题上，他表示自己因子女结婚负债的情况“比较少”，债务通常由“父母与子女共同偿还”。这反映出他们这代人的责任感——子女结婚是父母的任务，但子女也应分担。
老孙的回答代表了村里50岁左右、有稳定收入、半城市化生活的父辈形象。他们手里有余钱，观念里守旧规，愿意为子女的婚姻出钱出力，但同时也期望彩礼能遵循一套代代相传的规矩：男方出钱表诚意，女方收钱表同意，钱是给小两口新家庭的启动资金，更是两个家庭结盟的仪式。
2. 孙婶的叙事：彩礼作为“人情账”的焦虑
62岁的孙婶的回答更贴近那些一生都未远离土地的村民。在择偶观上，她与老孙惊人一致地选择“人品 > 能力 > 性格观念”。在购房观上，她选择“村内建房”——对于孙婶这代人，村里的房子才是根，儿子结婚能在村里盖栋新楼，就是最大的体面。在彩礼观上，她也强调“男方必须要给女方‘彩礼’，数额多少无所谓”，但这里的“必须”更多了一份对乡规民约的畏惧。
当问到“孩子年龄大了没有结婚，您是否有压力”时，她选择了“压力很大”。这声沉重的回答，道出了农村父母最朴素也最焦虑的期盼。在宗族关系上，她与亲戚“交往密切，重视并主动维护亲缘关系”，这构成了她社会支持网络的基石。
孙婶的世界是血缘和地缘编织的紧密网络。对她而言，彩礼不是一笔可以计算的经济账，而是一笔关乎家族脸面、宗族评价的“人情账”。不给不行，给少了，在亲戚邻里间抬不起头。
3. 小孙的叙事：彩礼作为可商讨的“前置条件”
22岁的小孙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寒假回家过年。她的回答与父辈形成鲜明对比。在择偶观上，她选择“人品 > 性格观念 > 能力”，虽然核心仍是“人品”，但“性格观念”的重要性超越了单纯的“能力”，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契合。
在婚育观上，她明确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经阶段，理想子女数量是“0个”，对“养儿防老”“非常不认同”。这在老孙和孙婶看来，几乎是离经叛道。在彩礼观上，虽然也认可当地彩礼在“5万元以下”，但她对彩礼的看法是“只要双方感情好，有无‘彩礼’无所谓”，并且认为彩礼应“完全或绝大部分由新婚夫妻支配”。
在代际交往上，她与亲戚的交往状态是“有人少量交往，仅针对特定亲戚或事务”，理由则是“与亲戚共同话题少，交往乏味”和“工作/学习繁忙，时间有限”。社交媒体并未拉近她与亲戚的距离，而是“没什么明显变化”。
小孙代表着那些通过教育走出乡村、被现代都市文化和网络观念深刻塑造的“Z世代”农村青年。她们对传统的婚恋叙事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和疏离。在她看来，彩礼更像是一个可以商讨的“前置条件”，甚至是过时的“封建残余”，其存在与否、数额大小，远不如两人的感情和未来的生活质量重要。
（三）观念冲突的深层逻辑
将三个代际的叙事并置分析，可以揭示彩礼观念冲突背后的三重深层逻辑。
第一，对婚姻本质的理解不同。对孙婶而言，结婚是人生任务，是家族延续，是“必经阶段”。对小孙而言，婚姻是一种选择，是个人幸福的可能路径，而非必然。这一差异源于两代人生活经历的根本不同：父辈生活在集体主义和家族本位的时代，子辈则在个体主义和自我实现的话语中成长。
第二，对彩礼目的的认知不同。父辈将彩礼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责任”和“补偿”，是两家人之间的经济流动。因此，彩礼由男方父母支付为主，去向是女方父母支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新一代眼中，婚姻是两个人组建新家庭，彩礼和陪嫁都应是新家庭的“启动资金”。小孙选择的“完全或绝大部分由新婚夫妻支配”才是她心中的理想模式。这种认知差异根植于家庭结构的变迁：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型，正在重塑代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边界。
第三，对“压力”来源的感受不同。父辈的“压力”来自于孩子未婚带来的舆论压力（孙婶选“压力很大”），这是一种社会性压力。而子辈的“焦虑”则更多源于自我实现与婚恋期待之间的冲突（小孙选“偶尔”因婚恋问题焦虑），这是一种个体性焦虑。这一差异折射出农村社会从“他人导向”向“内在导向”的缓慢转型。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Z村不同代际村民的深度访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Z村的彩礼金额虽维持在“基本合理”区间（5-10万元），但彩礼的性质已发生深刻异化——从传统的“礼仪性赠予”转变为乡土社会中进行攀比和彰显地位的“社交货币”。这种异化源于“面子”文化影响下的盲目跟风和代际责任观念的扭曲。
第二，代际之间对彩礼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父辈将彩礼视为不可缺失的“礼节”和关乎脸面的“人情账”，子辈则将彩礼视为可商讨的婚姻“前置条件”。这种认知差异根植于两代人在婚姻本质理解、彩礼目的认知、压力来源感受三个维度上的根本分歧。
第三，彩礼问题的实质并非单纯的金额高低，而是乡土社会结构变迁中代际观念断层的外显。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型、从“他人导向”向“内在导向”的转变、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过渡，共同塑造了代际之间对彩礼认知的深刻鸿沟。
（二）治理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推动农村彩礼习俗的文明转型，需要采取以下治理策略：
一是搭建代际对话平台，化解认知鸿沟。村委会或妇联可以定期组织“家庭圆桌会”，邀请不同代际的村民围绕“彩礼的意义”“婚姻的准备”“幸福的定义”等话题进行平等交流。让父辈听到子女对独立和情感的渴望，也让子女理解父辈对传统和面子的顾虑。
二是重塑彩礼仪式价值，剥离“面子”负担。通过村规民约或红白理事会引导，提倡彩礼作为新家庭的共同基金，由小两口共同管理和使用。这既能减少“卖女儿”的嫌疑，也能增强子女的家庭责任感，避免父母因彩礼背负沉重债务。
三是激活新乡贤力量，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像老孙这样有见识、有稳定收入的“半城市化”群体，是连接城乡、沟通代际的桥梁。可以鼓励他们在家族和村社中发声，倡导理性、健康的婚恋观，形成道德约束共同体。
短期来看，应着力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通过完善托幼、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体系，切实降低农村家庭对婚姻关系的代偿性焦虑。长期来看，治理高额彩礼的关键在于推进共同富裕，通过改善经济条件和社会认知来推动婚姻市场的理性化。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单一村庄的小样本访谈，结论的推广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开展多区域比较研究，深入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地区的彩礼变迁规律。此外，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和数字生活正在渗透进农村婚恋观念的形成过程，这一领域的代际差异和影响机制值得进一步关注。
参考文献
[1] 石智雷、冯一桃.创新治理范式 破解农村高额彩礼难题[N].中国妇女报,2025-03-19(理论版).
[2] “天价彩礼”形成的认知逻辑及治理策略——基于鲁西南Y村的调查[J].老区建设,2024(08).
[3]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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