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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听音乐时，很容易将其视为特定文化、地域或民族的产物——印度音乐有印度的味道，中东音乐有中东的色彩。但在流媒体让全球听歌变得零时差的当下，不同音乐间的相互渗透似乎成了新鲜事。问题是：这种互动真的是现代产物吗？音乐在人类文明最初萌芽的时刻，究竟是各自孤立生长，还是从一开始就彼此缠绕？
《早期文明中心的音乐特征和相互作用》试图回应这些问题。它所考察的时段，远早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丝绸之路”——那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爱琴海和印度河流域之间，已存在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交流通道。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揭示出一个现象：相隔千里的文明，它们的音阶构成、乐器形制、律制理论，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跨文化”音乐图景的远古版本？
本次推送为该核心论述的第一篇，聚焦音乐的“源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地中海-爱琴海与印度河流域。
走向全球音乐史：人类音乐进程中的跨文化交汇、融合与转型
[美] 马克·海吉勒 著
毕明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试图考察几千年历史语境中的音乐文化轨迹。作者将音乐文化置于人类历史上三次重要的跨文化融汇过程中加以观照。这三次跨文化融汇，以催生亚非欧旧大陆首次双向全球贸易与旅行网络的丝绸之路文明为起点，接着是安达卢斯文明经由伊比利亚半岛对欧洲产生深远影响，第三次即出现在美洲新大陆的欧洲、非洲及美洲原住民音乐的融合与嬗变。最终，本书聚焦数字技术下的即时交互时代所导致的音乐形态与风格的全面革新，重新叩问音乐的文化间性与跨文化性这一本质。
作者简介
马克·海吉勒
Mark Hijleh
曾任纽约国王学院教务长兼音乐教授，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学院教务长、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兼音乐教授。拥有30 余年的教育与学术生涯，其研究成果发表在《大学音乐学刊》《世界音乐分析学报》《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等一流刊物中，曾学习尺八与黑人音乐。
译者简介
毕明辉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名师，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原系主任，科研处处长。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博士，师从钟子林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师从朱立元教授。多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在国内外多所院校担任客座教授，主讲“20 世纪西方音乐”“西方音乐欣赏”“音乐与数学”“听觉文化与世界文明”等课程。研究领域涉及西方/ 世界/ 全球音乐史、跨文化音乐研究、音乐跨学科研究等。代表著/ 译作有《20 世纪西方音乐中的中国因素》《音乐鉴赏》《音乐三千年》《中国音乐与国家形象》《中国电影音乐》等。
早期文明中心的音乐特征和相互作用
（源头：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地中海-爱琴海和印度河流域 ）
*本文节选自《走向全球音乐史》第一部分第一章
文 | 马克·海吉勒
关于所知不同文明中最早期音乐的情况，另有其他一些深入的研究。例如，利塞·曼尼彻（Lise Manniche）对古埃及音乐的阐释（1991）、弗朗西斯·加尔平（Francis Galpin）对美索不达米亚音乐的研究（1937）、乔万尼·科莫蒂（Giovanni Comotti）对希腊和罗马音乐的论述（1979）。相关细节，恕不重复。本书想要强调的是，这些成果所提供的证据恰恰揭示了在古代世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爱琴海地区的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大量相同的音乐元素（有可能与同一时期的印度河流域文化存在联系）。这些相同的元素包括音阶构成、基于纯律或五度相生律（3∶2）而确立起来的弦乐定弦和笛类乐器管长比例的理论，它们在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希腊人的文献中以及埃及人的图像中，均留下一定记载。库尔特·萨克斯的研究（Curt Sachs 1943: 63-100）以及彼得·弗莱彻的新近成果（Fletcher 2001: 77-88, 118-124），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韦斯特的研究（West 1994）细致地爬梳了巴比伦里拉琴的律制问题，认为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 1800 年，很可能更早至公元前 2200 年，当时所使用的音阶就已是按照 3∶2 的关系而订立的七声音阶即自然音阶，这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毕达哥拉斯五度相生律完全相同。而马塞尔·杜切内斯-吉列明（Marcelle Duchesne-Guillemin）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将这些成果与希腊音乐加以联系（1967; 1984: 84-85）。
上述成果中，还有一部分是以比较方法来处理乐谱研究的，然而，其中不免存在某些主观臆断之处。例如，韦斯特（West 1994: 177）根据极其有限的史料而试图重建远古时期的节奏。他借用的是一首胡里安人赞美诗（约前 1250—前 1200），旋律使用了七个自然音，音阶排列法就是今天的“多利亚”（Dorian）调式。此外，杜切内斯-吉列明也详细罗列了乌加里特人（Ugarit）、犹太人和锡罗-迦勒底人（Syro-Chaldean）的乐谱抄本（1984: 29-32），用来证明三种音乐之间的相关性。
比较美索不达米亚音乐文献的研究发现，出土实物（如御制乌尔琴，前 2600—前 2400）与文献记载（如埃及墓穴和古希腊语中的图形和文字）都证明了相同时间跨度内，各种文化所持音乐观念的一致性，而从乐器学的维度来看，这一性质更为突出（Manniche 1991; Comotti 1979: 5）。
御制乌尔琴家族竖琴局部，©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史料中占核心地位的竖琴、里拉琴、长笛，间或还有簧管乐器，均清晰地表现出数学-乐音音高比率的物理特征，既说明这些乐器在音乐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它们极早便与人声音乐并行发展的事实。这些乐器的形制构思极有可能引导音乐家趋向于相似的音高和音色基础，并在此之上构建起完整的音乐体系。本章所涉及的这些乐器，一旦进入跨文化语境并与其他同类乐器相遇，便会发展出一套富于表现力的微分音和微音色来彼此适应。 正如韦斯特所总结的那样，“每当探索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500 年间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地区乐器的发展和传播时，我们便似乎很自然地认为该地区必定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连续体。这里的音乐尽管因地方差异而风格不同，且在音乐表演中充满个性差异，但却并无本质的矛盾”（1994: 179）。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基本相似性也成为独立文化体内部诸多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基础。
对于早期音乐的节奏特点，我们知之甚少。曼尼彻（1991）借用汉斯·希克曼（Hans Hickman）的“领衔挥手理论”（以挥手方式记拍者，chironomist）——一种类似指挥家或乐团首席的工作，通常由一位不参与乐器演奏的歌者承担——就像埃及音乐图像所显示的那样，领衔挥手者通过手的位置来表示音高结构、节奏组合或节拍信息，或三者同时兼顾。罕有留存至今的相关文献能为我们提供音乐节奏与诗歌韵律二者间复杂联系的证据（Comotti 1979: 12），从而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公元前 800 年后的古希腊节奏。只是，这里带出一个问题：即便我们有理由假设，语言在任何语境下都会对节奏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很多事实也证明现存歌唱的节奏与书面文字的节奏的确保持一致，但是，人类音乐文化中的人声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
人类的旅行和贸易交换是音乐跨文化共享的关键条件，正是借此条件，人类才有可能体验到不同语言韵律的抑扬顿挫。至于说围绕节奏而产生的一切想象，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音乐和希伯来文献中所描述的音乐，其想象的基础都源自这样一个问题：音乐的情绪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的？为什么有的音乐令人沉思安静，有的音乐令人激动不安？凡此种种，留存至今的各种音乐图像和文字记载（宗教崇拜、日常庆典、舞蹈节庆、炫技表演等）都在向我们传递着当时的历史信息。
双耳希腊弹拨乐器局部（右），开放资源，转载自Curry 1880: 291
据可靠证据，同样处于这一广阔的历史阶段——公元前 2500 年以来，位于尼罗河-印度河走廊东部边缘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地区（Mohenjo-Daro），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业已获得高度发展（Bauer 2007: 104-109）。该地区与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有着极其频繁而深广的陆路和海路贸易往来（Kishore & Ganpati 2003: 6）。尽管这一早期文明中的音乐资料不像新月地带那样丰富清晰，但普利姆·基肖尔（Prem Kishore）和阿努拉达·甘帕蒂（2003: 10）指出，后来的《梨俱吠陀》（约前 1500—前 500）一书中存在着对当时这一地区的宗教音乐的隐晦映射。雷斯·弗洛拉（Reis Flora）更指出：“我们有理由推测，《乐舞论》（Natyasastra）所明确提及的上述四种乐器，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时代起，便已在肥沃的印度河流域使用了两千多年。”（2000: 319）弗洛拉按其在文化中的显著程度排序，将这四类乐器确定为弦鸣乐器、膜鸣乐器、体鸣乐器和气鸣乐器，并指出，在相关地区的城市遗址中还发现其他响器和各种小型陶笛（2000: 319-322）。同一时期，被埃及人赋予神性的西斯特鲁姆铃（即手铃，sistrum）和其他响器一道，共同成为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器（Manniche 1991: 62-63）。
所有史料都说明音乐对宗教具有非凡意义。历时漫长而记载丰富的历史文献表明，含米特人、闪米特人和高加索人之间的交流成为早期跨文化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之一，贯穿于这一文化通道的音乐文化史迹也传递了早期跨文化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尽管关于《圣经·旧约》是否可以作为一部历史文献并具有史学价值，长期存在激烈争议，但是，音乐自希伯来文化发端之初就享有重要地位是不言自明的。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第一位被史学界公认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就是活动时期约在公元前 853 年的亚哈王（King Ahab，《列王纪》1: 17，《历代志》2: 18，亚述王朝沙勒曼尼塞尔三世［Assyrian Shalmaneser Ⅲ］库尔赫［Kurkh］巨石铭文）。关于亚哈王的记载录于《圣经·旧约》所罗门王事迹之后——所罗门的著名父王大卫是出色的音乐家，以善弹里拉琴而闻名遐迩（《撒母耳记·上》16: 15-23）。
只是，传统观点认为，更早的希伯来人族长亚伯拉罕的出生日期是公元前 2100 年左右，而苏珊·鲍尔（Susan Bauer 2007: 127）等历史学家认为，记载这一时间信息和其他远古历史事迹的马所拉文本（Masoretic），具有历史价值，甚至具备编年史意义。而且，亚伯拉罕（亚伯兰，Abram’s）的故乡正是今天的乌尔（Ur）地区，这里正属上述苏美尔人的活动范围。
此外，我们无法确定第一位音乐人物的生卒年代，他的生平行迹被记录在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中。这位名为犹八（Jubal）的闪族人，是拉麦（Lamech）和亚达（Adah）的儿子，血缘隶属于该隐家族，系《圣经》第一代人亚当和夏娃的第七代后裔。《圣经》对此记载非常简单，称犹八是“所有里拉琴和笛子演奏者之父”（《创世记》4: 21）。根据书中所提供的族谱记录，他所处的时间远在亚伯拉罕之前（必然早于公元前 2100 年）。遗憾的是，除了以上的简单文字外，我们对犹八其人其乐一无所知。不过，耐人寻味的是，犹八尤为擅长器乐而非声乐，根据前文已述的乐器学研究成果，里拉琴和笛子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如本章开篇引文所描绘的那样，《圣经·旧约》有关宗教崇拜的音乐记载——如《历代志·上》25: 1-7，传统观点认为其所涉时段可追溯到公元前 1000 年——以突出的笔墨同时描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崇拜。这些文化群体的地理相邻性，以及《圣经·旧约》中大量有关希伯来人与相邻的闪米特人（包括埃及人）相互影响的文字，向我们传递出一种跨异质文化交流、文化间互为相授的强烈意味。弗莱彻对犹太圣号（shofar）、佛教海螺号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库杜号（kudu horn），进行了一项有趣的比较研究，考察同类号角乐器在宗教活动中各自承担怎样的信号传输作用。他还指出，根据上述《圣经》文字所提及的资料，利未（Levite）部落成员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音乐家，就发生在尼罗河—印度河走廊沿线各地（2001: 135）。萨克斯（Sachs）从巴比伦时代的犹太法典中找到证据，进一步证明犹太人音乐才能之高和文化水平之精，这位学者甚至苦心孤诣地考证出当时犹太人的旋律结构细节（1943: 61, 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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