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颖 | 媒体的政治性结构及其制度变迁——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范式重构

引言：走入数智时代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影响了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平台化、算法化与智能化的媒介环境，重塑了政治信息流通的方式和公共舆论存在的生态，进而对政治传播、公共协商与民主治理提出重大挑战。政治传播领域的变化是人类身处现代性自反的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缩影。进入新世纪以来，诸多曾被视为圭臬的经典理论范式陷入解释力危机。在这一背景之下，如何重新理解媒介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并探究其历史演变可能性，成为学界必须直面的重要论题。2004年，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与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以下简称“哈林-曼奇尼”）的专著《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以下简称《比较媒介体制》）出版。该研究建构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国家角色四大指标，归纳了欧洲与北美18个西方国家的媒介与政治关系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该研究被评价为继《传媒的四种理论》之后最重要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宏观理论，成为我们后续思考媒介与政治关系不可绕行的理论基点。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一诞生于前数智时代的理论逐渐显露出历史局限。其中，最为显性的冲击是，该理论以报刊、广电等正在衰退的传统媒介形态作为经验基础，实难有效解释平台化、算法化与治理全球化的信息生态环境。有学者尖锐批评，这一理论看起来像被“冻结在了二十世纪中叶”，因为它无视了“房间里800磅重的大猩猩”，即新兴信息、电子传播技术的踪影。围绕这一困境，学界展开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论争。一方面，批评者强调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严重低估了数字媒介的颠覆性，主张在原有框架中更新比较指标，或建构新的比较维度，甚至提出以“数字传播体制”取代“媒介体制”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面对挑战，哈林-曼奇尼坚持捍卫原有范式，强调媒介体制作为“稳定模式”的解释力，主张必须将新兴媒介技术置于制度与政治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

在理论史上，关于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大体形成了两种论争解释：一是强调媒介逻辑具有独立解释力的“媒介自主性”解释；二是将媒介视为嵌入政治制度与历史语境之中的“制度嵌入性”解释。这两类解释路径还可分别追溯至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的学术传统。当前围绕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主要争议，正是上述两种解释路径之间张力的体现。哈林-曼奇尼的挑战者沿袭媒介自主性解释，强调媒介体制这一概念的“媒介”一边，认为必须顺应媒介技术的巨变重新界定媒介体制；而哈林、曼奇尼则沿袭制度嵌入性的理论资源，强调媒介体制这一概念的“体制”一边，认为媒介技术变迁对体制的挑战必然受到体制的前提性制约。由此可见，围绕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近二十年的理论争议，恰恰源于媒介体制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它试图整合媒介与体制这两个二分概念，却反而因此模糊了后者对于前者存在的根本影响。

为了使理论焦点更加明确，本文提出“媒体的政治性结构”作为对原初概念内核的再提炼。该概念界定媒体存在的政治前提，强调媒体角色并非技术逻辑的自然产物，而是植根于特定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与历史传统所构成的宏观结构之中。其理论内涵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在理论继承意义上，它延续了比较媒介体制的原初目标，即“确认政治与大众媒介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关联”。但与原概念不同的是，它明确其作为分析基点的体制性逻辑，着力规避媒介体制这一原初概念因模糊性导致的概念歧义。其二，在理论区分意义上，这一理论视角与当下强调媒体的技术本身的分析视角相区别：它警惕“作为物的媒介”或“作为本体的媒介”等媒介自主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强调基于“政治性结构”的这一前提理解媒介。就此而言，该理论能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科中过热的“回归媒介”的学科氛围提供不可或缺的批判视角。其三，在理论创新意义上，它试图在数智时代重新搭建媒介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因而具备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一种共时性的空间研究，推向历时性的时间研究的理论潜力，从而为解释数智时代的媒介体制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起点。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理论争议与更新，重点回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哈林-曼奇尼所提出的媒介体制的比较分析维度，是否仍具备解释效度？其二，该理论如何通过对自身预设与方法论的反思性调整，有效回应时代变革，进而形成对媒介体制变迁的强解释力？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并非否定原初理论，而是力图挖掘其在理论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理论内核，并推动其在数智时代的历史化重构。

一、数智时代媒介体制比较维度的历史化重构

哈林-曼奇尼曾指出：“我们用来比较媒介体制的四个维度可能比我们的三种理想类型更适合‘旅行’。”这种旅行不仅是跨国的空间之旅，数智时代的媒介演进已将这场旅行带入一场具有历史感的时间之旅。哈林-曼奇尼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提出四个颇具原创性的比较维度，数智时代的大部分争议围绕此展开。尽管作者强调四个维度的不可减性（irreducibility），但为便于结构化分析，本文仍从数智化挑战出发，把争议凝练为四个核心追问：在数智时代，如何衡量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如何更新？新闻职业规范是否被重塑？国家角色有何突破？本文遵循审慎解释原则，在原著本意与作者回应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逐一辨析并给出解释。

（一）媒介市场政治关联度的数智化迁移

媒介市场结构关注媒介市场的发展，尤其通过报纸的发行量、性质、受众（如性别差异）等因素比较各国的媒介市场结构。随着全球印刷业衰落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平行位移”，学界提出两类质疑：是否应放弃“报刊中心”转向数字媒介的整体市场度量？是否应在受众指标上引入年龄、教育与媒介接触强度等新指标？

对此，哈林-曼奇尼仍坚持以报纸作为基准，这是因为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关注的并非媒介本身，而是“媒介与政治的系统性关联”。换言之，关键不在媒介类型的新旧，而在其能否反映政治结构。报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阅读门槛能区分横向（从精英到精英）与纵向（从精英到公众）传播结构。如果一个国家报纸读者主要是精英群体，电视受众主要是普通民众，则政治信息主要在精英圈层内部流动，呈现横向传播结构；反之，若报纸读者占全民比例高，则意味着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具备较强的纵向传播能力。因此，挪威与希腊报纸发行量的巨大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国纵向政治传播能力及民主参与结构的差异。这一差异在跨国比较中极具辨识度，并在西方之外同样成立：除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外，大多数国家的报纸发行量都低于《比较媒介体制》中民主化程度最低的南欧国家，显示这一理论预设具有跨情境的稳健性。同理，之所以关注受众性别差异，亦是因为其可间接测量政治平等：男女阅读差距小的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多属于民主法团主义体制，而差距大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则更接近极化多元主义。理解这一逻辑，才能理解即便在数智时代，也不能直接用数字媒介替代报纸。当前的数智媒介主要基于互联网  及其智能化衍生形态，包括以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与平台化新闻分发系统等。这类媒介深入民众日常生活，但正因为其高度普及而具备可类比于电视的公众性质，反而削弱了它在区分“横向-纵向”传播结构时的测量价值。同理，年龄、教育等受众变量也未显示出在比较不同国家政治结构方面更强的区分度。因此，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选择能稳定映射政治关联的指标，而非媒介技术载体的新旧。在确认这一内核前提下，理论更新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是寻找报纸纵向传播功能在数字环境中的等价物，如数字报订阅率、深度时政内容的到达率与完读率、实名或付费参与度等；二是观察性别差异的数字迁移，如在高门槛场景（付费、实名、长读）中两性差距是否缩小，以继续作为政治平等的间接指标。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更替为“比较媒介研究”，而应确保对媒介市场结构的分析，始终不脱离政治关联度的考量。

（二）“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政治平行性”指“媒介与政党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更广泛地看，就是媒介体制反映社会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早期主要测量报刊的党派性，其最高形式是媒体的政党平行性。随着西方国家报刊与政党的组织纽带逐渐削弱，这一概念扩展为反映媒介与“社会一般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进入数智时代后，在西方语境中，“媒体-政党”甚至“媒体-政治”的直接对应关系进一步削弱。社交平台并不直接生产内容，而是依赖用户生成内容与算法推荐机制进行分发。因此，平台上的政治表达反映的是用户的政治倾向，而非平台自身的政治属性。数字环境中的政治平行性因而更多反映平台用户与社会整体政治倾向之间的平行程度，甚至可以说，平台在一定意义上折射了“社会”本身。这对原初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原著提出的四类指标（媒体内容、组织联系、新闻从业者政治倾向、受众党派性）在数字环境中几乎失效，仅有“受众党派性”仍具一定解释力。然而，即便如此，用户端亦呈现党派性表达持续弱化与语境化程度加深的趋势。传统党派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已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性别、环境、移民、脱欧等议题的内容（content）争议，而这些争议背后往往蕴含强烈的、具备政治指向的语境（context）争议。例如，网络上的女性主义表达，虽大多聚焦于家务分工等日常化社会分歧，但不难理解这些表达背后以权利平等的政治分歧为基本语境。可以说，政治平行性正在从测量政治-媒介关系的异质性，转向测量媒介受众（或者说“媒介用户”）的一般性（区别于明确的党派性）政治倾向。

这种一般性倾向又与政治极化同步发展。数字媒介推动信息环境碎片化、受众分众化，社交媒体的信息孤岛式架构进一步强化社会分裂。哈林-曼奇尼指出，政治正在从内部多元主义向外部多元主义转型，“政治两极分化可能会加剧”。在这一趋势下，外部多元主义中的媒体已不再是中立的公共领域中介，而直接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论争。可以说，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不仅是指标的更新，更揭示了媒介与政治关系的深刻重构，也折射出社会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变迁。

（三）新闻职业规范的责任重构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新闻职业规范强调新闻业的“自治”“职业规范”和“公共服务取向”。然而，数智技术的深度介入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外部环境与组织形态，更在认识论层面挑战了传统新闻伦理的基础。

学界普遍关注数智技术对行业的冲击。曼奇尼以“去制度化”概括这一变迁：新闻业正脱离传统层级与制度，公民借社交媒体直接进入公共表达，传统中心被开放式协作网络取代。一方面，新闻业出现“去职业化”，用户生成内容重塑新闻来源；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的职业模式兴起，算法、数据、多媒体人才成为新闻生产核心，与强调自治监督的传统记者形成职业价值观上的张力。然而，哈林-曼奇尼强调，新闻业危机并非技术本身所致，而源于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深层转型。从哲学史脉络看，新型技术能力与传统价值规范之间的张力，折射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揭示的现代性困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前者强调“如何生产”的效率与技能，后者追问“为何生产”的价值与信念。但是，诚如韦伯所提醒，价值理性已从公共领域退入私人领域，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又无法提供替代性的伦理根基。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并非数字技术的产物，而是西方事实-价值二分所导致的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历史必然走向。然而，人类对善好的追求作为一种本性从未消亡，只是需要寻求新的承载形式。

那么，新闻业所承载的价值规范将走向何方？哈林-曼奇尼指出，新闻职业规范并非单一模式，例如，波兰新闻业曾出现“政治性规范”，与自由主义体制中的“客观性或中立性专业”形成鲜明对比。在2012年主编的《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以下简称《超越》）中，他们进一步提出，不同体制可能孕育多种混合型或局部性的职业规范形式。这种政治性职业规范虽非未来唯一走向，却极具启示意义。韦伯指出，新闻工作者承载“以政治为业的命运”，而政治诉诸责任伦理，即在多元价值冲突中评估后果并承担责任，而非诉诸抽象价值。由此观之，新闻业的传统模式与政治性职业规范的分野，不仅是比较研究中空间维度的差异，更可能是现代性张力不断显现下的一种历史性走向。

（四）“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描述国家干预媒介的程度和性质，其干预类型包括所有者、管制者、资助者及新闻的“首要定义者”，最典型的干预形式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

进入数智时代，国家角色的内涵与实践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界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新焦点，有学者建议增加“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对数字媒体行为者与内容的政策”等指标，以反映国家从内容规制向基础设施治理的战略转移。二是直接管控方式的变化。跨国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和规则制定深度介入信息流通，行使了传统上属于国家的部分制度性权力。这使得以国家为中心的干预模式必须与平台权力并存。三是分析单位面临挑战，传统基于民族国家的比较单位，已难以回应平台的“超国家化”（supranationalization）体制结构。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在数智时代的退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恰恰要求国家角色进行相应的政治性升级以作回应。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不断加强数字空间的治理：澳大利亚于2021年颁布《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设立平台与新闻机构的强制议价和仲裁机制。加拿大于2022年提出《在线新闻法》（C18），2023年实施后要求平台向新闻机构支付年度补偿。英国于2023年通过《网络安全法》（Online Safety Act），要求平台对用户生成内容承担更大监管责任。中国在网络领域立法已超过160部，涵盖内容治理、数据安全、平台责任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曼奇尼指出，互联网去制度化的表象下正形成一种新的再制度化进程。国家并未离场，而是其角色内涵从台前的直接控制者，转向通过制度化方式行使政治权威的规则制定者、制度协调者与制度性基础设施提供者。这一转变在非西方语境中尤为显著。《超越》一书强调，理解当代国家角色需重视政党体制处理政治冲突与多样性的方法（这与政治平行性的新焦点内在相通），以及理性的法定权威与媒介体制的关系。当政治平行性反映出社会政治分歧的碎片化与极化时，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就体现为通过制度化方式对经由媒介与平台机制显化的社会政治分歧进行整合、疏导与规制，从而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生态中重塑政治秩序。因此，可以说，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与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

二、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变迁的范式建构

上述从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与国家角色四个维度的分析表明，数智技术并未瓦解经典的比较媒介体制框架，反而凸显并重构了其核心理论内核，媒介体制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由政治逻辑塑造的深层结构。这确证了“媒体的政治性结构”这一视角的持续解释力。该结构并非僵化的制度，而是在技术冲击下，通过四大维度的历史性重构，展现出内在体制延续与外在形式创新的辩证统一。数智技术非但未消解其政治性本质，反而促使政治性结构以高度的适应性进行重新配置，从而再次确立了政治逻辑的根本性牵引。由此，对媒体的政治性结构的思考，必然需要从相对静态的类型学转向对其动态变迁，即政治性结构在历史中如何重新实现新兴媒介技术的制度性安排的考察。为此，本文提出“结构中的媒介技术”这一中观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数智时代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从而解释制度变迁的深层历史动力与内在演化逻辑。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是媒体的政治性结构这一存在论视角在历史分析中的具体理论工具，它将静态的结构概念转化为能够解释动态变迁过程的分析框架。

（一）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比较媒介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哈林-曼奇尼指出，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正在向自由主义模式趋同。这一变迁主要由世俗化、商业化等内生力量推动，技术影响有限。他们强调“技术的影响当然不能与技术在其中被改造和实施的社会语境相分离，我们不能夸大大众传播技术的标准化作用”。

哈林与曼奇尼承认互联网与数字平台的兴起可能构成新的趋同力量。西欧和拉丁美洲、西班牙和德国等地区的比较研究表明，跨国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供给与消费的相似化趋势。然而，这种趋同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一方面，跨国媒体的影响早在卫星电视阶段已存在，互联网只是加速而非创造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趋同主要局限于跨国平台化媒体这一特定领域，即那些深度依赖谷歌、脸书、推特等平台的国家在“内容流通的方式和限制”上趋同，而未接入的平台环境则未必如此。

跨国比较研究也对全球趋同论提出有力挑战。在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瑞士、爱尔兰等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出现并行位移、持续特殊性、新特殊性乃至反向趋同等多样化变迁路径。在非西方语境中，强国家干预、本土市场规模、政治极化等因素凸显出制度的持续作用，进一步证实了政治结构的韧性。哈林与曼奇尼因此坚持其原初判断，认为“媒介体制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并且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阻止媒介体制的完全同质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结构中的媒介技术”作为一种数智时代媒介体制变迁的中观分析框架。所谓结构，沿袭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原初界定，指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制度性关系，其强调媒介体制作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的系统特性，而非孤立分析其中任何一方。曼奇尼进一步将媒介体制明确为“包括在给定的社会和政治系统（通常是国家）内组织和运作的所有大众媒体”，以及“在特定环境中的程序和文化”。这种结构主义与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形成对比，其特别强调制度在变迁中作为结构性条件，对新兴媒介技术在媒介体制中的发展方向施加约束。

（二）比较历史视野下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

在数智时代理解媒介体制变迁，需要同时处理政治性结构的持续效力与媒介技术的动态冲击之间的张力。基于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理论，并结合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相关解释，本文从两个维度对变迁模式进行划分：第一，变迁驱动力来源，可区分为外生驱动（技术作为外部冲击进入制度结构）与内生驱动（制度系统内部生成新的演化动力）；第二，与既有结构的关系，可区分为强化（既有结构吸纳并约束技术）、补位（新媒体在制度空隙中承担缺失功能），以及重构（制度内部发生形态变化）。基于上述维度，数智时代的比较媒介体制变迁概括为三种典型模式：制度延续、制度偏移与制度自生（表1）。

其一，制度延续模式，即沿着既有体制特征的路径依赖式发展。该模式强调媒介体制的稳定性，认为数字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其效应受到既有政治与媒介结构的深刻制约。在这一模式下，新媒体的发展并不会打破原有模式，而是嵌入既有结构，表现为延续性变迁，凸显的是制度的韧性。多项比较研究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例如，当美国的点击量绩效评估体系扩散至法国时，由于法国媒体内部缺乏美国式的制播分离传统，导致法国记者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同样，意大利的“在线请愿”等数字实践反而强化了其极化多元主义体制中的政治平行性特征。这些案例表明，数字化趋势并未产生新的模式，其效应由接收国的原有体制特征所规范。这种现象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解释一致，即“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式由其先前的发展所决定”。

其二，制度偏移模式，即通过填补制度空白实现的非连续性发展。该模式揭示了媒介体制在数智时代的一种重要变迁形态：非连续性的、以功能补位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当传统媒介体制在特定功能领域存在结构性缺失时，新媒体形态能够切入这些未被充分覆盖的“制度空隙”，发挥替代性或补充性作用。哈林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填补利基”（fill niches）。跨国比较研究为制度偏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在北欧民主法团主义国家与法国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对照中可见，尽管两者均具有强国家干预传统，但数智时代的媒介生态演变却呈现显著差异，北欧国家的传统媒体在数字空间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而法国则涌现出大量本地化在线媒体。这一经验差异的合理解释是，法国本地在线媒体的繁荣并非源于新媒体技术本身的强势，而是其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中传统媒体社会表达功能不足的结构适应性反应。拉丁美洲的案例同样具有代表性，由于传统媒体过度依赖政治精英，导致独立记者纷纷转向数字平台开展新闻生产。总之，制度偏移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对制度缺陷的补位，而非对原有模式的简单颠覆。

其三，制度自生模式，即制度系统的内生性重构。与前两种模式不同，制度自生模式强调体制本身的自我生成性（autopoiesis），即制度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而不断重塑内部结构。美国的媒介体制变迁为此提供了典型例证。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媒介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党派媒体的兴起、新闻专业主义的减弱、事实性共识的消退等，这些现象与比较媒介体制中对美国属于自由主义模式的论断相悖。这些新的变化与新兴媒介的影响相伴相生。有学者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的媒介体制已从“自由主义”模式转变为“两极分化的自由主义”的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中混合了一些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特征。但是，哈林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近年来美国媒介体制的变化，不是某一种媒体模型变得“混合”，而是该模式内部已经发生改变。更明确地说，基于系统的自生性，原有模式本身就具有向当前趋势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的作用在于反映这些既存倾向，而非创造了全新的制度逻辑。因此，这是媒介体制的自生，而非体制的混合。

以上三种模式共同验证了结构中的媒介技术解释框架：制度延续与制度自生均体现制度发展的连续性逻辑，但前者表现为数字技术被既有政治结构吸纳并强化制度特质，后者则是系统内生演化，数字技术仅作为外在表现。制度偏移则体现出一种非连续但仍受结构约束的补位逻辑，即新媒体通过填补传统体制的功能空白而获得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始终紧密嵌入既定的政治-媒介结构，在延续制度主线的同时可能引发局部调适，但难以突破政治性结构的整体制约框架。

（三）突破“极化多元”：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介体制变迁解释重构

比较媒介体制原初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突破普世理论的抽象思维，推动媒体与政治关系的“空间化”类型学分析框架的建构。新世纪以来，在媒介与政治的双重演化下，该研究内部推动了这一研究范式的“时间化”理论检验，从静态比较研究向动态变迁分析方向发展。这一转向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媒介体制的独特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哈林-曼奇尼提出的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源于对西欧与北美18个国家的政治与媒介关系的类型学归纳，其比较方法论是“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这一根植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显著的解释冲突。2011年，哈林-曼奇尼在《超越》一书中尝试以“最具相异性系统设计”拓展理论边界，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比较视野。有研究认为中国在四个比较维度上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存在相似性。然而，这种基于维度对应关系的归类，也引发了关于概念适配性的讨论：中国媒介体制“不仅不是极化的，甚至是寻求共识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倡导的竞争性质的多元权力结构，而以集中型权力结构为基本特征”。哈林-曼奇尼承认，“试图使中国适用于我们三个模式所搭建的三角形，这种尝试简直是愚蠢的”。面对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有学者提出不同解释。赵月枝认为，《传媒的四种理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建构分析传统，在解释中国媒介制度时仍具参照意义；秦汉则指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活动显著区别于西方的商业或专业范式。然而，这些回应仍未能真正弥合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断裂，反而将中国置于全球比较坐标的“例外”位置，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回避。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理论建构目标，要求我们进一步突破既定理论的适用性讨论，转向基于中国经验内在的普遍性来重构理论解释。

当前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所归类的“极化中国”与现实所呈现的“共识中国”之间的“知识裂缝”，恰恰是中国媒介体制研究再出发的理论起点。唯有通过历史与比较的双重视角，将中国置于全球媒介体制变迁的多线发展图景中，才能揭示其在四大维度上的差异化实践，进而为其在世界理论谱系中找到恰当的理论位置。从方法论层面看，中国在比较研究中的价值应被理解为构建最大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极端案例”。在比较研究方法论中，极端案例指那些关键变量处于极端取值的样本。正如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对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所展示的，极端案例的比较能够有效凸显理论的边界。将中国定位为比较空间中的一极，并非将其视为例外，而是通过其与自由主义模式等另一极的对照，共同构建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普遍性理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立场，使中国经验得以超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二元对立，成为重构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关键支点。

伴随比较媒介体制理论从空间性研究向时间化转向，中国媒介体制研究亦在同步推进理论解释的更新。2012年，唐文方与伊扬格（Shanto Iyengar）在《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期刊组织《中国政治传播》专题并集结成书，提出中国新闻媒体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媒介体制”的浮现，这一进程被西方学界视作中国出现“政治传播”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传媒管理制度实践并未止于西方标准。自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传媒管理制度发生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三个顶层设计方向上。一是新闻出版业与电影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相关职能划归中央宣传部，并分别组建与内设局相对应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二是广播电视系统重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职能调整并得以重组，同时三台融合后整合成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归口中宣部领导。三是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委员会及其职能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网信职能从审查管理向信息化建设、网络生态建设转型。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更加复合、不同媒介管理形态相互协同的传媒治理体系。从比较历史视野出发，可将中国传媒管理制度的演进路径理解为一种突出系统整合、实践创新的复合型变迁道路。借助哈林-曼奇尼的变迁类型学，可辨识出三类机制的共同作用。

其一，制度延续。中国媒介体制在结构性层面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哈林的研究指出，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独特结构，亦即其“庞大的内部市场”与“强大的国家干预”，都是原有体制特征的延续。这不仅体现于互联网领域，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管理体制机制的宏观架构也清晰表明，党的领导组织结构保持了高度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体制延续并非静止，改革进程实现了制度的系统性再整合，体现出结构内部的调适能力，制度并未被技术颠覆，而是通过再制度化实现更新。这一延续与调适并存的进程，为比较媒介体制理论中两个关键维度的更新提供经验依据。一是政治平行性。中国经验强调政党在媒介体制中的核心作用，这直接修正了哈林-曼奇尼关于“政治平行性”中“政党退场、社会主导”的理论更新方向，与其在《超越》中指出的，在非西方语境中政党体制至关重要这一认识相通。中国政党制度具备高度权威性，其引导的传媒改革并非顺应社会观念的极化趋势，而是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网信系统的破茧行动等着力克服该趋势。二是国家角色。中国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推进传媒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已经超越了原初理论中将国家角色局限于“所有者/管制者/资助者/首要定义者”的角色框架，与哈林-曼奇尼强调在非西方情境中，“理性的法定权威”这一理论拓展方向相契合，国家角色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权威”，而不仅仅是外在于社会的控制者。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维度在中国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整合特征，即“政党领导国家”，既将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特征导入政党的自我革新，亦将政党固有的沟通（communication）功能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验对“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的回应，超越了传统国家理论的解释力，进入著名的“施米特之问”：政治区别于国家，其固有客观本质与自主性何在？通过政党领导国家的实践，可能正是中国经验为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提供的最具原创性的知识贡献。

其二，制度偏移。中国媒介体制变迁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偏移特征，这一点在互联网民意表达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前所述，偏移的本质是“结构性空白的填补”。中国网络表达的活跃不能简单归因于技术自发性，而应被理解为在既有媒介功能格局基础上，为回应数智时代更为多元、即时的民意表达需求而进行的制度性创新与功能补位。因此，与哈林所强调的延续论判断不同，中国媒介体制变迁显示出明显的偏移特质。特别是在网信系统建立之后，民意通过直达个体的媒介接口进行表达，经由基层舆情机制的捕捉，实现具体事件诉求的属地化回应，并最终反馈至民众。这在传统媒介未能覆盖的信息流程中，系统性地构建起涵盖输入、输出与反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沟通机制。

其三，系统创造，或者说超越自生的制度创新。中国媒介体制变迁不仅展现出延续与偏移的双重特质，更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内在的创造性。它不同于西方语境中从自由主义向极化方向的自生演进，而是体现为一种系统的重构能力，即在保持根本原则连续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结构优化的能力。中国的媒介与政治关系由此具备突破压制-反抗二元对立叙事范式的可能性，转向国家与社会互构、整合与引导并立的创新模式。这种互构型变迁为比较媒介体制的另外两个维度，即媒介市场结构与新闻职业规范的理论更新提供启发。在中国语境下，媒介的转型路径并非走向去国家化，而是通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实现与政治性结构的深度同构，进而发展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并进的公共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在媒介市场结构维度，中国实现了从传统报刊发行向平台治理的转型，通过建立平台责任制与破除信息茧房效应等网络生态治理体系，重构媒介市场的组织逻辑与运行规则。在新闻职业规范维度方面，则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协同，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强化职业实践的公共内涵。以上中国传媒治理前沿探索与西方极化多元主义预设的“社会逃离中心”的逻辑截然不同，它致力于通过制度性整合吸纳多元表达，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有效克制“离心”倾向，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发展路径。因此，中国的媒介体制类型不仅构成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对照系，更是极化多元模式的替代方案，同时与民主法团主义中政治与媒体的协商治理模式在政治智慧上具有深层的互通性。

三、结论与讨论：迈向结构主义的历史创造论解释

理论从不是静止的文本，而是始终处于历史变化之中。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原初问题意识在于，面对“强大的政治”现实，通过情境化研究“体面地埋葬”如《传媒的四种理论》般带有“普世”野心却未能摆脱价值判断的理论；而在数智时代，该理论面临的新挑战则是，如何应对“强大的媒介”，避免被技术变迁的洪流“粗暴地埋葬”。围绕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争议与回应，呈现的正是理论在面对不同时代命题时的自我更新。媒介变迁不仅是技术形态的变化，更是时代变迁的“讯息”。在这一背景下，媒体的政治性结构理应被视为理解媒介存在方式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政治并非媒体的外在约束，而是“在媒介之中”参与其制度性构造。本研究从两个方向论证上述观点。其一，通过系统梳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学界争议与作者回应，可以发现，尽管数字环境带来诸多新变数，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与国家角色背后的比较“硬”逻辑依然成立。时代变迁淘汰了冗余的经验解释，反而使理论内核更加明确。其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结构中的媒介技术这一制度变迁的中观分析框架，并总结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类型，从而推动比较研究从静态的空间类型学，走向动态的时间性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实践道路为这一理论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比较媒介体制理论虽根植于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但中国经验表明，任何理论模型都具历史条件性，而非历史终结的定论。中国传媒制度的改革方向，并非极化多元主义模式预设的“逃离国家”，而是通过能力建设与制度创新，使媒体融入国家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媒体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公共行动者，在既定制度结构中所展现出的能动性，为一种历史创造论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注脚，这在结构主义的规制视野中更显弥足珍贵。

展望未来，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在鲜活的实践基础上，为全球媒介体制理论贡献新的知识增长点。在理论应用方面，可将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框架应用于国家传播能力建设、媒体公共服务体系、平台治理、数字国家治理接口等新兴制度场景，引领全球南方经验与西方经验之间的深度对话，以构建更具普遍性与包容力的知识体系。在概念创新层面，须在比较视野下结合全球前沿经验，推动四大比较维度中各二级概念的进一步等价升级，尤其侧重政党理论、国家治理与媒介制度等三者交叉领域的理论创新。在方法论层面，可融合比较历史分析与过程追踪方法，揭示制度与技术在长时段互动中的因果机制。在实践旨归方面，数智时代的传媒治理，其走向绝非消解政治，而是融入政治，通过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引导并驾驭技术变革，从而塑造一种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融为一体， 并有效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传媒新秩序。这既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也是一条值得期待的实践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