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情报失误问题研究．情报杂志.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组织哈马斯突破加沙边境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以方人员大量伤亡。在突袭发生前，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获得哈马斯即将发起进攻的多个情报信号。但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未能发布袭击的预警，导致哈马斯的突袭带来巨大损失。对此，负责情报收集的以色列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辛贝特)负责人都表示对情报工作不足负有责任。为何拥有强大情报能力的以色列未能充分预警哈马斯的突然袭击?对此，国内外新闻媒体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报导，但是媒体报道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乏学理深度，二是在内容上不够全面。因此，有必要从学术角度对以色列的情报失误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本文尝试从以色列的情报战略、情报战术等层面进行研究，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1 以色列战略情报失误的表现与原因
在2023年哈马斯发动突袭之前，以色列并未将哈马斯作为本国首要安全威胁，而是长期将约旦河西岸、伊朗及其支持的真主党作为主要威胁。但是近期这两个战略方向并未给以色列带来现实威胁，反而是哈马斯造成了重大损失。军情局现任局长阿哈龙·哈利瓦(Aharon Halive)在2023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自2021年5月“城墙卫士行动冶以来，哈马斯有意保持加沙的平静。哈利瓦还说，哈马斯组织在那次行动中“认识到，以从加沙地带向南部发射火箭弹的形式参与战斗和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并不真正符合(其目的)冶。对于情报工作而言，确定首要威胁来自何处是一个国家情报战略的首要任务。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任何方向的安全威胁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面对外部威胁，一个国家通常将威胁划分不同等级或确立先后顺序，再根据威胁程度和紧迫程度确定情报资源的投入力度。因此，对主要威胁来源的判断是情报部门开展情报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如判断失误则会导致情报搜集重点的偏移，使得先前判定的“次要威胁冶对自身造成重大损失。这表明，以色列在情报战略重点方向上存在严重失误。情报战略是国家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以色列的情报失误表现为战略预警失败。以色列在战略环境判断、主要战略方向选择、对哈马斯意图和能力的评估三个层面。
1.1战略环境判断的影响
以色列的国家战略是在中东地区生存和发展，军事战略则是消除对以色列国家生存发展的威胁因素。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关系来看，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居于优先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国家战略。因此，以色列的国家战略呈现出浓厚的军事安全思维，进而影响了以色列的情报战略思维。
以色列战略环境的缓和，强化了以色列军事思维定式。在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外部安全环境好转，苏联解体和美国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苏联解体后，中东国家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很少有能力再发起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通过打击伊拉克、制裁伊朗等措施，削弱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敌人。但是，以色列并未认识到自身外部安全环境的好转与国际政治存在紧密关联，反而认为是自身不断采取军事行动结果，由此形成了军事思维定式，深刻影响了该国的军事情报战略和国家战略。
军事思维定式对以色列的情报战略带来负面影响。一是产生了轻敌思想。以色列凭借五次中东战争胜利的成果，认为“灭国的风险基本消除，加之美国作为自身坚定盟友，以色列认为自身的军事实力在中东首屈一指。基于此，以色列判断自身实力对哈马斯等对手形成了有效威慑，后者不再敢于发动袭击。二是从军事战略来看，寻找实力最为强大的敌人成为以色列军事战略主要目标。以色列习惯于用军事手段去处理与中东对手的关系，缺乏政治手段运用和政治思维考量。军队数量、装备水平等“硬件冶成为确定敌人的标准，而对哈马斯发动突袭的政治思维缺乏考虑，由此造成了将约旦河西岸、真主党及伊朗排在哈马斯前列的情报战略。
1.2主要战略方向判定失误
在主要战略方向判定上，以色列将约旦河西岸、真主党及伊朗作为主要安全风险来源，并将这两个方向的威胁等级排在哈马斯之前，部署了大量的军事资产和情报力量。从原因上看，约旦河西岸的安全事件爆发频度高于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实力强于哈马斯，成为以色列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
一是约旦河西岸地区近期冲突频发，吸引了以情报部门的注意力。位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阿克萨清真寺成为近些年巴以冲突的焦点。阿克萨清真寺是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也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圣殿山。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从约旦手中夺取耶路撒冷老城控制权。根据两国协议，圣殿山的管辖权仍归约旦，但治安权由以色列控制。长期以来，阿克萨清真寺是巴勒斯坦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但是2003年开始以色列警察护送犹太人进入清真寺。为避免犹太人占据清真寺并用于宗教祭祀，巴勒斯坦人试图在清真寺坚守，但是遭到了以色列警方驱逐。2023年4月份以色列警察对朝拜者进行突袭，引起了巴民众的强烈抗议，以色列官员也一直在关注阿克萨清真寺周围的紧张局势。在此背景下，约旦河西岸地区成为冲突爆发的潜在风险点，被列入情报部门的优先事项。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埃亚尔·胡拉塔(EyalHulata)认为，“西岸消耗了他们(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冶。”以色列官员的注意力集中在约旦河西岸，淡化了来自加沙地带的威胁。
二是将真主党及支持者伊朗作为主要外部威胁。黎巴嫩真主党实力强大，以色列将其作为首要外部威胁。真主党是为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军事占领，在1982年成立的政治和军事组织。该组织自建立时就得到伊朗的支持，伊朗为其提供先进武器并帮助真主党训练士兵，每年资助约7亿美元。从作战人数和装备质量来看，真主党实力远超哈马斯，成为以色列优先关注对象。西方情报机关估计真主党武装人员数量远超拥有1至2万士兵的哈马斯，且与“伊斯兰国冶组织长期作战，还曾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对抗沙特，作战经验丰富;在武器装备质量上，拥有无人机、远程火炮和火箭弹，尤其是火箭弹数量可能达到13万枚之多，且精度远超哈马斯火箭弹。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坚持反以政策，也被以色列视为重要威胁。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主要阿拉伯大国基本放弃了武力击败以色列的设想。但是伊朗长期坚持反以政策，声称要消灭以色列国。在核问题上，以色列是事实上的拥核国家，伊朗具备拥有核武器的前景。伊朗致力于打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核垄断地位，而以色列则限制甚至试图消灭伊朗的核能力，双方斗争尖锐。在地区安全上，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失去制约力量，地缘政治实力不断增强。伊朗不断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其制造的威胁不断迫近以色列。可以说“伊朗尤其对以色列的生构成潜在威胁，德黑兰的统治者已经用他们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冶因此，以色列安全危机感不断增强。
在上述背景下，真主党及其支持者伊朗成为以色列认定的主要外部威胁。但从情报评估的角度而言，以色列在定位威胁优先级时将对手的实力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在对手的意志评估上存在失误。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反而是实力较为弱小的哈马斯发动突袭;在袭击后，真主党和伊朗保持了克制，并未对以色列开展大规模袭击并制造以色列两线作战的困境，这表明具备较强实力的真主党和伊朗缺乏使用实力的坚定意志。在实力与意志评估的错位上，以色列很可能存在政治化因素。以色列安全官员一直抱怨总理内塔尼亚胡忽视了加沙的威胁，而更倾向于关注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
1.3对哈马斯意图和能力的错误评估
在评估哈马斯的意图和实力问题上，以色列过度相信自身政策的效用和本国实力，认为通过温和政策能够软化哈马斯的强硬对以立场，同时凭借以色列的强大实力能够威慑哈马斯。但是哈马斯并未因以色列的政策和对手实力而放弃消灭以色列的目标，并释放误导信号强化了以色列的误判。
一是以色列对哈马斯实行怀柔政策，认为哈马斯缺乏进攻的动机。前期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默许发展乃至纵容的策略，并未对其进行毁灭性打击，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扶持哈马斯对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破坏巴方内部的团结统一。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加沙。2005年，以色列军队实现单边撤离，巴勒斯坦控制该地。2007年，哈马斯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地带发生交战，哈马斯获胜并占领该地。2009年重新掌权时，内塔尼亚胡承诺打倒哈马斯，恢复加沙秩序。但以色列却采取一定程度上加强哈马斯实力的策略，用以平衡哈马斯的政治对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的影响力;其次是维持哈马斯在加沙的存在，以其作为抵制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理由。哈马斯坚持武装斗争，不承认以色列国。内塔尼亚胡是右翼势力的代表，激进右翼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希望进一步蚕食并全部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带。因此，以色列可借口哈马斯是和平障碍，进而反对中东和平进程。即使出现了军事机会，内塔尼亚胡政府不仅没有消除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反而允许该组织从卡塔尔获得大量的资金来加强其实力。另外，以色列批准了数千名加沙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工作的劳动许可证，他们可以获得较高薪水。在2021年至2022年10月期间，哈马斯确实总体上并未对以色列开展大规模攻击，使得以色列获得了虚假的安全感。
二是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没有能力实施大规模袭击。长期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严厉的封锁，加沙地带的用电、医疗资源、食品都较为紧缺，哈马斯武器弹药更是被以色列严格禁运。因此，以色列判断哈马斯缺乏发动大规模袭击的物质基础。以国防军前期打击哈马斯的经验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因为这一激进组织迄今为止无法从加沙地带渗透到以色列并取得成功。火箭弹和炮弹多次从加沙射向以色列，但以防空系统减轻了重大损失。因此，在袭击之前，哈马斯的能力可能被低估了。在历史上，以色列犯过类似的错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低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决心，认为对方不敢发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埃利亚·泽拉(EliaZeira)预判，没有空中优势，埃及就不敢贸然进攻以色列，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启动对埃及电话网络的秘密窃听，在缺乏情报预警的情况下导致埃及的突袭对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
三是哈马斯向外界释放出重视经济建设，而非冲突的信号。在冲突前，哈马斯释放了和平信号:尽管哈马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以色列，但它采取了更注重内部发展，关心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福祉的政策，以此在加沙建立政治合法性，而非对以色列发动另一场战争。例如，哈马斯多次同以色列协商，希望派遣更多的劳工进入以色列工作，以方最终提高了来自加沙地带的劳工配额数量。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情报部门在袭击前一周评估称，哈马斯打算“避免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因为它不想破坏过去改善加沙居民生活的成就冶。
2 以色列战术情报失误的表现与原因
在将约旦河西岸、真主党方向作为本国主要风险来源的背景下，加之内塔尼亚胡维总理持现状的政治倾向，情报部门不愿作出与总理相悖的情报评估。以情报人员在审查一系列表明该组织正在准备大规模进攻行动的相互矛盾的证据时，主观性地排除了哈马斯进行攻击的解读，而将其判定为非攻击类信号，或者以情报内容不充实为由不作判定，导致了情报失误。在袭击发生前的较长一段时间，为攻占以色列定居点，哈马斯进行了攻击演练。以色列的无人机、卫星等多种技术侦察手段都获取了相关情报素材。但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并未真正理解演习的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哈马斯进行武力炫耀的一种展示。攻击前不久，以色列情报部门未重视早期攻击预警信号。据以色列情报人士透露，在袭击的前一天，以色列情报部门观察到了哈马斯在加沙活动的迹象，这表明该激进组织可能正在为袭击做准备。对此，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情报局局长、国防情报局局长参加了磋商会，讨论了这些非正常活动是哈马斯的演习还是为袭击做初步准备。但磋商后，情报部门领导人决定等待更多情报的到来。辛贝特最终得出结论，这些是微弱的信号，他们不建议提高警戒状态，这表明以色列在分析阶段出现了失误。由于收到的情报并没有变成战争预警，军方根据上述情况并未开展军事部署，随后不久哈马斯发动了突袭行动。
2.1以色列重技术情报，轻人力情报
以色列科学技术发达，认为能够凭借技术手段有效防御哈马斯的突袭。因此，即使对哈马斯的情报预警不够及时，以色列也认为可通过技术屏障有效保护国民安全。这具体表现为以色列在对抗哈马斯的过程中，存在人力情报力量不足，而过度依赖技术情报的问题。以色列情报技术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是技术情报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技术情报可以发现敌人的军事部署和战场形势，但却无法了解军队指挥者的思想，无法对敌方的决策作出准确判断。所以，人力情报所独具的主观能动性仍是情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人力情报能力薄弱。历史上，以色列依靠情报部门辛贝特发展的情报员打入哈马斯的领导层，对哈马斯的袭击发出预警。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了军队和定居者，从而失去了对该地区所发生事件的密切掌控。加沙是一个封闭社会，哈马斯掌管着大部分事务，以色列情报部门可能没有人力情报来源。此次冲突前，以色列未能获得有价值的人力情报，可能是没有情报线人或线人已被哈马斯方面发现。
二是边境墙被哈马斯轻易突破。加沙与以色列之间长达40英里的安全屏障被称为“铁墙冶，是集情报搜集和武装防御为一体的高科技设施，该设施于2021年竣工，耗资11亿美元。20英尺高的栅栏上装有数百个摄像头和传感器，用以搜集边境周边地区哈马斯武装力量活动情况，还可以触发自动机枪扫射，地下钢筋混凝土墙将密不透风地封锁加沙。以色列通过墙体障碍、传感器、视频监控等手段为防止哈马斯突袭设置最后一道障碍。以色列指挥官对该系统的坚不可摧过于自信，他们认为边境墙使得大规模渗透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在边界线上驻扎的大量士兵。但是在此次突袭当中，以方采用高科技建造的加沙边境墙被哈马斯轻而易举地迅速突破。哈马斯战士使用了并不先进的武器，用廉价的无人机、推土机和炸弹碾压了边境安全。哈马斯派遣无人机袭击了监控系统传输信号的信号塔和监视摄像头，这导致驻扎在前线后方士兵没有收到加沙和以色列之间隔离墙被突破的警报，也无法观看显示哈马斯袭击者正在推倒路障的视频，防护系统失去了作用;无人机还摧毁了以色列安装在边境防御工事上的遥控机枪，使以色列失去了对付地面袭击的关键手段。
2.2哈马斯的严格保密措施
哈马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释放误导信息，隐匿了自身即将发动袭击的信号迹象。哈马斯的突袭经过缜密策划和精心训练，涉及多个激进组织之间的协调，但几乎没有被以色列的情报手段发现。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哈马斯的突袭工作准备了4年，其建立了1个中央作战室，并举行了4次代号为“坚定支持冶的演习，模拟通过安全围栏和从海上袭击加沙包围圈。但是上述行为并未被以方发现，说明哈马斯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措施防止行动泄密。
一是哈马斯对参与行动的人员进行保密。为保证袭击计划不外泄，甚至部分哈马斯领导人都被蒙在鼓里，就连参与行动的约1000名武装人员在接受训练时都不知道为何受训。该组织很可能将战士分成更小的小组，每个小组只为一个特定的目标而训练。一名欧洲官员根据他对袭击如何展开的分析，以及该组织行动视频表示，“这样一来，普通士兵就不知道他们正在准备袭击的规模，如果被抓住，也不会泄露行动冶。”
二是哈马斯通过保密手段规避了信号情报监听。以色列历来拥有监控加沙通讯的强大能力。以色列通过阿曼的信号情报收集能力(依靠以色列8200部队和81部队)和图像情报能力(依靠以色列9900部队)来获取哈马斯的预警信息。美国官员说，以色列还拥有破解加密通信的最佳能力。通过长期斗争，哈马斯应该已经获知了以色列方面的信号情报能力，因此未使用手机、网络等通信方式，以避免被侦听。以色列退役将军阿米尔·阿维维(AmirAvivi)说，由于在加沙没有立足之地，以色列安全部门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获取情报。但是加沙的武装分子已经找到了躲避技术情报收集的方法，例如，武装分子不使用电话或电脑，而是在专门防范技术间谍的房间里或转入地下处理敏感事务。“他们回到了石器时代，使以色列无法全面了解他们的意图冶。”
2.3突袭后的以色列战场情报传递失误
在哈马斯发动突袭后，由于以色列在加沙边境的军事情报指挥部集中布局，未能以分布式部署分散安全风险。军事情报指挥部被突袭后，导致以色列遭受突袭的战场情报未能第一时间有效传递。同时，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混乱，导致军队士气和备战严重不足，也削弱了以军的应对能力。
在此次冲突中，如能将战场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指挥中心，以色列军队可凭借较强的机动能力迅速开赴战场。但是在前期军事部署上，以军将指挥官集中在一个边境基地，而该基地在入侵开始阶段就被攻破，从而阻碍了与其他武装部队的联系。据两名以色列官员说，基地被攻克后，大多数高级军官都被打死、打伤或被扣为人质。在这种情况下，加之无人机空袭造成的通信问题，导致无法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这使得边境沿线的任何人，包括从以色列其他地方赶来发动反击的指挥官，都无法全面掌握袭击的情况。缺乏战场情报的支持，导致了以军在前期各自为战，仅由旅一级的军官下达作战命令，以色列国防部未能有效组织系统性的反击。
以色列司法改革引发了国内政治混乱，军队的备战水平明显不足。为增强议会权力，继续推动右翼扩张主义，避免贪腐案件被进一步查处等，内塔尼亚胡政府积极推动司法机构改革。改革将削弱最高法院权力，增强议会权力，改变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2023年2月13日，以色列议会初步批准了两项修正法案，允许议会立法者任命法官并取消司法审查;7月24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司法改革的第一项内容，即取消最高法院以“不合理冶为由推翻政府和议会决议的权力。以色列多年来形成了最高法院制衡议会和政府的做法，事实上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司法制衡，这是以色列民主制衡机制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改革破坏了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凝聚力。以色列议会在宣布司法改革议案后，以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游行示威。以色列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以色列人希望暂停或完全停止拟议的司法计划。以国防部长以及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几位前领导人曾多次警告内塔尼亚胡，这一分裂计划正在削弱以色列安全部门的凝聚力。上万名义务预备役士兵威胁拒绝服役，越来越多的空军飞行员威胁说，如果立法通过，他们将拒绝报到，以色列陷入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包括一位前局长在内的几位摩萨德高级官员在最近几个月直接认为，内塔尼亚胡正在通过攻击最高法院来破坏以色列。
3 以色列情报失误的启示
以色列在对哈马斯的情报工作中，出现了过度依赖技术情报、未能识别虚假信息、情报政治化等问题，这对开展情报预警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3.1技术情报与人力情报的均衡发展
此次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并未能通过情报技术准确判断哈马斯的决心和意志。虽然以色列对哈马斯采取怀柔政策，但是哈马斯通过武装斗争和推翻以色列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尽管哈马斯和以军事实力差距巨大，哈马斯的进攻必然导致自身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哈马斯并未单纯追求军事上的胜利，而是以发起冲突的方式引起中东局势变化，再引入域外阿拉伯国家的关注，以避免加沙地带及约旦河西岸被忽视。哈马斯以“殉难式冶的袭击吸引外部世界的关注，这种博弈的战略思维是很难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获取的。
以色列情报机构重视技术情报，有情报机构官僚工作惯性的内在原因。从历史上看，以色列确实通过技术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情报成果，这也强化了以色列情报界对技术的重视程度。技术情报有着扎实的技术证据(如信号、图片)，能够增强情报分析人员的信心;而人力情报是通过特工获得，特工作为人则具有相对不稳定性(如是否被对方策反，是否为了成果而夸大其词)，有时会被怀疑情报成果可靠性不足。从风险上看，通过技术获取情报的风险较低，而通过人力获取情报则可能使特工人员陷于危险之中，一旦特工人员被逮捕或被杀害，意味着情报部门工作失误。从利益上看，技术情报所依赖的诸多情报设备需要从技术供应商采购获取，容易形成类似于军工利益复合体的利益集团，推动情报界倾向于以技术方案完成情报搜集工作。
以色列情报失误的教训在于，即使是拥有先进情报技术的国家，也要避免技术的“傲慢冶，实现技术情报与人力情报的均衡发展。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技术情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军事卫星、间谍卫星，拥有先进技术的一方可以获取对方导弹发射井情况、坦克数量，可以通过侦听、破译获取高价值信号情报。但是人力情报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情报类型，它涉及到人的行为、心理、组织和社会等多个方面，有着技术情报不能取代的优势。因此在收集情报时，应当平衡人力情报和技术情报的关注力度，根据情报搜集目标特点，合理分配资源和注意力。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要使用技术情报分析和人力情报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手段，以期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科学的情报分析结果。
3.2增强混合战争下的信息识别能力
在同以色列的对抗过程中，除军事手段外，哈马斯还释放了大量信息迷雾，表现出混合战争的特点。为避免以色列提前获取进攻情报，哈马斯采取战略欺骗的方式，让以色列误认为哈马斯重视经济、理性克制，不会在短期内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以色列方面则相信了哈马斯释放的误导内容，哈马斯战略欺骗奏效。
例如，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小规模冲突中保持克制，误导了以方的判断。2022年，巴以之间发生多起武装冲突，但是哈马斯并未大规模介入，表现出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甚至在加沙地区一个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与以色列作战时，哈马斯也并未对该武装组织进行协助。2023年9月，哈马斯领导层还在卡塔尔的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结束了边境地区一段时间的骚乱，该事件表明哈马斯并不希望事态升级。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扎奇·哈内格比(TzachiHanegbi)在袭击前6天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哈马斯非常非常克制，明白进一步挑衅的后果冶。”袭击前，当以色列情报官员向高级安全主管通报该国防御面临的最紧迫威胁时，他们重点谈到了黎巴嫩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北部边境造成的危险，哈马斯带来的挑战几乎没有被提及。再如，哈马斯通过一条明知被以色列情报部门监控的线路，相互谈论他们并不急于重启敌对行动，而且仍在从2021年5月为期两周的冲突中恢复。这一计划奏效:在为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举行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情况通报人员评估说，哈马斯已被有效震慑。
混合战争及相关威胁，特别侧重于信息战、信息失真、欺骗。哈马斯在对以色列的混合战中，展现出使用认知战、信息战的特点。而在当前的国家间冲突当中，单纯使用军事手段进行斗争的情况逐步减少，混合战成为斗争的新趋向。如何在混合战的背景下开展情报工作，成为此次巴以冲突的重要启示。鉴于此，要增强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例如，针对对手发布的信息，要采取多渠道交叉验证方式，避免通过单一渠道判断信息真伪;要开发识别虚假信息的新工具，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信息甄别中的作用;提高与具备可靠信源的情报伙伴的合作力度，共享情报信息等。
3.3避免情报政治化
以色列情报失误中，存在一定的情报政治化问题。内塔尼亚胡总理基于选票利益将约旦河西岸放在情报战略优先地位，忽视了加沙风险。在国内司法改革的关键时刻，来自加沙的预警被内塔尼亚胡视为军、情部门的施压，导致未能正确理解威胁信号。
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该国右翼强硬派的代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群体是其重要的选票来源。因此，约旦河西岸在其施政纲领中占据重要位置，他继续支持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反对约旦河西岸出现任何非以色列的主权国家，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所以，为了获取定居者的支持，约旦河西岸成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优先事项，以色列政府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该地的安全事务上。尤其是在阿克萨清真寺事件后，以色列将大量情报资产和资源都集中在监控耶路撒冷这一焦点事件上。
哈马斯选择了以国内政治最为分裂的局面发动攻击，情报部门的预警被以政府领导人解释为政治施压。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官员判断，政治动荡使以色列的敌人更加胆大妄为。一份文件指出，以色列官员所称的“抵抗轴心冶(伊朗、叙利亚、哈马斯、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以色列软弱无力的时刻，是发动攻击的时候了。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却对分裂导致的国内政治削弱无视，以色列安全官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警告内塔尼亚胡，“他的国内政策造成的政治动荡正在削弱国家的安全，并使以色列的敌人更加胆大妄为冶。但内塔尼亚胡拒绝倾听，甚至拒绝会见一位根据机密情报前来发出威胁警告的高级将领。因此，在司法改革的关键时刻，内塔尼亚胡将来自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预警理解为安全部门对其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其暂停司法改革。在此背景下，以方领导人将安全威胁预警进行了政治解读，客观上造成了以方情报失误的政治化原因。
以色列情报的政治化问题具有警示意义。应当加强情报部门的独立地位，避免外部政治权力的过度干预。情报分析基于获取的情报素材，以客观中立方式展开而非领导人意志为导向。在制度设计上，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赋予情报部门搜集和分析情报的权力，规范情报搜集、发布、使用等工作流程，在程序上避免滥用权力和非法行为发生。在监督机制上，应当强化情报工作的问责机制，确保情报工作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避免情报部门成为权力斗争工具和利益集团代言人。
4 结语
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件中，以色列存在重大情报失误。在战略层面，以色列认为约旦河西岸的安全问题是来自巴勒斯坦的主要威胁。在巴勒斯坦之外，伊朗及其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也被视为重要威胁。但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因实力羸弱而“不敢冶贸然袭击，这导致以色列在哈马斯方面投入较少的情报资源，未能获取较为及时和准确的情报。以色列在情报战术层面也存在多种不足，以情报部门重技术情报而轻人力情报、未能突破哈马斯严格的保密举措，且在攻击发生后未及时有效传递战场情报。以色列情报失误为情报预警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启示，即实现技术情报和人力情报的均衡发展、强化混合战争背景下的虚假信息识别能力、避免情报政治化。当然，上述分析只是在此次巴以冲突后做出的初步判断，所依据的材料也是智库报告、新闻和政府声明等。由于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因，重大事件的档案材料往往在多年以后才会披露，因此很多情报失误的原因分析在多年后才能形成公论。所以，2023年以色列的情报失误问题值得长期跟踪和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媒体领域存在一种阴谋论的判断，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获得哈马斯进攻的情报信息，但是其为了能够通过武力打击哈马斯以获得国内支持并巩固执政地位，纵容了哈马斯的袭击。此类说法在历史上也多次出现，例如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已获知日本将偷袭珍珠港，但是为了动员美国民众支持政府参与二战而任由日本袭击。但在学术领域，阴谋论却缺乏影响力，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可靠的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即领导人事先知道将发生的袭击，并故意事先忽略它们，且大多数现有的证据都驳斥了这种说法。从分析来看，以色列在2023年的巴以冲突中，情报失误给当局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国内甚至出现了内塔尼亚胡下台的呼声。鉴于放任哈马斯突击造成的巨大损失，内塔尼亚胡也不太可能以政治生命为代价默许其发动袭击。因此，以色列情报失误的情况客观存在，不能将其置于阴谋论的分析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