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印度举办的国际问题论坛“瑞辛纳对话”上，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当着东道主印度的面明确表态，美国不会向印度提供过去曾给予中国的那种经济优惠，不会允许印度崛起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力量。对于向来不掩饰制造业超级大国雄心的印度来说，“瑞辛纳对话”上这一插曲无疑就像一个黑色幽默，也差点儿让这场旨在提升印度全球话语权的国际论坛失焦。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前不久同样由印度主办的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上，一所印度大学购买中国企业机器狗冒充自研产品被揭发，更让“印度制造”蒙羞。
上述两起事件，让印度的制造业强国梦与自身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么同样拥有庞大人口，且被外界广泛认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同样崛起为制造业超级大国呢？
印度地处国际大宗商品运输的必经通道，西连国际能源心脏中东，东接国际贸易咽喉马六甲海峡，南望南非好望角。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庞大的领土面积加上十分突出的人口红利，本世纪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努力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2000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印度要成为“知识大国”的主张，并希望将印度打造为世界纳米研发中心。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曼默汉•辛格提出，努力将印度发展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印度政府在这些政策口号下曾出台一系列措施刺激制造业发展，但收效甚微，除了IT产业和生物科技产业外，印度在其它制造业领域少有亮点。而与此同时，中国却逐步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直到2014年，莫迪上台后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加之此后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印度制造业才迎来一定转机。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后，印度将其视为“历史性机遇”，迅速调整国家战略，试图利用美国打压中国的真空期，承接产业转移，将自身打造为新的全球供应链替代中心。
在此期间，印度制造业的确吃到了一波红利，数据表现亮眼。据世界银行统计，2024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9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14年至2024年间，印度吸引了创纪录的6674.1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总体来看，随着贸易战引发的全球产业链转移，印度制造业取得了一定的增长。IMF数据显示，印度在2025-2026财年名义GDP预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这也为其制造业扩张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底气。
然而，尽管印度制造业在过去十余年间取得一定成就，但却未真正实现质的突破。印度原本设定的“2025年制造业占GDP比重达25%”的目标落空，反而降至约14.3%，其所面临的结构性、系统性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根除，距离真正的“全球制造中心”仍有巨大差距。
首先，印度制造业产业链存在严重“空心化”问题，许多产业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组装。以最具代表性的手机产业为例，虽然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但其产业链本土化率不足25%。苹果手机在印度组装，但90%的芯片、80%的显示屏和关键零部件仍需从中国、韩国或越南进口。苹果手机的制造费用约占30％，但组装和测试仅占价值链的4％。
印度曾试图通过高关税切断对华依赖，结果却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由于缺乏模具、精密元件、化工原料等上游配套，许多印度工厂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的“海外组装车间”，并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
印度反对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2025年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印度制造的大多数电视中有80%的零部件来自中国。在‘印度制造’的名义下，我们只是在组装，并没有真正制造。”而在印度忙着抢夺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份额的同时，中国则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再生能源、电池等高端制造领域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印度公共政策顾问拉加万·拉奥近期在该国《自治》（Swarajya）杂志撰文分析称，缺乏自主创新是印度制造业无法复制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原因。
印度孟买拍摄的班德拉－沃利跨海大桥（手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冬书 摄
第二，尽管莫迪政府大力投资基建，但相较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充足的电力能源，印度在上述方面仍存在巨大短板。由于土地私有制和复杂的法律纠纷，印度在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方面困难重重。据报道，有公路和铁路项目因土地纠纷延期甚至数十年，严重阻碍工业园区建设。此外，印度能源高度依赖进口，原油进口依赖度高达90%，天然气50%需要进口。印度电力高度依赖煤炭，供应不稳且成本高昂，电网老旧，无法承载制造业大规模用电需求。
第三，印度虽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但却并未真正转化为“人口红利”。印度民众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劳动力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大多数劳动力只能从事低端体力劳动，面临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短缺问题，无法操作现代化自动化设备或进行精密制造。印度种姓观念和性别因素也导致人口劳动参与率低下。因此，尽管印度人口不断增长，但却是世界上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导致企业“招工难”与劳动者“就业难”并存。
第四，印度营商环境仍存在突出短板。其一，政策不稳定、规则频繁调整，存在选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外资企业屡遭重罚，合规成本高，市场壁垒多。其二，受联邦制影响，各邦土地、税收、劳工法规不统一，行政分割明显，叠加高进口关税，推高企业生产与供应链隐性成本。尽管莫迪政府在2017年推行税制改革，但并未根本改变区域市场割裂格局。其三，官僚主义严重，基层效率低、证照审批复杂，税务纠纷周期长、胜诉率低。
此外，印度劳动法繁琐，近年又以国家安全、税务审查为由收紧外资限制，多重因素大幅削弱外资赴印投资意愿。由此，印度曾被部分媒体戏称为“外资坟场”。在过去十余年，沃尔玛、福特、沃达丰等国际知名企业都曾在印度市场折戟沉沙。中国手机厂商小米、vivo、OPPO等在帮助印度建立手机产业链后，也都曾遭遇印度政府“杀猪盘”式税务打击。因面临诸多政策挑战，2023年，富士康宣布从印度半导体合资项目撤资，苹果代工厂纬创也宣布撤出印度市场。
印度制造业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一系列国内问题，而是更深层的“时代困境”。
首先，当前全球化面临退潮趋势。中国崛起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低关税的全球化黄金期。而当下保护主义、技术壁垒、地缘脱钩泛滥，印度无法享受同等宽松外部条件。过去，国际资本在全球化中追求更低成本，各方面条件优越的中国成为投资首选，而如今则更看重供应链安全，注重所谓分散风险。在这一趋势下，印度只是备选投资目的地之一，而非唯一。作为印度的竞争对手，越南、印尼、墨西哥以及东欧诸国在地缘位置、基建、效率、政策稳定性上则更具投资吸引力，来承接产业转移。
第二，美国不希望再培养另一个战略对手。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本质意在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其希望通过高关税壁垒和国内减税补贴，倒逼制造业回流，以扭转美国“去工业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能完全明白兰道在瑞辛纳会议上“美国不会在印度身上重蹈20年前对华政策覆辙”的言论是一种严肃政策宣示，而非个人观点。美国不可能让其产业完全回流，但在对印合作上却会更加谨慎，不愿再犯“战略失误”，印度可以承接美国的中低端产业，充当美国商品市场，但不会支持其发展自主全产业链并掌握核心技术，让其成为另外一个战略竞争对手。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让制造业进入新形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新一轮工业革命，引导着生产关系、产业生态发生深刻变革。制造业开始迈向智能化、自主化、服务化的全新形态。人工智能带来的全自动化，可实现工厂24小时不间断“黑灯运行”，无须人工干预。这种新形态直接冲击了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工业化路径。当机器人比工人更便宜、更精准时，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然失效。跨国制造业公司可能选择再次将产业转移至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成熟，能源、物流和自动化基础设施更好的国家和地区。
当前，中美两国已经在算力、模型、人才、资本等人工智能发展的四大核心维度形成绝对领先，在智能制造领域已经占据上风。相较而言，印度虽处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第二梯队，但在智能制造领域与中国却已经形成了显著“代差”。这种差距不仅仅是技术应用的深浅问题，而是基础设施、数据生态、产业链完整度和人才结构的全方位断层。当全球制造业进入“无人化、智能化”时代时，印度或许能成为“最后的组装工厂”，但距离成为下一个世界制造中心似乎更远了一步。
作者 | 于林涛
聚焦中国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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