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裘七曜
我常想：如果父亲还活着，我会时常去乡下找父亲喝酒吗？
我先想象一下。在每一个周末如期而至的时候，我总是急忙忙地赶往公交车站，大概三十分钟以后，我可以到达镇上，然后悠闲地在菜市场搜寻自己喜欢的食品。当然，原味的带壳花生必须买。父亲和我一样，都喜欢用花生米下酒。父亲总是说，带壳花生特别香，有这就够了。不谋而合，我是个懒人，只要有花生米，就可大口喝酒，大口嚼食，也够满足了。
可是，父亲在十七年前的春天已经走了，尽管天人永隔，但我必须去乡下继续喝酒，一个人也得喝，我得让活着的老母亲在我的身上依然能看到父亲喝酒的影子。
十七年前的春节，我结束了漂泊十年的生活，回到了家乡。一方面，我在外面混得并不好；另一方面，母亲在电话里说父亲的时日恐怕也不多了。
我细想了一下，决定还是回乡。
可我不相信父亲会走。正月初七家在沙滩附近的三姐请吃饭，父亲独自一人还能来回。回来的时候，二姐暗示我搀扶父亲回来，我有点儿不乐意，父亲不是走得好好的吗？尽管步履比以前迟缓了些许，但风中的父亲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消瘦的身影看上去依然帅气……我在小溪的对面和父亲同向而行，我看着父亲慢慢走向自己的家。
无聊的时候，我常在屋后的山道中寂寂而行。在山中，我发现了一株白梅，不大，比大拇指粗些。我决定把它挖回来栽在院子里。
那年，小囡四岁，动不动总是啼哭。哭得家里人心烦意乱。
母亲说，已经长牙的孩子总是日夜哭闹，这不是好兆头。
妻子说，你为什么要在院子里栽种白梅啊，赶紧把它拔了。少顷，她又说，本来小囡是不哭的，自从你栽了白梅，就变了。
看到家里人都不高兴，我无可奈何地把栽种没多久的梅树拔了，丢在溪水边，让梅香和落花随溪水远去。
有时，我牵着小囡去岳母家坐坐。岳母住在四舅子家前面的平房里。她和我父亲同龄，那年虚龄也是七十九岁。岳母面色红润，为人温和，在我们面前从不发脾气。
每当我去她家坐的时候，她总是让我把她家里的一袋大米扛走。岳母笑嘻嘻地说，这袋大米我是吃不完了，你还是扛走吧。然后又说，我和你父亲同龄，从小是彼此看着长大的，现在不知道咱俩谁先走？
我挺纳闷的，岳母身体好好的，为什么总是唠叨这话。可农历二月十九那天，岳母去庙里拜观音菩萨，这一拜，便没有再起来。
村里有人说，你岳母一生吃素念佛，与人为善，观音菩萨把她带走了。
我们悲伤着，大女儿哭得泪水涟涟，从小疼爱自己的外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这样去了天国。
躺在病榻上的父亲听到我岳母走了，竟幽默地来了一句，我以为我们村今年我是第一个要走的，没想到你岳母头戴花环，脚踏帆板，驶得飞快，跟着观世音菩萨去了南海。
然后，父亲沉默不语，仿佛进入了无穷无尽的回忆……
我仍然不相信父亲会很快离开人世。父亲无任何疼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饭也能吃，只是浑身没有力气。
浙东故乡的村口。
天气渐渐转暖，我们以为父亲既然熬过了寒冷的冬季，应该会好起来，可父亲依然病恹恹的。我和母亲把竹做的躺椅搬出来，放在院子的正中间，晒了一会儿，又搀扶着父亲出来。
父亲躺在竹椅上，长时间地望着院子东边角落的那棵水杉。那棵树，是我少年时和父亲一起栽种的。那年家里建南边的围墙，而我又去了异地漂泊。建围墙的帮工们都建议把那棵树砍掉，说围墙建好后，这么大的树以后更不好砍了。父亲坚决不同意。或许，看到树，父亲想起了还在远方漂泊的我和多年前父子俩种树的影子。
树已抽出了翠绿的嫩叶，风中的它们在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欣欣然。树还是树，可父亲已经不是以前的父亲。本来嗜酒如命的父亲，对这些能让他激昂高亢、滔滔不绝又视若珍宝的东西仿佛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他躺在那里，睡眼昏蒙，很少说话，如一片静静的即将落地的叶子。我常想：父亲以前那么喜欢东拉西扯，现在怎么完全变了样？
但是，当我和父亲聊到他的往事和安息之地，他眼睛放光，像平静的大海突然溅起飞扬的浪花，他的脸上绽露微笑，并有一种想努力坐起来的样子。
父亲在我们村里是有口皆碑的“老好人”，也是聪明人。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道中落，所以父亲没有进过学堂，但家里藏书颇丰，耳濡目染，是认得一些字的。
父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千钟，曾任东忠义乡大埠村办事员。他乐善好施，常宾客满园，高朋满座。据说高祖友先留下来的百亩田产及不少房产和山林在他手中慢慢败光了。
爷爷是曾祖的长子，从小被宠爱有加，除了读书，几乎不会干农活。而二叔公、三叔公既渔樵又耕读，所以曾祖过世后，兄弟分家，他们的日子依旧过得滋润。
顺提一下小叔公裘古怀，生于1904年，算起来是农历大年三十的岁末之龙，豪气冲云天。出乡关以无出其右的成绩而入省立四师，后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东征北伐，南昌城头擎义旗，浙江大地抛热血，英雄之气，千秋凛然。只可惜英年早逝，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的他在1930年被国民党枪杀于杭州西子湖畔的陆军监狱内。
曾记以前父亲常说自己十四岁死娘十六岁死爹，以后的日子和小哥小妹相依为命。幸亏小哥出道早，懂得农家生活的艰辛，全凭他一人侍弄土地收点儿粮食养家糊口。
聆听父亲一次次絮叨往事的时候，我也触景思往，并不可名状地想象着未曾谋面的爷爷和奶奶。
1914年大伯父出生，1920年二伯父出生，随后，因为曾祖的离世，兄弟分家，不事稼穑的爷爷日子慢慢困顿起来。爷爷虽然识文断字，在乡村也算得上头面人物，但贫穷的生活还是压弯了他的腰。
1927年的初春，爷爷决定去武汉谋生。因为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的信。写信人是他最小的弟弟，也是上文中提到的裘古怀。两年前，自己的弟弟从省立四师毕业后，投笔从戎，去了广州，但很少给家里来信。
收到小弟的来信，爷爷激动不已。一方面，能见到自己从小最疼爱的弟弟，又能在武汉谋一份差事，顺便看看外面多彩的世界，这确实是两全其美的事。那年爷爷已经三十六岁。古人言“三十而立”，爷爷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一事无成，该是行正运的时候了。
到了武汉，爷爷才知道自己昔日的弟弟已非同一般。除了在叶挺将军麾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外，还在武昌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担任中央军委代表。他工作繁忙，在那种风雨如晦的年代，需要一个忠实可靠信得过的人来协助自己的工作。于是，爷爷成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人员。
只是，随着“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相继来临，武汉的革命形势从高潮跌入低谷，小叔公又追随叶挺将军去参加了南昌起义。本来，爷爷也想和小叔公一起随军而行，小叔公把此事跟叶挺将军说了。可叶挺将军意味深长地说，你哥书生一个，军营生活风餐露宿、冲锋陷阵，不知你哥能不能经得起？小叔公细细思量以后，觉得叶挺将军的话深有道理。万一自己的大哥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如何面对大嫂和侄儿，自将愧疚终生。再说，长子如父，家里也需要大哥主事。不像自己，作为一个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有自己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在所不惜。于是，爷爷又回到了故乡。有人问，你在武汉做什么工作啊？怎么又回来了？爷爷掩饰着，说自己在武昌法院里工作，但来打官司的都是有财有势有来头的，两边都不敢得罪，自己又胆小怕事，所以想了想，还是家里好。
而小叔公，参加了石破天惊的南昌起义，随后，随部队去参加广州起义。只是在潮汕战役负伤后又回到了浙江，为奉化暴动训练军事人才，筹建共青团萧山县委，发展扩大浙西党团组织，指挥浙西大暴动，直至被捕，被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
在陆军监狱，爷爷曾三次去探监，最后一次并没有见到小叔公，因为前一天他已经被枪杀。
随后，父亲出生，在宗族的家簿里，爷爷把父亲的名字挂在了小叔公的名下。兄弟情深，爷爷希望自己的弟弟这一房依然后继有人。至于爷爷当年去狱中探监，有没有和小叔公有这样的约定，这便成了谜团。
当父亲一次次地跟我讲述往事的时候，我望着面色凝重的父亲，既为自己的先人而感到自豪，又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父亲说，世事沧桑，过眼云烟，别人或许不在意，但你们必须知道这些，并牢牢记住。
偶尔思前事，依然是少年。而如今，病床忆往，情难自抑，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又提及过去的岁月。父亲的眼睛里肯定有一帧帧挥之不去的清苦岁月里温馨动人的场景。
父亲说，自己的父母过世后，自己成了一株野蛮生长的野草，身世浮沉雨打萍，但必须顽强地活下去。同时，承蒙族人和亲戚的关心照顾，尤其是老屋里的二叔对他特别好，他舐犊情深，视如己出，希望自己一直住在他家里。
父亲说，那年大年三十，他看到家中无柴，跑到大埠岙自家的山里扛了一根很大的枯枝回来，劈开以后添在灶膛里烧起了熊熊的暖火。他们兄妹仨欢乐着，热闹着，然后住在右房敞堂里七十多岁小脚的祖母也来凑热闹……
父亲说，在时光里，他小时候住过的故居已成废墟，如果有机会，我们这些后人一定要重建故居。
那天正好堂哥志平也在，我俩默默地听着，记在心里。
故乡院子里的艾草。
油灯枯竭夜将至，而父亲对自己墓地的选择还在踟蹰。我也左右为难。
父亲曾是方圆一带有名气的“堪舆师”。有一次，我去放牛，结果牛找不到了，回家赶紧去找父亲。父亲和我一起来到山脚下。冬日暖阳，父亲看了看山，径直上山，结果牛在山中一个向阳的避风的凹地里，眯着眼睛啃着草悠闲地晒太阳。父亲幽默地说，这是一块穴地，叫“眠牛地”，动物都是有灵性的。还有一次，我和父亲从白溪海边的泥涂抲蟹回来，本来父子俩有说有笑的，父亲突然停住了。他屏息凝神看看前方狭长而又起伏的山岭，又看看前右方和脚下的塘岭，好像想到了什么。他问我，你看看这山岭，这塘岭，能联想到什么？我一脸茫然，摇摇头。父亲说这山岭像蜗牛的背，而这两条塘岭像蜗牛的两根触须。父亲又说，我们上山去看看地。听着父亲一脸得意的讲述，我望尘莫及。
父亲也会拣日子、排八字、给村中的婴儿起名字等等，他侠气素心，从来不收别人的钱。父亲在村里还做了二十多年的大队会计，他在酒席上可以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地朗诵古诗及讲述古今轶事，有他在，总能把气氛“喧”起来。父亲似乎是村里最有文化气息的人。
其实父亲小时候没有上过一天学，只是在1949年以后读了几个星期的速成班。那时候的父亲已经年近二十岁。也许是家学渊源，也许是天赋异禀，也许是如饥似渴……反正，父亲总是一学就会。
我望着躺在床上的父亲，眼前又浮现了多年前一个初夏的午日。
那天中午，快吃中饭的时候，父亲笑眯眯地扛着一捆长豆蔀梢回家（长豆蔀梢：像拇指那么粗、近二米长的比较坚韧的树枝，插在土地上，让长豆用以攀缘）。然后，父亲洗了一把脸，倒了一杯酒，喜滋滋地告诉我，那块墓地终于让我找到了，风水宝地啊！
父亲无意间发现了一块令人心驰神往的吉地，自然是乐得眉开眼笑。
当我多年后再一次听父亲描述那块墓地的时候，坐在边上“偷听”的母亲突然发话了。她说，那不行，那块地在半山岗，太高了，太偏僻，我喜欢热闹，死后也一样。再说，如今村里有了公墓地，能不能自家做坟墓还是一个问题呢。顿顿，母亲又刻意地提醒父亲，你可是共产党员，又当了二十多年的村干部，怎么可以去做坟墓？
母亲的意思很明确，父亲走了以后把骨灰盒安葬在公墓地就好了。
母亲这么一说，病中的父亲也沉默不语。我看看他俩，心有千千结。
趁着母亲出去忙碌的时候，我再次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想了一下说，我们右房人太公坟的右边还有一块空地，那里也是佳地，只是有些局促。
哦，那是高祖友先的墓地，边上还有无名氏和曾祖的墓地。如果父亲也埋葬在那里，父亲和他的爷爷、曾祖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侃大山，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我思忖了一下，觉得这也是一个折中的方法。
我决定去先人的墓地看看。春日风和景明，两旁的小道已弥漫着橘林即将开花的馨香，沁人心脾。
高祖之墓坐北朝南，耸然正位，气势磅礴；而前方明堂开阔，平畴远风，朝山俊秀，站在此地极目远眺，令人心情愉悦、神怡心旷。
我用锄头和柴刀清理着高祖墓地右边的那块地。当我快清理完毕的时候，在空地的正中间发现了一株高约五十厘米的棕榈树幼苗。它翠绿的叶子如弧形的扇子，在风中轻轻地摇动着。也许是老天爷冥冥之中的安排，也许是风带来的种子在这里落地生根，也许是飞鸟衔着的时候故意落下来的……我千万遍地想象，一切均是好兆头。
清明即将来临，可父亲的身体并没有好转，我们商量着让父亲去住院。可父亲说自己身体无疼无痒，去住院也没有多大意思，再说年前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也查不出什么病。顿顿，父亲又平静地说，人生就那么回事，活到一百岁也是要魂归道山的。接着，又自嘲：先死被人笑，后死被鬼笑。
我们明白，父亲不想去住院，既是为了替我们省点儿钱，又嫌医院里各种检查和折腾让人心力交瘁。父亲看透生死，他像固执己见的年迈的水手坐在千疮百孔的老木船上，对风的诱惑无动于衷。
父亲熬过了清明，天气也日渐更暖。乡里把清明节之前去世的人称为“赶清明”，而父亲，似乎是逃过了这一劫。父亲依然喜欢躺在院子里晒太阳，胡须白而凌乱。趁着阳光好，我用剃须刀给父亲修理他的胡子。父亲很少说话，这和以前判若两人。
有一天，父亲异常清醒，他从抽屉里拿了三本书出来。父亲说，这是家里先人留下来的古书，现在给你，你抽空可以看看。因为是竖排的繁体字，纸张发黄又薄如蝉翼，而我，根本看不懂也没有多大兴趣去细研。但我收下后小心翼翼地收藏着。我知道，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好和最后的礼物——书香传家。
父亲突然不想吃饭了，母亲喂他，也只是勉强地吃几口。母亲对我说，估计你父亲快要走了。我不以为然，我说有可能父亲这几天没胃口，过些天自然会恢复正常的。母亲经历的事情比我多，她对父亲说，老头儿，你要走的话最好白天走，晚上走我们太害怕了。父亲躺在床上，半睡半醒的，他“嗯嗯”地应答着。
那些天，父亲一直躺在床上，不曾起来。渐渐地，又开始了胡言乱语。
父亲有时候会指着墙上说，墙上有两只鬼。我回头一看，墙上什么都没有，再说，大白天的怎么会活见鬼？有时候，父亲一直念叨着一些已经离世亲人和好友的名字。而墓地，则成了父亲最后的情思所系，正如《诗经》所云“安且吉兮”。在昏迷不醒中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了好几个穴位……对我所有的想法和决定他闭着眼睛回答，好的，好的。
我半夜起来，想看看父亲是否还活着？当我打开灯，轻轻靠近父亲，发现父亲的眼睛是睁着的，我把手掌在距父亲脸面十厘米处来回移动着，父亲毫无感觉。这才知道，父亲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一刻，我悲从心起，父亲那双温情的眼睛已经失明。
二姐匆匆赶来，她看了看父亲说，这次父亲真要走了，父亲平时最爱喝酒，如果父亲现在想喝，还是让父亲喝点儿吧。我问父亲，爸，你现在想喝酒吗？父亲点点头。我飞奔而去，买了一瓶酒回来。可父亲只喝了一瓶盖的酒，脸上泛起了红晕，看上去有一种舒适的笑容。
大女儿从学校赶回来，这些时候，女儿一直忙着备考，很少回家，她的目标是考上省属重点中学的理科实验班。记得上次女儿去学校时，父亲倚在床上还是清醒的。女儿说，爷爷，我去学校读书了。父亲应答着，阿囡，好好读，我们家的都会读。
我又记起了大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天也是父亲陪着去的。当时，妻子和母亲也想陪女儿去学校，可是，父亲是村里有口皆碑、德高望重的“名人”，她们怎么可以和他争高下？
此时，大女儿看着和自己情深似海的爷爷已经成了这个样子，禁不住地泪流不止。她不停地哽咽着，呼唤着，爷爷——爷爷……我考上了。父亲一息尚存，阿囡乖，阿囡乖……
父亲突然反常地浑身难受起来，他痛苦地呻吟着，四肢不停地挣扎着，如凤凰浴火，涅槃重生。
父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不想放松。我轻唤着父亲，我们彼此紧紧相依。那一刻，我才真正尝到了生死离别的滋味。
中午以后，父亲安静了，但喉咙里响起了“咕噜咕噜”的声音，声声不断。不远处的婵娟姐正好路过我家，她进来看了一下，听到这声音，说这叫“海底痰”——最后一口气，只要这口痰掉下去，阿公就要走了。接着她又说，我父亲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们赶紧准备后事吧。
果不其然，没过一小时，父亲真的驾鹤西去。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我不能自持，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并情不自禁地凝噎着，断断续续地呼喊着，阿爸……阿爸……
此时的母亲反而显得比较镇静，她说都别哭了，趁着父亲的身体还有点儿余温，赶紧给你们的父亲擦身换寿衣。大姐和二姐帮衬着母亲忙碌起来。
单衣、单裤、夹衣、夹裤、棉袄、棉裤、外袍，上四下三。先在我的身上装模作样地披套一下（这是乡俗，表示衣裤是有温度的，可以温暖亲人的心），然后，再一件件、一层层套穿在父亲的身上，再穿鞋、戴帽。
附近的亲朋好友们陆续赶了过来。屯老屋里的小然阿姑说，你们父亲睡过的这张床今晚必须有人睡，不能让床冷下来。我和姐姐们彼此看看没有吭声。我们明白阿姑的意思：这也是乡俗，躺在父亲曾睡过的床上，让我们可以一次次地缅怀父亲陪伴我们曾经走过的温暖岁月。
小溪对面的岳明叔过来了。他尽管年逾古稀，依旧高大帅气、身强体壮。他心手相应、有条不紊地帮助我们将父亲从床上移到竹做的躺椅上。然后，用毛巾盖住父亲的脸，移到祠堂里。
岳阳叔成了丧事的总管，他是一个快乐的老头儿。年轻时的他酒量特好又力大无穷。岳阳叔告诉我，去年冬天，你的父亲有一次在晒太阳，远远地，看到我，就大叫起来，老小，过来一下！老小，过来一下！然后，你父亲叮嘱我如何操办他的后事。
我知道，父亲是个做事认真细致的人。岳明叔和岳阳叔等人和他虽只是远房堂兄弟，但胜如亲兄弟，所以，父亲早早地做了委托。
在宗族的祠堂，岳阳叔向父亲敬了一炷香，然后对我说，今夜就我们这些老兄弟陪伴你父亲吧，明晚你们自家的兄弟姐妹、外甥等人也来陪一夜。
我点点头，看着齐齐落定的岳明叔、岳阳叔、阿明叔、张加叔、时东叔……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他们沉默无言，他们安然从容。在时光里，他们从翩翩少年成了一株株傲然老去的庄稼，他们都是庄稼人，更是热情如火的老头儿。我又想到，若干年以后，自己也将成为父辈们的模样。人生就是这样：来如风雨，去似微尘。我们无法抗拒，只能用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自己的一生——兢兢业业，养儿育女；心存善念，心怀感恩。
四姐说，咱们得把父亲的一生写出来，在入殓的那晚宣读一下。我把这个任务给了大女儿。我告诉她：你的爷爷生于1931年农历十一月十四，卒于2009年农历三月廿一，1954年4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村里担任村干部。其他的，凭你对爷爷的印象写。
女儿拿着纸笔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在那个季春的午后，阳光把她的泪水珠串成一道最动人心肠的风景。她想起了小时候爷爷对她的呵护以及牵着她的手在人世间走过的温暖岁月，那是一份鲜活光亮而又深情的记忆。
入殓那晚，亲朋好友们一脸肃穆地来和父亲告别，女儿声情并茂流淌着热泪宣读着父亲的过往以及她的绵绵思念的文字。大家说，你父亲对村里是有贡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入党并担任村干部，如火如荼地和大家一起进行新中国新社会的建设，晚年又任村老年协会会长。你父亲热情仗义、礼仪诚信、为人高洁，我们都愿意听他的。我们都亲密无间地尊称你父亲为“阿公”。人心温厚，人心辽阔。那一刻，我也泪目：这是情感敦厚的乡亲们对父亲最好的评价，它是德行的嫁妆。
夜静了，四周阒无人声，我掀开毛巾，轻轻触摸了父亲的脸。父亲的脸是冰冷的，他永远安然地睡着了。
送别父亲，我们原路返回。当我们路过村东的樟树林，无意间看到一枚樟叶飘然而落，像父亲温暖的眼神，满是希望的微笑。我抬头看看千万片翠绿如洗的樟叶沐浴在阳光之下，又扭头着看看自己的两个孩子及弟弟的孩子……我明白，父亲尽管已经在春天离去，但春天繁花依旧，春天里的孩子，快乐如风，他们欣欣向荣。
附：古人守孝三年，且规矩众多，这些我都做不到。我在乡村待了两年，闲暇时，常去父亲坟前坐坐，倒上两杯酒，“彼此对饮”且“东拉西扯”，或陪母亲聊聊家常或去海边钓钓鱼，打发时光。两年后，再一次逃离故乡，去外谋生。
作者简介：裘七曜，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奉化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天津文学》《散文百家》《少年文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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