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杜塞尔多夫·特里尔——杜塞尔多夫的西川
9月13日早晨五点就起床了，先去吃饭。伦敦的酒店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在结账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差错。不知道为什么，除了美国和英国的卡之外，中国所有的维萨卡、万事达卡都出问题，他们把我的卡刷了四遍，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我说就是应该付三笔啊，在中国银行四次刷的都是预授权，但是他这边已经结完账，而且多收了两千多镑。挺无奈的，也理解，机器毕竟不是人。人有发疯的时候，机器也有发热的时候，只好请子雯跟他们协调，我就赶飞机了。
从伦敦的酒店到希思罗机场车程半个小时左右，六十五镑，还是很方便的。机场虽然旧了一点，但效率总体不错。希思罗的出关很简单了，就是拿着护照看一眼，而且还是比较友好的。到候机室里面去看，候机室里面的VIP设施一般，很旧，而且服务也很一般，可能缺人力吧。比如，坐在那儿到处杂乱无章的，乘客看完的报纸扔那儿没有人收，吃饭的盘子、喝完的水杯放在桌子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收拾，堆在桌子的一个角上。他们几十分钟才来收拾一次。早餐极其简陋，比起杜塞尔多夫机场要差十倍。老机场、老帝国、老服务都可能与时代落伍了。最麻烦的是机场居然不提前预告你登机口在哪儿，所有的人都是等着。我坐的是汉莎的3381航班，飞杜塞尔多夫。它这个机场还是挺大的，你从一个口走到另外一个口，最远要二十八分钟，我这样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常年在外，我一定要找着登机口，确认一下，然后再去转悠，过一段时间还回来看一看。因为登机口经常换，换了也不告诉你，登机的时候你才知道，这就抓瞎了。对于常年旅行的游客来说，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本来是7:25登机，到了7:28还没有说登机口在哪儿，就急得瞎转，怕是不是电子屏幕有问题了。然后跑了五六个不同的屏幕看，结果显示都一样，那就坐在那儿等。最后突然看到终于有登机口了，一看得狂奔十几分钟。到了登机口，这个登机口还不开，人就坐在登机口这儿等。但是到开了以后，乘客们上的也很有序，很快，8:05就准点起飞了。这让我很诧异。后来明白了，他们认为我提前那么早来给你弄登机口没有必要，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在五分钟内登机。所以这也是一个习惯，也可以看到它跟乘客素质有关系，跟效率有关系。
那时我担心：完了，登机这么长时间，肯定晚起飞。结果还是准点起飞，准点降落。但是汉莎的商务舱还是那么差，还是三个座位一排，很简陋的。但是可以在乘客少的时候一个人坐一排，这当然是比较碰运气的办法。
到了杜塞尔多夫以后，拓笔、子娟、高远见到我很开心。虽然短短的两天，大家也彼此怀念。回城的路上，他们说我不在的时候，拓笔就坐在我常坐的座位上，模仿我的一举一动。我看了点视频，模仿得很威严，我想我在他们心中是不是霸气的人，很搞笑。
回到杜塞尔多夫也就十几分钟的路，去找西川。西川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国当代诗歌界的领袖人物。他来德国做一次演讲活动，完了以后在杜塞尔多夫呆了两天，约好我下了飞机来找他吃个饭。在北京我们也很少见面，因为他也很忙，我是一个四处漂泊的人，经常很想聊一聊。
到了他的旅店，我看是居民社区的小旅店。习惯性地看见西川的大胡子，他站在小酒店的门口等着我们，很开心，握手再拥抱。因为这是在异国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几大快事之一。
这时候子娟他们又想到小旅店里面把我们的资料传回到北京，我跟西川聊天等着。不出所料，根本传不出去。为什么？网速太慢。这样的话就表示回到德国了，回到这个小城市了，你就别想有那么快的网速了。跟100M告别吧，不传了，我们吃饭吧。
我们跟西川找吃饭的地方，找了一个日餐吃拉面。没有想到在杜塞尔多夫的街道上吃拉面的这条街都是日餐馆，大多数都是日本人在吃，看来日本人在杜塞尔多夫聚集量很大。他们说投资的也很多，这应该说体现日本国际化了吧，日本人早就走得这么远，这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
吃完饭干什么呢？我说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吧，找一个咖啡厅。走了几步，说在咖啡厅还不如找附近的教堂坐在外面聊呢，这个主意不错。一拐弯就到了很不错的教堂，虽然在大街上，但是相对安静一些，最关键的是它的氛围。这个教堂一看就是有年月了，后来一看果然是十九世纪建的。
在教堂的台阶上我跟西川坐下来，我说坐在外面你还可以抽烟。西川的烟是基本不间断的，原来还没有看到谁的烟瘾这么大。我们俩做了一个对话。我说这次我来德国访问那么多人，也给他看了《法兰克福汇报》对我的报道，他也很赞赏，我说给这么大的篇幅不容易。我说我对你做一个访问你愿不愿意，西川说当然好。我在德国跟我来自中国的朋友、诗人就关于德国问题做了一次对话。
杜塞尔多夫，位于莱茵河畔，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首府。是德国广告、服装和通讯业的重要城市，十二世纪即有文字记载，市内有十三至十八世纪古迹、艺术学院、著名陶器博物馆等。这里也是欧洲最大的日本人聚居地，日侨多达26834人，市内有许多日资公司。杜塞尔多夫是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出生地
当然首先谈到了对德国的看法问题。西川对德国的看法是非常完美的，他来德国最多，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来德国。我们俩一致的结论是肯定源于德国的知识分子氛围。因为到现在为止，德国的知识界还是很严谨的，知识分子对治学的理论也好、态度也好都是很严肃的。我坦率地说，不像中国现在，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商人不像商人，官员不像官员，什么都是错位的。
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在德国遇到的不愉快事件。我跟他讲我是一个旅游者，不是说来简单地给一个国家划定一个赞美或者批判标准的，这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是个旅游者，把我每天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我看到了德国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国家、让人尊敬的民族，但是我也看到了、遇到了种种生活琐事，不愉快的事件。
比如说，我从伦敦一回来，心就紧，我知道要回德国海关了，我又会看到一张冷冰冰的脸。我告诉西川，我到了杜塞尔多夫机场，德国海关的人全都像如临大敌一样绷着脸。也可能德国人习惯了他们海关这样，无所谓，大家都冷着脸就过去了。但是对于一个东方人会觉得这是对我的歧视。尤其他问我你来德国干什么？我告诉他旅游。多少天？我觉得他在审问我。尽管海关是例行公事，他也没有错，但是不明白你是一个国家的门户，你就不能给所有的游客一张微笑的脸吗？你那样绷着脸，好像所有人都是逃犯、非法移民或者偷渡犯。可能我们这么想不对，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每一个国家的海关都这么板着脸，这个世界多无趣啊。所以回想起来伦敦海关的笑脸心里就温馨，我心里就叹口气说：哇，又回到德国了。
把这个讲给西川他就笑，他说：“我没有这么敏感，但是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比如有一次在大街上正走着，有人冲着我说犹太人。我不知道他说谁呢，后来我回头左右看没有人就是我，后来我明白了他把我当犹太人了。”因为西川确实像，他留着满脸的络腮胡子，戴一个知识分子的眼镜，很知识分子味儿。他还说：“有一次来德国，早晨锻炼骑自行车，在森林里，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候从背后过来了一辆车，一下就把我撞飞在地上。当时我早晨起来锻炼，裤子兜里装的是德国旅馆特有的大铁疙瘩的钥匙，很重，这个裤兜就撞在那辆车的挡风玻璃上，当时就把挡风玻璃砸得粉碎。但是那辆车停都不停，直接就开跑了，前后左右都无人。我回来以后，德国的同事、德国的朋友、周边的人都说，你遇到新纳粹了。”这些事说明德国的社会当中还是有各种各样对外歧视排挤的看法和态度。
作为一个全世界的旅行者，为什么坚持不懈地要问每一个人：在德国到底还存不存在种族歧视？还有没有对外国人的排外心理？
第一，德国曾经有一个大规模的反犹行动，集中杀死了很多犹太人，它是有反犹史的，就是有不光彩历史的。
第二，德国战后成为移民国家，它的法律很宽松，我很好奇这么多的移民来到德国之后，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对立情绪呢？
第三，世界正在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我是一个旅行者，我很好奇地只负责看，最后做出一个世界地图，哪个国家对外来人最友好，哪个国家最不友好，这是我想问的一些话语的根由。
我和西川在杜塞尔多夫的短暂会面，大家交换了关于对德国、启蒙和现代性的认识。
当然还谈到关于诗歌的看法。西川是中国非常优秀的诗人，我一直非常赞赏他，西川的诗歌是有突破可能的。有一些诗人有才气，但是那个才气适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时期，在与一种东西对抗当中才能显出它的张力，比如与历史对抗，比如与西方对抗，比如与政治对抗。他们在这种对抗的张力当中，作为一个启蒙者的姿态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对于大众来说有一种优势的地位，所以你看到都是很高大、很高尚，都是启蒙的角色，而且是领袖的角色，是引导者、思想者的角色。但是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诗歌现场出现了巨大变化。西川讲现在我们在诗歌的写作和追求模仿对象上，突然发现前面没有人了，现在在欧美诗歌界很难找到优秀的诗，这个我也赞同。我说现在主要是大家的现场经验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全面融入到现代性的中国。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化、现代性过程当中体现的问题全都在中国能得到体现，而中国是体现了所有的问题，又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的问题的重要目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离开现代性的文学写作都是苍白的，都是跟不上时代的。中国的突破以后就是世界的突破，中国当代诗歌的突破也可能是世界当代诗歌的突破。为什么？因为中国现代性的困境、张力表现得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更加激烈、更加迷茫、更加不确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诗歌美学张力的美好时刻。
在教堂一聊不知不觉就一个小时，意犹未尽。但是由于西川要赶着去机场，我还要赶着去特里尔，所以只好就说算了吧，咱们回到北京再聊吧。把西川送到了机场，大家握手相别，看着西川一个人拉着箱子，走向了候机厅。熊一样驼着背，一步一步走得不急不缓。
本文连载自黄怒波老师《德国，你如此优雅》，2014年9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