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匀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
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寒风裹挟着细沙掠过光秃秃的枝桠。我走进L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边的幸福互助院时，正好赶上午饭时间。十几位老人围坐在两张拼起来的方桌旁，热气腾腾的烩菜端上桌，有人招呼着“老张，再添点饭”，有人念叨着“明天不知道是什么菜”。屋外天寒地冻，屋内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热。
这番场景让我想起了外婆。外婆已经年过七十，三年前被舅舅接到榆林城里同住。每次去看她，她总念叨着想回村里：“城里好是好，可一个人待在楼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望着窗外，眼神里有一种我难以名状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个老人离开故土后特有的茫然。
L村是一个典型的陕北村庄。全村户籍人口约1200人，但常住人口不足60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的七成以上。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有的在榆林市区，有的去了更远的西安、内蒙古，留下的老人守着世代居住的窑洞和土地。这次返乡，我带着调研问卷走村串户，几天走下来，我的注意力被一个问题牢牢抓住：这些留在村里的老人，他们怎么度过每一天？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谁来帮他们？而那个小年夜里热气腾腾的互助院，似乎提供了一种答案。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探讨了下岬村老人赡养问题，指出孝道在现代社会中呈现衰落趋势，代际关系从“反馈模式”向“接力模式”转变。这一判断在L村同样可以得到印证。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传统孝道难以维系时，农村社会如何自我调适？那些被留下的老人，除了等待子女归来，还能依靠什么？
一、双重困境：物质供给与精神慰藉的失衡
基于问卷数据与入户访谈，L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集中体现为物质保障的基础性困境与精神陪伴的核心性困境，其中精神层面的孤独与空虚已超越物质匮乏，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最突出的难题。两种困境相互交织，构成了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现实障碍。
（一）物质层面的基本保障与潜在隐忧
从物质层面看，L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得益于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领取基础养老金，70岁以上还有高龄补贴。加上退耕还林补助、种粮补贴等转移性收入，大多数老人不用为吃饭发愁。
“钱够花，花不出去。”68岁的李大爷这样形容他的经济状况。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每月养老金100多元，高龄补贴50元，退耕还林补助每年2000多元，加上自己种点玉米、土豆，一年下来花销不大，还能攒下一点。“就是看病买药花钱，但合作医疗能报一部分，也还行。”然而，表面上的“够花”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隐忧。一旦遭遇大病或意外，现有的保障水平便显得捉襟见肘，村内仅有村卫生室，缺乏专业医疗设备与医护人员，老年人看病需前往乡镇卫生院或市区医院，交通不便、陪护缺失，进一步加剧了健康保障困境。“头疼脑热就扛着，去城里看病没人陪，花钱也多，不给儿女添乱”，这是多数老年人的共同心声。
另一个问题是“做饭难”。对于独居老人而言，一日三餐成了沉重的负担。不是吃不起，而是“不想做”也“做不好”。74岁的赵大爷独居多年，儿子在内蒙古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他的日常饮食很简单：早上煮点小米粥，中午热一热前一天的剩饭，晚上凑合一顿。“一个人做啥饭？炒一个菜吃不完，下一顿就不想吃了。”像赵大爷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长期饮食单一、营养不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
（二）精神层面的普遍孤独
如果说物质困境还可以用数字来衡量，那么精神层面的困境则难以量化，却更为普遍、更为深刻。在L村，老年人的精神孤独几乎是一种集体状态。
“一天到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是我在访谈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们去城里上学，村子里静得能听见风声。老人们要么坐在门口晒太阳，要么守着电视机，要么在院子里侍弄几棵菜。人际交往的圈子急剧缩小，除了偶尔和邻居聊几句，大多数时候处于独处状态。
这种孤独在夜晚被放大。70岁的刘奶奶独居在一孔老窑洞里，儿子在榆林市区买了房，多次接她去同住，她都拒绝了。“城里住不惯，出门怕找不到路。儿子儿媳妇要上班，孙子也要上学，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还不如在村里。”刘奶奶的抗拒并非个例，许多农村老人对城市生活抱有天然的排斥——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封闭的单元楼，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更深层的孤独来自情感连接的断裂。传统农村社会中，老人与子女、孙辈朝夕相处，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子女常年在外，电话成了主要的沟通方式。然而，电话能传递信息，却难以传递温度。66岁的杨阿姨掏出手机给我看她和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长长一串，全是她发过去的语音和图片，儿子的回复只有寥寥几条：“嗯”“知道了”“忙，回头说”。
“娃在城里忙，也不敢多打电话打扰”陈阿姨收起手机，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失落。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老年人失去了最核心的情感寄托，孤独感如影随形。传统农村的宗族聚会、人情往来逐渐淡化，老年人失去了乡土社会的精神联结，成为村庄里的“边缘人”。
（三）何以“精神困境”更甚于“物质困境”
之所以说精神困境比物质困境更为突出，不仅因为其普遍性，更因为其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更为深远。物质匮乏可以通过制度性供给来缓解，而精神孤独却难以用外部输入的方式解决。它关乎人的存在意义，关乎一个人如何度过晚年、如何看待自己、如何与世界建立连接。
刘守英在谈及农村老人问题时指出，相比经济问题，“缺乏陪伴和照护等问题才是更多时候影响老人生活质量的关键”。许多农村老人走得很痛苦，“不光是因为缺乏吃穿等经济问题，而更多是缺乏精神上的依靠。相比西方的老人，中国老人依赖家庭和亲情，而农村的空心化让他们无人可依”。
L村的现实印证了这一判断。当被问及“你最需要什么”时，大多数老人的回答不是“钱”，而是“有人来看看我”“有人陪我说说话”。这种需求的满足，恰恰是现有制度供给最难触及的领域。
二、何以至此：困境成因的多维分析
L村老年人养老困境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家庭变迁、城乡分离、公共生活衰落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是中国北方农村养老问题的集中体现。
（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传统农村养老模式以家庭为核心，子女承担着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这一模式得以维系的前提是“代际共居”——父母与子女生活在同一空间或邻近空间，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可以在自然状态下完成。但是社会转型带来农村家庭结构的根本性变革，L村传统“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核心家庭、空巢家庭、独居家庭成为主流。
L村的现状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有的甚至举家迁往城市，留下父母独守农村。代际之间从“共居”变为“分离”，空间距离阻隔了日常照料的可能性。子女可以提供经济支持，却难以提供陪伴；可以在老人大病时赶回来，却无法填补日复一日的孤独。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揭示了孝道衰落的深层逻辑：随着个体意识的崛起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代际关系从“反馈模式”向“接力模式”转变——子女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向下一代而非反馈给上一代。这一趋势在L村同样存在。并非子女不孝，而是现代生活方式从根本上重塑了家庭的功能和边界。
（二）城乡空间分离的代际后果
城乡之间的空间分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生活世界上的分离。子女在城里建立新的生活圈，他们的日常话题、人际网络、时间节奏都与农村迥异。父母偶尔进城小住，往往感到格格不入——不会用智能家电，找不到熟悉的社交场所，难以融入城市邻里社交圈。
反过来，子女返乡探亲，也面临着“融入难”。他们与父母共同话题越来越少，除了“身体怎么样”“钱够不够花”，似乎再无话可说。亲情在，但交流的通道变窄了。
这种双向的疏离，使得代际之间的情感连接难以在短时间内维系。老人理解子女的忙碌，子女也体谅父母的孤独，但理解与体谅并不能填补陪伴的缺失。
（三）农村公共生活的衰落
如果说家庭是老年人情感支持的第一重网络，那么村庄公共生活就是第二重网络。在传统农村，庙会、集市、红白喜事、田间劳动都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场合，老年人通过这些场合与他人互动，维持社会关系，获得身份认同。
如今的L村，这些场合正在消失。红白喜事虽然还在办，但规模缩小了，程序简化了，田间劳动少了，许多土地退耕还林或流转出去，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连凑齐一桌打牌的人都难。老年人活动的公共空间极度匮乏——除了少数几个聚点，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守在家里。
公共生活的衰落，意味着老年人失去了与他人建立联系、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当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切断，孤独便是必然的结果。
（四）老年人自身条件的限制
最后，老年人自身的身体条件和观念也在塑造着他们的困境。随着年龄增长，行动能力下降，出门变得困难，疾病缠身，精力大不如前。有的人听力不好，与人交流费力。这些身体层面的限制，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活动半径和社交可能。
与此同时，许多老年人秉持着“不麻烦子女”“不给别人添负担”的观念，即使遇到困难也倾向于自己扛着。这种克制的态度，固然体现了老一辈的坚韧，却也让他们在需要帮助时不愿开口，在孤独时不愿表达。
三、地方实践：多元主体协同的应对图景
面对上述困境，L村并非被动承受。在政府、社会、个人多个层面，各种应对实践纷纷开展，构成了一幅多元主体协同的养老图景，有效缓解老年人的物质与精神困境。
（一）政府主导：幸福互助院的建立与运营
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支持下，L村利用党群服务中心旁边的闲置房屋，改建成立了“L村幸福互助院”。这是目前村里最重要的养老服务设施。
互助院占地约300平方米，设有餐厅、活动室、阅览室、休息室等功能区。餐厅可容纳30人同时就餐，活动室配备了桌椅、电视机、棋牌桌，阅览室有各类报刊书籍，为老年人提供日间休息、娱乐社交、读书看报的场所。整个院落收拾得干净整洁。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老年人自发来到互助院，下棋、打牌、聊天、看戏曲节目，原本冷清的老年生活变得热闹起来。71岁的曹奶奶说：“以前一个人在家没事干，现在每天来互助院，和大家伙儿们说会话、打会牌，日子也有盼头了”互助院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社交需求，更成为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重要载体。
互助院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提供用餐服务。食堂每天提供午餐和晚餐，菜品根据老人口味调整，以陕北家常饭为主——烩菜、饸饹、洋芋擦擦、小米粥等，确保老年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每日饭点，老年人结伴来到食堂就餐，边吃边聊，其乐融融。“以前一个人吃饭凑合，现在食堂饭菜热乎、味道好，还能和大家一起吃，再也不用吃冷饭了”，75岁的李奶奶说道。互助食堂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吃饭难题，更通过集体就餐营造了温馨的养老氛围，缓解了精神孤独。村内7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餐仅需缴费2元，即可享受一荤一素一汤的营养餐。低保、特困老年人可以免费就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可以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但互助院的功能远不止于吃饭。它还是一个社交场所、一个活动中心。每天中午，老人们来到互助院吃饭，吃完饭不急着走，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有的坐在一起拉家常。下午两点到四点，活动室最热闹，打扑克的、看电视的、聊天的，各得其乐。村里的大队不定期组织活动，有时是健康讲座，有时是节日联欢，有时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
幸福互助院的意义在于，它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可去的场所”和“可做的事”，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精神孤独问题。同时，它也是一种“不离乡土”的养老模式——老人不用离开熟悉的村庄，不用改变生活习惯，就能获得基本的生活照料和社交机会。这些村级养老设施的建设，有效解决了老年人吃饭难，活动少，照料缺失的问题，让“养老”变“享老”。体现了基层党委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养老服务嵌入村庄公共服务体系，让老年人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基本养老服务，筑牢了农村养老的硬件根基。
然而，互助院也存在明显的局限。首先，覆盖面有限，目前固定来用餐的老人约20人，占全村老年人的三成左右，还有更多老人因身体原因或路途遥远无法参与。其次，服务内容有限，主要是用餐和简单活动，缺乏专业的医疗照护、康复训练等服务。再次，运营资金主要依赖政府补助，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二）社会参与：公益组织与志愿者的补充
在政府主导之外，社会力量也在L村的养老服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榆林市慈善协会对养老事业定期帮扶。 市慈善协会每年会组织2-3次下乡活动，为L村的老人送来慰问品——米面油、棉被、常用药品解决老人的物质生活困难。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公益组织都会开展慰问活动，与老年人一起包粽子、吃月饼、看文艺节目，为老年人送上节日祝福。“志愿者们每年都来看我们，送东西、陪我们聊天，还给我们表演节目，心里特别高兴”，老人们纷纷表示。去年重阳节，慈善协会带来了20份“暖心包”，每份包含保暖内衣、收音机、手电筒等物品，还组织了一场小型文艺演出，村里的老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好多老人他们现在缺的不是米面粮食，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个精神陪伴”，慈爱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的一位志愿者如是说。最让人感触深的就是志愿者们在给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一位老人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这么多人给我过生日”，老人的话也更加坚定了志愿者们服务的决心。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寒暑假，在幸福互助院开展“陪伴课堂”，教老年人唱红歌、读报纸、玩简单的娱乐游戏，为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注入活力。笔者作为返乡大学生，也曾参与志愿服务，陪伴外婆与村内老人聊天，深刻感受到志愿者服务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重要作用。
村医为老人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村医高大夫每周都会到互助院坐诊半天，为老人们量血压、测血糖、开药。对于卧床在家的老人，他定期上门巡诊。“老人们最怕生病，尤其是突发疾病没人知道。”高大夫说，“我们多跑几次，就能减少一些风险。”
这些社会力量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服务的不足。但它们也带有明显的“节日化”“运动化”特征——来了很热闹，走了又冷清。如何将短期帮扶转化为长效机制，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三）个人与家庭：子女的接济与老人的“自养”
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之外，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应对同样重要。
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与接济。 大多数在外务工的子女，会定期给父母寄钱。数额不等，有的每月几百，有的逢年过节多寄一些。对于一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子女的支持是重要的补充。更难得的是，有些子女会在农忙时节或父母生病时请假回来，短暂陪伴。村两委通过村规民约、道德讲堂、红黑榜等形式，宣传孝老爱亲典型，引导外出子女返乡尽孝。越来越多的子女选择就近务工，每周返乡探望父母。部分子女调整工作节奏，定期与父母视频通话，主动关心父母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春节、节假日期间，子女返乡陪伴父母走亲访友、参与村内活动，让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经济支持难以替代情感陪伴，短暂归来也难以填补长期的空缺。
“进城养老”的尝试与不适。 一些子女尝试将父母接到城里同住，但成功的案例不多。我的舅舅就是其中之一。外婆在城里住了三年，至今仍不适应。她不习惯坐电梯，不习惯用马桶，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邻居互不来往。每天最期待的，是舅舅下班后能陪她说几句话，但舅舅工作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外婆说：“我知道他们孝顺，可我就是想回去。”今年春节后，外婆提出想回村里住一段时间，舅舅同意了。回村那天，外婆精神明显好了许多，见人就打招呼，还张罗着要去互助院看看老姐妹。
这个故事让我思考：所谓的“最好安排”，或许不应该是替老人做决定，而是给他们选择的权利。城市不一定是最好的归宿，熟悉的乡土才是。
老年人自食其力“以地自养”。对于那些身体尚好的老人，“自养”是一种普遍的选择。我的外公外婆就是一个例子。七十岁之前，两人一直坚持种地，种树苗，还种一些家常蔬菜玉米、土豆等。种地的收入虽然不多，但足够日常花销，不用向子女伸手，还可以为子女提供自家蔬菜。更重要的是，种地给了他们一种“还能干”的感觉，一种自我价值的确认。外公常说：“自己挣的钱花着踏实。”地里的活计也让他们保持社交——谁家的玉米长得好，谁家的地要帮忙浇，都是他们串门聊天的谈资。
近年来，外公身体大不如前，地被流转出去，蔬菜也不种了。两人被接到城里，生活条件好了，精神状态却不如从前。外公变得沉默寡言，外婆常念叨村里的事。我有时想，如果村里有更好的养老服务，他们或许更愿意回去。
学术研究也证实了“以地自养”的积极意义。有学者指出，对农村老年人而言，土地不仅提供经济来源，更是一种价值生产的载体——在劳动中获得尊严，在收获中获得满足。这种基于土地的“自养”模式，在低龄老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邻里之间互助养老。身体较好的低龄老年人，主动帮助高龄、独居老年人，形成“低龄助高龄”的邻里互助养老模式。村内老年人之间相互照应、帮忙做饭、代购物品、陪同就医，形成乡土特色的互助养老网络。“远亲不如近邻，我们身体好，帮一把老伙计，都是应该的”，67岁的曹爷爷主动照顾79岁的独居邻居，成为村内互助养老的典范。
（四）地方实践的启示
L村的实践表明，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单一主体。政府可以提供设施和制度保障，社会可以输入资源和专业服务，子女可以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老人自身也可以通过“自养”和互助保持主动。多元主体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才能织就一张相对完整的养老支持网络。
更重要的是，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方向：让老年人在“离土不离乡”的状态下安度晚年。老年人虽然脱离了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劳动，不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并没有因为养老而搬离故土，依然可以生活在熟悉的村庄环境中。幸福互助院建在村里，老人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白天来互助院活动；公益组织的服务送到村里，老人不用出远门就能获得帮助；种地养羊的老人，依然可以在熟悉的土地上延续自己的生活节奏。老年人的吃饭照料难题得以解决，价值感与归属感得以提升同时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这种“不离乡”的模式，或许正是农村养老的独特优势所在。
四、结语
离开L村那天，我又去了一趟幸福互助院。午饭刚过，老人们三三两两往外走。有人拎着饭盒，说要给卧床的老伴带回去；有人相约下午再来打牌；有人站在院子里晒太阳，眯着眼睛看远处的黄土峁。
那一刻我想起外婆，想起她在城里的孤独，想起她回村时的笑容。对于这些老人而言，幸福或许不是锦衣玉食，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每天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说说话，有事情可以打发时间。是互助院里的一碗热饭，是老姐妹的一声招呼，是自己还能种几棵菜的踏实。
阎云翔笔下“孝道衰落、老人赡养困境”的乡村变迁，是中国农村转型的必然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养老的“无解”，他也提醒我们，传统并非简单地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被重构。L村以幸福互助院、互助食堂为载体的政府实践，以公益志愿为补充的社会力量，以孝老爱亲为核心的家庭责任，以劳动自养为内核的个人努力，为农村老年人搭建了“有温度、有保障、有尊严”的养老平台，让老年人在乡土田园中安享晚年，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从愿景变为现实。
当然，这张网络还有太多漏洞：还有老人因为身体原因来不了互助院，还有老人的孤独无法被集体活动消解，还有老人的疾病得不到专业照护。如何让这张网更密实、更持久，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但至少，L村提供了一个方向：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地复制城市模式，不能把老人从乡土连根拔起。更好的办法，是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建起一个可以依靠的家园——离土不离乡，离家不离村。
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本次返乡调研让我深刻感受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现状与地方实践的温度。未来，希望L村能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补齐专业化服务短板，强化长效运营保障；也希望更多农村能借鉴本土经验，立足实际、创新实践，让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再孤独，让孝老爱亲的文明乡风浸润乡土，让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老年人。
这或许就是“地方实践”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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