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飞
01
四川，人口加速减少
3月17日，中西部经济第一省四川公布了《2025年统计公报》，人口数据着实让人一惊。
虽然四川省人口在2023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下行通道，但过去两年每年也就减少几万人而已。
最新数据则显示，去年四川省减少了46万人，在目前公布人口数据的10个地区中，人口减少量暂位居第一：
全年全省常住人口出生人口43.4万人，人口出生率5.20‰；死亡人口78.6万人，人口死亡率9.4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4.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31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6万人。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地区统计局
从数据来看，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增量继续稳居第一，浙江增量第二，四川暂居减量榜第一。
山东算是躲过去了，去年减少量全国第一，今年摆脱了这个头衔。
最终谁是人口减少量第一省，还得看之前人口减少比较猛的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人口数据，这三个省过去四年人口合计减少量均超过百万。
02
首次，四川人口净流出了
关键问题来了，四川省人口为何加速下降？
从直接数据来看，是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叠加人口净流出之故。
从2021年开始，四川省出生人口低于死亡人口，自然人口开始下降。常住人口则从2023年开始下降。
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自然人口减少量均在25万左右，去年自然人口减少量直接高达35.2万人。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四川省统计局
从数据还可以看到，2025年之前四川省人口一直都是净流入，2025年首次出现了减少，去年人口净流出了10.8万人。
自然人口减少35.2万，人口净流出10.8万，才有了四川省去年常住人口减少46万的规模。
自然人口的加速下降与全国大背景同频。
国家统计局披露：
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792万新生儿，直接跌破了800万，创下新低。
少子化之下，全国人口于2021年见顶，2022年开始减少，当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加速减少，减少了208万人。2024年减少139万人，2025年减少339万人。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大趋势下，四川省人口同样开启了加速向下。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四川省统计局
从四川省历年常住人口走势可以看到，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十年合计增加了326万人，平均每年常住人口增量32.6万人。
与此同时，四川省的经济总规模也达到了新高度，去年四川省GDP高达6.77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五。
过去二十年，四川省排名上升了4个位次。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
这些成就背后，离不开强省会战略的成功。
四川省的强省会战略，既是历史因素决定的，更是地理格局决定的。
四川位于我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即处于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二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高低悬殊，西高东低的特点特别明显。西部为高原、山地，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
能够提供给四川发展的，就是四川盆地，也即成都平原这一带。
地理形势叠加抵御沿海虹吸，推着四川往强省会路上狂奔。
也成就了成都在四川省内一柱擎天般的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在强省会战略之下打造了超大城市成都，有了强大的成都引领，才成就了如今的四川。
这就是本号不断强调，对于中西部弱省来说，强省会才是最好的选择。
有限的产业若不集中在省会与首府，不强省会强首府，对于缺钱、缺产业、缺人才、缺环境的中西部地区，如何才能招架得住东部的人口虹吸？
四川正因为有超大城市成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仅抵御住了东部的虹吸，甚至以成都为桥头堡，反吸东部人才入川。
当然，由于资源禀赋不同，不是谁都能像成都、四川这样，但若不这样，会流失得更快。
又一个关键问题来了，既然之前四川依靠强省会反吸东部人口，一直保持着人口净流入，为何2025年首次出现了人口净流出？
本号认为，这与当前的经济、就业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权威媒体普遍强调一个规律：“人跟着产业和收入走”。以广东为例，其之所以长期保持人口净流入，核心在于其经济规模、产业体系和就业容量均居全国首位，形成持续虹吸效应。
对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即便经济增速不低，但在高端就业岗位、薪资水平和产业密度上，仍与珠三角、长三角存在差距。
正是在这一轮经济承压周期中，这种差距被进一步放大。
就业压力上升时，劳动力会更倾向于流向确定性更强、收入更高的区域，这使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人口回流趋势逆转，重新出现外流。
人口流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四川外流以农民工为主，而当前更显著的是年轻人和高校毕业生的跨区域流动。第一财经等媒体指出，人口变化与就业、产业布局高度相关，在全国人口收缩背景下，仍能保持人口增长的多是产业优势突出的城市。
这意味着：
四川并不是“没有人留下”，而是更具流动性的年轻劳动力在外流，这对人口数据的影响更为直接。
此外，还要看到疫情后的“回流修正效应”。
此前几年，受特殊因素影响，大量人口阶段性回流中西部，抬高了常住人口基数；随着黑天鹅结束，这部分人口重新流向东部沿海，从统计上就表现为2025年的“集中净流出”。这种变化带有明显的“补跌”性质，而非单一年度的异常。
从省内结构看，四川的人口吸附高度依赖单一核心城市。过去多年，人口向省会集聚的趋势非常明显，甚至出现“一个成都吸全省”的格局。
但当核心城市的就业承载、房价成本逐步上升，而外部城市提供更高回报时，这种内部吸附力就会出现边际减弱，进而影响全省人口流动平衡。
归纳来看，四川2025年人口净流出，本质上是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
一是全国人口负增长导致“总盘子缩小”；
二是人口向珠三角、长三角等头部区域加速集中；
三是就业压力下，年轻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增强。
因此，这并不是一地一城发展变动之缘故，而是中国人口与产业格局进入新阶段后的正常反馈。
真正决定未来走势的，不在于短期人口增减，而在于能否提升产业能级、提高高质量就业供给，从而在新一轮人口竞争中重新获得吸引力。
03
鼓励生育，大招已发
四川人口开始加速下降，只是全国少子化影响的一角。
官方数据显示，幼儿园在园人数已经五连降。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小学在校生人数也加速减少，2025年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406.1万人。
制图：城市财经；数据：国家统计局
而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见顶预计分别发生在2026年、2029年、2032年。
面对少子化、人口减少的压力，去年中央层面上有两个大动作：
一个是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一年3600元，直到满三岁。
一个是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
但这还远远不够。
“十五五”规划已经发布，其中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本号罗列了几个关键大招：
鼓励用人单位对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
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3岁幼儿。
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住房保障和购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校长、教师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
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达到88%。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
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发挥育儿补贴和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用，探索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从政策内容看，未来五年中央鼓励生育将呈现出“三大重构”。
第一是成本体系的重构，核心是“从局部补贴走向全链条降成本”。
规划明确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将分娩镇痛纳入保障范围，同时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产检费用保障水平。
这意味着生育医疗正从“部分报销”走向“准公共服务”。
在养育端，国家发改委、卫健委此前披露，我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约7%，远低于OECD国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十五五”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增加公办托位、发展托幼一体化，这本质是在用制度替代家庭承担育儿成本。
教育端则通过“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推进优质均衡、延续‘双减’”，直接回应家庭最核心的长期支出焦虑。可以说，这一轮政策首次同时触及“生、养、教”三大成本核心。
第二是制度嵌入的重构，生育政策不再是附加项，而是进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结构。
规划提出“推动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并配套弹性工作制、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动态调整、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等举措。
这意味着，未来无论是财税、就业还是住房体系，都将嵌入人口变量。
例如个税扣除已从最初的每孩每月1000元逐步完善，未来存在动态上调空间；住房端，多地已试点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中央层面明确后将加速制度化。
这种变化的本质，是将生育从“家庭私事”转为“公共政策变量”。
第三是社会环境的重构，即从经济激励延伸至婚育文化治理。
规划提出“倡导适龄婚育”“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治理婚俗陋习”，并强调“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已降至约650万对，较2013年高点下降超过40%，婚姻本身已成为生育下降的重要前置变量。
因此，本轮政策开始前移至婚育决策环节，通过文化引导、家庭政策、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作用，试图修复婚育意愿基础。
与“十四五”相比，这一轮政策至少有三点本质不同：
其一，政策深度从“点状补贴”升级为“系统工程”，覆盖医疗、托育、教育、住房全链条；
其二，政策阶段从“放开限制”转向“主动托底”，明确提出“稳定出生人口规模”；
其三，政策逻辑从“鼓励生育”转为“降低制度性成本”，强调国家与社会共同分担，而非单纯依赖家庭。
但也必须看到约束条件。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当前地方财政压力普遍加大，而托育体系建设、公办资源扩张高度依赖地方投入。
同时，人社部多次强调灵活就业占比持续上升，这意味着生育保险扩面与弹性就业保障仍有制度磨合空间。
更关键的是，教育内卷虽经“双减”有所缓解，但优质资源不均衡仍然存在。如果这些关键环节推进不足，政策效果很可能体现为“减缓下滑”而非“明显反弹”。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判断：
“十五五”期间，中国不会走高额现金补贴刺激生育的路径，而是选择一条更可持续但见效更慢的路线。
通过制度性降成本，逐步把生育从“高风险家庭决策”变为“可承受的常规选择”。
这套体系短期难以逆转出生人口下行趋势，但将决定未来十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底部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