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唐代的蜀道赋、铭述论||马强

唐代的蜀道赋、铭述论

马 强

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蜀道文学凭借独特地域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回顾研究历程，学界长期聚焦蜀道诗歌，其凝练语言与丰沛情感为蜀道营造浪漫意境，吸引众多研究者。然而，唐代蜀道文学作品不限于诗歌，还有一批以蜀道为描写对象、富于文学色彩的赋、铭、题记等，创作者不乏李白、柳宗元、刘禹锡、欧阳詹、李远、孙樵等名家。但蜀道赋、铭因唐诗光芒太盛而鲜为人知，少有人问津。实际上，像李白《剑阁赋》、陈山甫《五丁力士开蜀门赋》、卢庾《梓潼神鼎赋》、孙樵《出蜀赋》、李远《题桥赋》、欧阳詹《栈道铭》、柳宗元《剑门铭》、李德裕《剑门铭》等作品，或描绘地域地理特征、风土方物，或形象记述疏通山道驿路过程，或针砭时弊、感叹世道衰落，兼具较高思想性与艺术性，让蜀道文学呈现多元发展、异彩纷呈态势，成为唐代文学一道绚丽风景线。这些赋、铭作品意义重大：一方面，从文献角度，它们如同探针，可还原唐代蜀道交通、物资、人际等细节，提供一手资料；另一方面，立足文学批评维度，它们堪称典范，艺术精湛、思想深邃，屹立于蜀道文学群峰。鉴于当前蜀道唐诗之路研究热潮下，尚未有学者对唐代蜀道赋、铭展开专题研究，本文试作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唐人的蜀道赋

赋作为一种古老文体，滥觞于战国宋玉《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它注重文采、韵律，兼具诗与散文特性，唐宋阶段以文赋为主流，存有古赋、律赋、俳赋等多种类型。在唐代蜀道文学范畴内，诗歌创作呈现蓬勃兴盛之态，相较而言，专题蜀道赋数量较为稀少，留存于典籍文献的主要有李白《剑阁赋》、张说《畏途赋》、陈山甫《五丁力士开蜀门赋》、孙樵《出蜀赋》、卢庾《梓潼神鼎赋》、陆肱《万里桥赋》等数篇。不过，正因稀缺，其价值愈发凸显，值得深入探究。从艺术风格看，唐人的蜀道赋大多雄浑豪迈、引经据典，常借蜀道的险峻来映射历史的沧桑变迁与世事的艰难坎坷，充分彰显赋体思想性与艺术性融合的特质。

（一）李白与《剑阁赋》

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䫻，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

李白所著《剑阁赋》，在其现存不多的赋文中颇具独特地位。李白诗文集中赋作仅八篇，涵盖《明堂赋》《大猎赋》《愁阳春赋》《剑阁赋》等，其中《剑阁赋》虽不像其部分诗作那般声名远扬，却于唐代蜀道赋领域绽放异彩。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虽留下传颂千古的《蜀道难》，但并无亲身行走陆上蜀道的经历，因而《剑阁赋》如同《蜀道难》一般，属于基于想象的虚构之作。

《剑阁赋》因谁而作？此赋题下有原注：“送友人王炎入蜀”，可见是一篇以送别为目的的赋。王炎系天宝初李白在长安时结交的友人，其生平事迹唐史文献失载，唯清雍正《江南通志·人物志》有简略介绍：“王炎，宣城人，工诗。尝游蜀，李白为《剑阁赋》赠之。及卒，哭之曰：王公希世宝，弃世一何早”。王炎在李白交游与诗歌创作中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有学者认为李白著名的《蜀道难》最初也是赠予王炎的。王炎卒，李白甚感悲伤，作《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哀悼之。聂石樵根据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及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的记载，考订李白《蜀道难》作于天宝初年，詹锳先生认为《蜀道难》与《剑阁赋》（送友人入蜀）皆为写给王炎的送别诗，为“先后之作”，写作时间“当在天宝初间，时太白方在长安未久，尚未得志”，如此则《剑阁赋》也大致写于唐玄宗天宝初年。

李白《剑阁赋》虽然篇幅较短，却很有特色，构思与意境可与《蜀道难》互为参照。此赋一开始就展开丰富的想象，“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咸阳之南，越过渭水南行不远就是秦岭，莽莽苍苍，云蒸霞蔚。向秦岭西南眺望，当然是崇山峻岭，南方则是难以望尽的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利州以西的剑阁更是遥不可及。但诗人的想象却可以思接千里，游翔无穷。剑山崔嵬，剑门雄踞。深涧幽暗，沟壑纵横，飞瀑宣泄，松风林涛，巴猿哀啼，江涛如雷……李白对剑阁一带地形景观的描绘虽然只是想象，但这一想象是建立在真实的蜀道地理知识之上，与实际情形颇为相符，有亲历其境之感。当然，李白这首《剑阁赋》是否真的重在写友情，尚存争议。“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实则是李白仿效《楚辞》惯例，通过设置男女送别的意境抒发朋友分别时刻的离愁别恨。不过尾句倒是与题注所言相符：“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最终回归到写作初衷上来。

在写作手法上，《剑阁赋》采用先宏观后微观、由近及远、从旁支至主流的方式，开篇以长镜头远景铺陈，继而用近景工笔细描，最后从对蜀地山川的遐想回归至友情倾诉。李白凭借深厚的地理知识储备与超凡的想象力，将剑阁地貌描绘得栩栩如生且诗意盎然，还巧妙融合自身对蜀地山川的感悟与真挚友情，毫无雕琢痕迹。当然，即便出自天才诗人之手，作品也难臻完美，与陈山甫《五丁力士开蜀门赋》、孙樵《出蜀赋》相较，这篇《剑阁赋》或因创作仓促，在历史文化深度挖掘与艺术铺陈的美学感染力上略逊一筹。

（二）张说与《畏途赋》

青泥路，白马关，云足蹑，霞手攀。忠臣往兮孝子还。陟羊肠，临鸟道，搏绝岸，援蔓草。悬梁婻娜以树接。虚阁穹崇而烟抱。风雨栉汩兮，崩泉而险湍；图画诡屈兮，红峰而碧峦。林黝黝而人静，山嵾嵾而地寒。客有梦兮在城阙，背芳萱兮心不歇。悯秋草之坠露，吊穷崖之飞月。闻哀猿之一鸣，忧人宿昔兮生白发。

张说（667—730）是唐代前期著名政治家、诗人，历仕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三朝，死后谥燕国公。张说曾经两使西川，皆取道秦蜀驿道。《张燕公集》卷一收录的《畏途赋》虽然从赋题上看不出是写哪里的“畏途”，但从“青泥路，白马关，云足蹑，霞手攀……陟羊肠，临鸟道，搏绝岸，援蔓草”等提及的地名与地形来看，该赋所写应该就是蜀道。从“青泥路”到“白马关”恰好指的是故道河池、兴州、西县这一带。青泥路，指的就是故道河池至兴州长举县之间山道，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青泥岭，在县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东，即今通路也。悬崖万仞，山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杜甫《泥功山》诗也云：“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远，乃将汩没同”。当然张说此赋并非对某一段蜀道的直接描述，而是借助蜀道寄寓宦海沉浮、人生艰辛。颇疑其中的“白马关”为“百牢关”传抄之讹，此讹要么是作者笔误，要么传抄讹写。因为“青泥道”与“百牢关”都是蜀道上的著名险路险关，百牢关在唐代三泉县境内嘉陵江边，倚山临江，险峻非常，杜甫《䕫州歌十绝句》有名句：“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作者着意表现“畏途”，则“青泥道”与“百牢关”相提并论就很恰当，而西县附近的白马关地处汉中平原西缘，并非险要之处，更不可能与杜甫所言瞿塘相提并论。

（三）陈山甫与《五丁力士开蜀门赋》

伊山为蜀，是曰蛮俗。惟天俾秦，厥生神人。拔长蛇而赑屃，辟广岫之嶙峋。在昔褒斜未通，羌僰异域，彼为夷国。物产难究，封疆罕测。秦将欲广其南、冠其北。张仪于是度其势、量其力，假牛之计斯设，馈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辟高山，贪功饕餮，忘情险难。扪峰蛮（峦）于日侧，抉虺蜮于云间。将以砥嶃崪，等跻攀。振衣而力抗千嶂，攘臂而威陵八蛮。俄而白日荡摇，玄天忽霍。鬼哭神怨，风号雾廓。怒发森植，雄心震跃。洒珠汗以雹散，瞪星眸而电落。将欲断烟霭，排岩崿，谓巨灵之所拓，蹂重林，回绝壑，疑夏后之所凿。

吁！可畏哉，砰轰若雷。虎视五岳，鲸吞九垓。徒见其豁若谷，嵽若堆，横隐嶙，直崔嵬。大应心踣，高随手摧。江标峻栈之形，呀然地裂。阙斗高峰之色，騞若天开。

已而后患方启，前心莫遂。喧阗兮乍进秦卒，逦迤而全收蜀地。道路无阻，关梁有备。闻五丁死而蛮党移，一径通而秦人至。虽共工之勇，将触也非雄；虽项籍之力，将拔也宁同？曾未若擘秀岭，骇苍穹。今古攸赖，华夷是通。羽毛詟死以填谷，草树惊摧而堕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壮志难夺，莫不慕其英风。

陈山甫，生卒年及其事迹不详，张海《唐代蜀中赋简论》认为陈山甫氏“生平不详，史无可考”。陈氏大约为中唐时期人，《资治通鉴》中有陈山甫为医，贞元二年（786）曾被淮西藩镇李希烈部将陈仙奇派遣毒杀其主帅的纪事，不知是否为同一人。陈山甫是写赋高手，宋人李昉等编纂之《文苑英华》收录有陈山甫《禹凿龙门赋》《五丁力士开蜀门赋》《望思台赋》《有征无战赋》《汉武帝重见李夫人赋》等五首律赋，可见其赋多以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为主题。韩晖《中国辞赋编年史·隋唐五代卷》推测《五丁力士开蜀门赋》作于元和、大和前后。但他认为此赋为李远所作，当误。五丁开蜀道是著名的蜀道创世纪神话，大概形成于战国中期秦司马错伐蜀之后，《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这一传说在唐代广为流传，多认为五丁开辟的是褒斜道，士大夫对这一典故可谓熟悉如常，入蜀诗赋多有用典。据《旧唐书·陈子昂传》，陈子昂在进呈武则天的奏疏就曾引用这一传说：“蜀昔时不通中国，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诸侯，以为不兼賨，不取蜀，势未可举。乃用张仪计，饰美女，谲金牛，因间以啖蜀侯。蜀侯果贪其利，使五丁力士凿通谷，栈褒斜，置道于秦。自是险阻不关，山谷不闭，张仪蹑踵乘便，纵兵大破之。”《五丁力士开蜀门赋》充分发挥赋这一文体的特点，以五丁壮士拔蛇开山，疏通蜀道而死为题，对蜀道创世纪神话传说进行了大胆想象与艺术重构。赑屃为古代神话传说中龙之长子，貌似龟而好负重，力大可驮负三山五岳。“拔长蛇而赑屃，辟广岫之嶙峋”，简洁而富有想象，勾勒五丁壮士拽长蛇而负重、开山辟岩成道的英雄气概。应该说，《五丁力士开蜀门赋》较之李白《蜀道难》对创世纪神话的想象与描写更加细化与生动，《蜀道难》只是用“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对五丁故事一语带过，而《五丁力士开蜀门赋》则把五丁开道前后的历史地理作了颇带史笔风格的交代：“昔褒斜未通，羌僰异域，彼为夷国。物产难究，封疆罕测。秦将欲广其南，冠其北。张仪于是度其势、量其力，假牛之计斯设，馈女之功是克”。然后笔锋陡转，将五丁壮士开山曳蛇，蜀道轰然洞开的情景写得惊心动魄：“俄而白日荡摇，玄天忽霍。鬼哭神怨，风号雾廓。怒发森植，雄心震跃。洒珠汗以雹散，瞪星眸而电落。将欲断烟霭，排岩崿，谓巨灵之所拓，蹂重林，回绝壑，疑夏后之所凿”。涉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需要对历史大胆而形象的想象，这段描写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唐代一般的咏史诗只是感叹五丁开山的悲壮，简洁而凝练，但蜀道赋却可以大肆铺陈，展开想象的翅膀尽量夸张而细化一些历史场景，即使是神话传说，也可以再现得生动传神，无以复加。最后又借用秦王鞭石、愚公移山典故对“五丁”的历史意义作了高度定位：“逦迤而全收蜀地。道路无阻，关梁有备。旋闻五丁死而蛮党移，一径通而秦人至……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壮志难夺，莫不慕其英风”。从历史观上看，《五丁力士开蜀门赋》主观情感是站在秦人一方，嘲笑蜀王“贪功饕餮，忘情险难”，以至于失土亡国；歌颂秦人“惟天俾秦，厥生神人”。但作者以浪漫主义手法、夸张奇特的想象、瑰丽雄奇的语言与对蜀道创世纪情景的艺术再现却是十分出色的，因此在唐代的蜀道赋里，这篇《五丁力士开蜀门赋》独占鳌头。

《蜀道》国画 岑学恭 作（图源：广元文广旅）

（四）孙樵与《出蜀赋》

孙樵（约825—905），字可之，自称关东人，晚唐重要诗人与政论家。《四库全书总目·孙可之集》云：“樵自称关东人。函谷以外，幅员辽阔，不知其籍何郡县也。大中九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僖宗幸岐陇时，诏赴行在。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孙樵作文刻意习仿韩愈，遵循现实主义原则，长于古文，文风峻峭，多涉社会现实、官场弊端与民生疾苦，是晚唐古文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孙樵一生与蜀道关系密切，曾几度经栈道往返秦蜀间，作有《书褒城驿壁》《刻武侯碑阴》《书何易于》《梓潼移江记》《兴元新路记》《出蜀赋》《龙多山录》等多篇蜀道散文题记。

孙樵赋流传下来的仅《大明宫赋》《露台遗基赋》与《出蜀赋》三篇。《出蜀赋》当写于唐末自蜀还秦途中，是作者亲历蜀道有感而发所写的赋。从首句“辛酉之直年”，可知作于唐昭宗光化四年（901），是孙樵晚年的作品。与西晋张载《剑阁铭》类似，《出蜀赋》也是着力渲染蜀道沿线自然景观的雄奇与行旅的艰难：“骇天险之重阻兮，峙连岗而外坤。谲石诡崖，汨其城属兮，屹纡郁于云昏。嵌岩岩而查牙兮，上攒罗而戛天。中呀坼以隙斜兮，途诘屈而隘穿”。《出蜀赋》对蜀道利州朝天峡一带山高峡深的描写尤其生动形象：“朝天双峙以亏蔽，中惨栗而阴翳。倏下驰而上回，若出地而天开”。准确地描写了朝天峡一带嘉陵江河谷深切，两岸绝壁对峙，船行峡中，仰望有遮天蔽日之感。赋既写到利州，就不能不提及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眄山川而怀古，得筹笔于途说。指前峰之孤秀，传卧龙之余烈。尝杖师而北去，抗霸国而此决”。“筹笔”即利州朝天峡附近的筹笔驿，是唐人根据诸葛亮北伐前往汉中曾经在此地筹划军事的传说而建，李商隐、薛逢、罗隐等均有题咏筹笔驿的诗歌传世。在晚唐“批判”诸葛亮等历史人物思潮中，孙樵不为所动，对诸葛亮深为崇敬，曾写有《刻武侯碑阴》，高度评价诸葛亮恢复汉室的悲壮努力：“赤帝子火炽四百年，天厌其热，洎献烬矣。武侯独不愤不顾，收死灰于蜀，欲嘘而再燃之，难乎为力哉。”作者途经朝天峡，凭吊三国遗迹，感念先贤英烈“尝杖师而北去，抗霸国而此决”，并由此发出深深喟叹：“曾尺疆之不辟，徒赍志而灰灭。越百牢而南指，憩石门之委邃”。诸葛亮当年就是率军经朝天峡往汉中，过三泉百牢关，越褒城之石门栈道，走上北伐曹魏的前线，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无尽的历史遗憾与哀伤。《出蜀赋》接下来写褒斜道的险危难行：“褒斜吁其隘束兮，左穷溪兮右重。绵飞栈而属危梁兮，续畏途而呀断。下临千仞之惊流兮，波澒洞而雷抃。当玄冬之隆烈，触密云之飞喷。舞回飙而飏九垠，天地纷其漫漫。路萦积以迷没，马萧萧而不进。心悸悸而程不敢逸兮，徒憭慄而兴叹”。唐代蜀道诗虽然也经常涉及褒斜道，但诗歌篇幅毕竟有限，对这条古栈道自然景观的描写往往只是蜻蜓点水，《出蜀赋》则不然，作者孙樵曾数过褒斜，对褒斜道地理形势十分熟悉，《出蜀赋》中“东陟鸡帻”的“鸡帻”即为褒斜道南端出口处耸入云霄一山峰，状类鸡冠，明清时称鸡头关。此段描写把褒斜道的曲折迂回、峰回路转，左悬崖右深溪的险状及其行人的目眩颤栗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出蜀赋》的主题并非仅仅在于再现蜀道的曲折惊险，通过一系列自然景观与历史追思的描写，最后仍然回到了现实的批判上面：“夫何号贡之缺条兮，忽有司之吾斥。曾不得而上通兮，居悒悒而不适。阙庭蔼其多士兮，皆云夫贤索”。晚唐社会，政治黑暗，言路难达，几多英雄志士壮志难酬。蜀道虽难，犹可走出山重水复，而人生前程暗淡，且看不到尽头：“九衢广其茫茫兮，混埃壒而红飞。漂世波而上下兮，旁穷走而相追……彼上张为公者，岂终吾遗哉”。《出蜀赋》以慷慨豪迈气势开篇，以苍凉黯淡格调收笔，反映了大唐末世日暮途穷的悲哀与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批判，与作者另一名篇《书褒城驿壁》浓重的忧患意识可互为鉴证。

（五）卢庾《梓潼神鼎赋》

卢庾《梓潼神鼎赋（以灵瑞珍宝出为韵）》。卢庾其人，唐史文献失载，唯韦应物有《寄卢庾》诗，中有“悠悠远离别，分此欢会难。如何两相近，反使心不安”。从中大概可知韦应物与卢庾曾有交游且有诗歌赠答，如此则卢庾与韦应物（约735—790）大约为同一时代人。《梓潼神鼎赋》是为唐代在梓潼县出土神鼎而写作的赋。四川蜀道上的梓潼七曲山是中国文昌信仰的发源地，随着唐代文昌帝君信仰的形成，梓潼鼎就成为七曲山祭祀文昌君的礼器。此鼎失传多年，于晚唐重见天日。诗人闻此，有感而作赋。《梓潼神鼎赋》篇幅不长，从神鼎代表国运符瑞这一理念导入，认为梓潼鼎为“圣人之大宝，有国之神器”，并且列举周鼎沉于泗水，汉鼎出于汾阴史事，强调鼎与王朝国家盛衰的关系。进而说梓潼鼎是国家昌盛的瑞兆，所谓“函谷关旁，灵符出而启圣。梓潼郡内，宝鼎光乎取新”。卢庾声称其“异五百代之昌符，成六万年之宝位”，宣扬的主题是梓潼鼎代表文运，国家强则文运昌，相反则衰。《梓潼神鼎赋》写作特点突出，语言夸张，辞藻华丽，思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越，引经据典，纵横捭阖，气势恢宏，极尽铺陈，主要通过对梓潼鼎的赞颂，强调国家与文运的盛衰的关系。颂鼎这一主题在唐代辞赋中比较常见，但在蜀道文学作品中却是少见。

（六）陆肱《万里桥赋》

北宋李昉等《文苑英华》收录有唐陆肱《万里桥赋》。唐代成都府东南隅府河万里桥（现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门附近府南河上），既是由秦至蜀的千里蜀道终点，也是自西蜀成都通往泸渝、荆襄、吴越的起点，其命名源于三国故事。蜀汉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行至此说道：“万里之道，从此始也。”在唐宋诗人笔下经常是题咏的“诗眼”。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说的就是这里。唐代的万里桥又是引发人们家园之思、企归乡关的典故。成都府河通岷江，岷江经彭州、嘉州、眉州至叙州入长江，经泸、渝、涪、万、夔穿长江三峡可至荆南、吴、越。因此，万里桥可谓是陆上、水上蜀道的纽带。陆肱，两《唐书》无载，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载唐僖宗广明年间进士崔鲁“尝醉辱陆肱郎中，旦日惭甚”。雍正《江西通史》载陆肱为咸通虔州刺史。如此则陆肱为晚唐人，主要活动于唐懿宗、唐僖宗之时。北宋王谠《唐语林》曾谓陆肱与晚唐诗人许棠、薛能等人有交游，可见陆肱与许棠、薛能等都是活跃在晚唐诗坛的诗人。陆肱《万里桥赋》是为成都万里桥所写的专赋，首句“万里兮蜀郡随都，二桥兮地角天隅”即点出了此桥的非同寻常，揭示了其连接蜀地与东南淮扬的空间关系。进而以一座桥联想到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地理空间：“沧海朝宗，岷山发迹。期观理水之要，若启凿穴之役。逮夫东土为扬，西邦曰益。架长虹于两地，客思迢迢；浩积水于千秋，江流脉脉。宇宙绵绵，今来邈然。结构应似，途程甚偏。将暂游于楚岸，欲径度于巴川”。从岷山导江到大禹治水，从西蜀益州到江左淮楚，万里桥宛如一条巨大跨天的长虹，将西南与东南连接起来。接下来，《万里桥赋》连续用四六排比句，一再对比西蜀与江东，其中“彼临淮海，度轩车而既易；此对铜梁，古来几许行人”“家本江都，羡波涛而自返；身留蜀地，隅萍梗以堪惊”，都是对仗工丽、意境深远的名句。“斯桥也，可以济巨川之往来，不可以携手而相别”，最后的收尾语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生花妙笔。

以上几篇唐人蜀道赋皆为中晚唐士人所作，尽管选材、角度、切入点不同，篇幅长短不一，但皆立意高远，起始于历史的邈远，落脚于现实的警策。既发蜀道思古之幽情，又表士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与忧患，可谓借题发挥，借古喻今。语言方面虽然没有汉晋司马相如、扬雄、左思、潘岳那样辞藻华美、绚丽多彩，但在相对朴实的叙述书写同时也注重四六骈俪，对仗工丽，不时有佳对警句，豪迈、隽永，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在唐代蜀道文学中独放异彩。

二、唐人的蜀道铭

铭最初是镌刻在青铜器或碑碣上的文字，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文体，主要是用来歌功颂德，铭功纪事，讴歌事物，记述重大事件。铭一般由“序”与“铭”两部分构成，序主要陈述写铭背景及原因，为散文体；“铭”则讲究韵律，为诗歌体。铭集叙事、写景、状物、言志、评论为一体，往往简洁精练，但也有长篇铭文者。刘勰《文心雕龙》结合西晋张载《剑阁铭》对“铭”这一文体有如是评论：“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惟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骎骎，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在唐代蜀道文学范畴内，现存唐人蜀道铭数量不多，仅有欧阳詹《栈道铭》、柳宗元《剑门铭》、李德裕《剑门铭》数篇，却皆为精品。它们以精炼之笔勾勒蜀道历史沧桑与人情风貌，为后世探究彼时蜀道提供珍贵文字凭借，是唐代文人精神与文学造诣于蜀道主题的集中展现。

（一）欧阳詹与《栈道铭》

欧阳詹《栈道铭》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蜀道铭，唐宋以来被采摭入多种唐文选本，除了欧阳詹自己的文集《欧阳行周文集》外，宋代李昉等《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明代杨慎《全蜀艺文志》、清人彭定求与曹寅编《全唐诗》等皆有收录。欧阳詹（755—800），字行周，泉州晋江人，贞元八年（792）与韩愈、李绛、王涯等一起参加科举，进士及第。曾授国子监四门助教，于文学创作主张“文以载道”，是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与韩门主要作家之一。据陈尚君研究，欧阳詹入蜀是在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是年，蜀士林蕴被西川节度使韦皋辟为推官，欧阳詹相随入蜀。欧阳詹自长安取道骆谷经梁州、利州、剑州至成都，途中作有《题秦岭》《出蜀门》《与洪孺卿自梁州回途中经骆谷见野果有闽中悬壶子既同采摘用呈之洪亦闽人》《与林蕴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认得越鸟声呈林林亦闽中人也》诸诗，《栈道铭》大约就写于入蜀途中的剑州。

《栈道铭》开篇即凸显秦蜀之间地理复杂与交通的险阻：“秦之坤，蜀之艮，连高夹深，九州之险也。阴溪穷谷，万仞直下。奔岩峭壁，千里无土。亘隔呀绝，巉巉冥冥。麋鹿无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坤与艮分别代表八卦中的西南方向和东北方向，《栈道铭》简明扼要揭示了蜀道的空间地理位置，让人联想到魏灏为李白诗文集所作《李翰林集序》的起始语：“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绵川。”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明唐人对蜀地与栈道地理的共同认知。《栈道铭》对秦蜀间栈道交通描写之生动形象颇见功力：“唯兹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粤有智虑，以全玄造。立巨衡而举追氏，缒悬纑以下梓人。猿垂绝冥，鸟傍危岭。凿积翠以全力，梁半空于木棚。斜根玉垒，旁缀青泥。截断岸以虹矫，绕翠屏而龙踠。坚劲胶固，云横砥平。总庸蜀之通途，绕岐雍之康庄。”这是继孙樵《出蜀赋》之后对栈道沿线地理环境又一生动逼真描述者。看来唐人一旦走上蜀道，一旦为栈道线上雄奇险峻的自然景观所震撼，总能激发出无尽的创作冲动与天才的构思，产出不朽的作品。

《栈道铭》的“铭”文字不长，却立意不凡：“维北曰秦，维南则蜀。地缺其间，坤维不续。斗起断岸，屹为两区。秦人路绝，蜀火烟孤。天实不通，贤斯有造。钻坚剡劲，无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陆匪车。缘危转虚，步骤交如”。欧阳詹《栈道铭》与西晋张载《剑阁铭》立意不同，《剑阁铭》最后在于说明“兴实在德，险亦难恃”的道理，而《栈道铭》虽然也说“构虽在功，存亦由德。项怫刘怒，从完以踣。隋落我荣，自颠而植”，认为栈道随着改朝换代屡毁屡建，偏重揭示“秦人路绝，蜀火烟孤。天实不通，贤斯有造。钻坚剡劲，无蹊以道”，讴歌开道架栈、以通险途的先民创造性伟力。“创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兹”，发人深省。

（二）柳宗元与《剑门铭》

柳宗元《剑门铭》是继西晋张载之后又一专以剑门关为题创作的铭文，兹迻录如下：

惟蜀都重险多货，混同戎蛮，人尨俗剽，嗜为寇乱。皇帝元年八月，帅丧众暴，群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剑门，凭负丘陵，以张骛猛，坚利锋镝，以拒大顺，谓雷霆之诛莫己加也。惟梁守臣礼部尚书严公，以国害为私仇，以天讨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义抗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师出次，祗俟明诏。凡诸侯之师，必出于是。储峙飨赉，取其丰穰。乃遣前军严秦，奉扬王诛，诞告南土。十一月，右师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斩虏，以遏奔冲。左师出于剑门，大攘顽嚚，谕引劫胁，蚁溃鼠骇，险无以固，收夺利地，以须王师。刲刳肾肠，振拔根柢，俾无以肆毒，用集我勋力。鼖鼓一振，元戎启行，取其渠魁，以为大戮。由公忠勇愤悱，授任坚明，谋䣭弘长，用能启辟险阨，夷为大涂，衰沮害气，对乎天意。帝用休嘉，议功居首，增秩师长，进为大藩，宅是南服。将校群吏，愿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号无穷。

铭曰：并络坤垠，时惟外区。界山为门，环于蜀都。丛险积货，混并羌髳。狂猾窥隙，狺狺啸呼。凭据势胜，厚其凶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诛。暴非德驯，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当其要束。器备攸积，糗粮是蓄。人无增赋，师以饶足。喋血誓士，玄机在握。分命貔貅，陈为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剑门。攻出九地，上披重云。攀天蹈空，夷视阻艰。破裂层垒，殄歼群顽。内获固圉，外临平原。天兵徐驱，卒乘啴啴。大憨囚戮，戎夏咸欢。帝图厥功，惟梁是先。开国进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铭功鉴乱，永代是观。

关于此铭的写作背景，韩醇在文中诂训谓：“《宪宗纪》：永贞元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文为行营节度使，率京西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以讨刘辟。铭谓严公即砺也。”由此可知，《剑门铭》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西川刘辟叛乱甫平之际。序言所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是泾原之变发生后在梁州接应唐德宗一行的有功之臣，仰慕柳宗元在文学上的声誉，曾两次挚请柳宗元为其题写铭、记，彰扬其功德，以期声名流传后世。此前柳宗元于贞元十九年（803）曾应时任兴州刺史的严砺邀请作《兴州江运记》，为其疏通嘉陵江航运之举铭功纪事。《剑门铭》则为严砺参与平定西川刘辟叛乱而作，为严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剑门铭并序》说梁州刺史严砺在刘辟据两川叛乱后，“以国害为私仇，以天讨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义抗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师出次，祗俟明诏”，叙述“右师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斩虏，以遏奔冲。左师出于剑门，大攘顽嚚，谕引劫胁，蚁溃鼠骇，险无以固，收夺利地，以须王师”，最终“取其渠魁，以为大戮”，剿灭刘辟，平定蜀乱出了大力，功不可没。平乱后，因“将校群吏，愿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号无穷”，柳宗元于是写了此铭。实际上这篇《剑门铭》很可能也是应严砺的“请托”之作，从此前柳宗元为严氏作《兴州江运记》推断，严砺善于请文化名人为自己歌功颂德，以求声名传之后世。尽管如此，作为战乱甫平的铭功纪事性文章，柳宗元的《剑门铭》仍然不失为一篇有特色的蜀道铭文。此铭四言一句，结构规整，韵律转换自然，语言典雅简洁，叙事、状景、评论说理，层层展开，环环相扣，一泻千里，是柳宗元文中堪称上乘的一篇。最后以“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铭功鉴乱，永代是观”收尾，意蕴深远，道出了写作此铭的寓意，与欧阳詹《栈道铭》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李德裕与《剑门铭》

群山西来，波积云屯。地险所会，斯为蜀门。层岑峻壁，森若戈。万壑奔东，双飞高阙。翠岭中横，黵然黛色。树兹雄屏，以卫王国。峰抜井干，溪回沟洫。严守重扄，隐如临敌。运有隆替，地无险阨。闭于昏顽，开于有德。马错西伐，蜀侯败绩。艾出阴平，禅亦来格。粤在宪祖，英威四克。始剪蜀妖，遂靖卭棘。蛮夷轨道，诸侯述职。武臣铭之，金石乃刻。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吐蕃侵犯成都，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御敌无方，致使成都失陷，百工妇女被掠数万人。次年10月，李德裕临危受命，出任剑南西川道节度使，节镇成都，因有蜀道之行。李德裕后来在《题剑门》诗注中曾言：“顷岁入蜀，偶题此诗，马上所成，数字未稳。今凭连帅尚书卢公再换旧石。”《剑门铭》大约写于太和七年（833）李德裕蜀地秩满回京途中路过剑阁之时。铭文追溯历史则历数司马错伐蜀、蜀侯通国反叛、邓艾绕道阴平灭蜀、刘禅亡国缚降，剑门关都是历史见证。至于“始剪蜀妖，遂靖卭棘。蛮夷轨道，诸侯述职”，则是对不久前击退南诏、平定边患的回忆，“武臣铭之，金石乃刻”，则道出了作铭的原因。作为曾在西蜀边陲成功防御吐蕃、南诏的军事家，李德裕的《剑门铭》主旨是通过描绘剑门关的地形地貌来强调此地的重要地理意义，同时也没有忘记告诫后人以史为鉴，揭示据此险关割据蜀地分庭抗礼于中央者，从来不可能野心得逞，尽皆灰飞烟灭。《剑门铭》语言也如军人般明快与铿锵：“层岑峻壁，森若戈。万壑奔东，双飞高阙。翠岭中横，黵然黛色”八句尤为出彩，将剑门关周围的险峰深壑、苍翠岩壁刻画得形象如画，使人如临其境。

蜀道赋、铭是唐代蜀道文学中的精品，是中国文学史上赋、铭这一古老文体在唐代文学中的再现，它们的出现丰富了唐代蜀道文学表现形式，极具价值与研究意义。

唐代的蜀道赋、铭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与美学追求。思想情感倾向上，创作者心怀对自然、历史的敬畏踏入蜀道，既被鬼斧神工的景观震撼，将山川险峻化为雄浑意象，展现对壮美自然的感悟；又尊崇古人开辟蜀道之举，把开拓者塑成精神火炬。他们还沿历史回溯，追念先贤、还原功勋，同时批判乱臣贼子，以史为鉴。更可贵的是，作品融入对现实的洞察，寄予强烈的伤时感世、忧患民生的现实关怀意识，尽显文人担当，超越时代。艺术表现手法上，唐人创作的蜀道赋、铭已经是十分成熟的赋铭文学作品。形式上，四六对仗精妙、用典自如，文字典雅如陈酿。描绘险关有千军万马之势，江河万千气象，深涧幽深神秘，栈道惊心动魄，回望历史似穿越时空，喟叹宦海尽显无奈，都让读者身临其境。表现手法上，白描精准抓神韵，渲染烘托强张力，历史与现实交融，故事跌宕，如灵魂洗礼，作品魅力永恒。

然而，在唐代蜀道文学版图里，蜀道赋、铭被唐诗光芒掩盖，如遗落明珠，少人问津，实则是文献富矿，值得深入挖掘、研究。

作者：马  强（陕西汉中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蜀道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学会历史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咨询、访谈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编委，韩国《亚洲研究》国际通讯编委，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致力于蜀道文化、文献、西南历史地理、巴蜀文化等研究。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120多篇。主要著作有《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2004）、《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2016）、《蜀道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2019）、《蜀道文化论丛》（2023）、《蜀道文化概论》、《巴渝文化史初编》等，主编国家出版重点项目《中国蜀道交通史》、《蜀道历史地理与文化丛书》等多部）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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