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见习记者 王伊灵
“外国股东，能在中国提起代表诉讼吗？”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越来越频繁，类似的国际商事纠纷也越来越多。如何让跨国贸易、投资更安心？
3月11日上午，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开庭审理“跨境数据流动合同纠纷第一案”并当庭宣判。
庭后，杭州中院召开杭州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三周年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关于推进杭州国际商事法庭高质量发展 服务高能级开放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和《2025年度涉外涉港澳台典型案例》，并与杭州仲裁委员会联合签署发布《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工作指引》。
2.5万欧元数据费谁来出？
“跨境数据流动第一案”这样判
发布会前，当庭宣判的“跨境数据流动合同纠纷第一案”，争议焦点围绕一笔约2.5万欧元（折合人民币20万元）的数据增补费展开。
这起案件，正是杭州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三周年之际审理的生动案例。
2013年，杭州某公司受无锡一家工厂委托，成功为其化学品在欧盟完成了复杂的REACH法规注册，相当于取得了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
2016年后，双方合作深化，杭州公司作为长期服务方，负责传递欧盟的最新监管要求，工厂则配合提供相应材料与费用。
转折发生在2018年，欧盟化学品管理局提出了新的试验数据要求。2020年，负责统筹的“领头注册人”完成数据增补后，发出了费用分摊通知，无锡工厂需要承担2.5万余欧元。工厂认为这笔费用未经其确认，拒绝支付。于是，杭州某公司提起了诉讼。
跨境数据流动合同纠纷第一案的庭审现场 受访者供图
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审理认为，为满足欧盟新规而产生的数据增补费，属于维持注册合法的“必要费用”。因此，判决无锡工厂应向杭州公司支付该笔费用。
这起案件为众多从事跨境贸易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出海合规是一个动态过程，合同中关于后续可能产生的合规成本，其责任必须事先明确。
用平等和专业
赢得中外当事人的信任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平等是核心。”在杭州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三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庭长石清荣强调。这种平等保护，体现在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审理中。
三年来，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共受理各类案件2650件，涉案标的总额超150亿元。案件涉及俄罗斯、美国、日本等50个国家和地区。
处于“解散”状态的公司还能在法庭上主张权利吗？
针对这起案件，杭州法庭的法官们没有简单处理，而是深入查明法律关系，并精准适用了该公司所在国的法律，最终认定“企业主体资格的存续与股东权利的行使，不能混为一谈”，并支持了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诉讼请求，明确了权利保护的边界。
外国股东，能在中国提起代表诉讼吗？另一则案例也给出了回答。
在S某会社诉杭州某公司等确认担保无效案中，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审理认为，外国股东具备派生诉讼资格，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明确公司在未经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被他人擅自签订巨额抵押合同无效。最终，成功化解了S某会社在华投资公司被掏空资产的风险，坚定了投资者在中国寻求司法公正的信心。
公正的裁决依托于专业的支撑。涉外案件常常面临域外法的查明和适用难题，这是考验法官专业能力的“试金石”。
例如，在一起外国公司向中国公民出具担保函的案件中，被告未出庭应诉，原告也没有提任何外国法律文本。一道域外法查明难题摆在了法官面前。如果简单以“证据不足”来处理，可能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利。
为此，杭州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主动开启了一场“寻法之旅”：通过翻阅外网公开的法律资源，检索国内出版的法国民法典译本，核对权威学术著作等多途径查阅核验……最终准确查明了法国法关于公司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并结合查明的事实，认定案涉担保行为无效，作出了公正的裁决，赢得了各方信任。
仲裁取证难
杭州给出新方案
仲裁因高效、专业的特点，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方式。但由于缺乏强制力、调查取证困难，一直以来都是制约仲裁发展的“堵点”。
这次发布会上，杭州中院与杭州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工作指引》。对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适用范围、申请条件、审查程序等进行了系统性规范，并在发布当日签发了首份“协仲调”的调查令。
杭州国际商事法庭成立三周年新闻发布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这背后，是一次司法支持仲裁的制度创新。新修订的仲裁法，明确仲裁庭可以请求有关方面协助收集证据，而杭州的实践将这一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规范流程。
在涉外商事纠纷中，证据往往分布于不同法域、不同主体之间，杭州国际商事法庭的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提升仲裁的公信力，也为构建“调解-仲裁-诉讼”三位一体的多元解纷生态提供了机制保障。
“立足新起点，将更加主动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以初心践行便民宗旨，以匠心打造精品案例，以恒心推进改革创新，为杭州打造高能级开放强市建设注入司法动能。”杭州国际商事法庭庭长石清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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