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事已持续四天多，全球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将走向何方。
伊朗正在炮火中艰难完成政权继承程序。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月3日报道，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库姆市的伊朗专家会议办公楼遭到以色列袭击。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当时专家会议成员正在开会选举新的最高领袖，袭击发生在计票期间，不是所有的专家会议成员都在场。不过也有消息说，专家会议办公楼内人员已提前疏散，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另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3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平安，“与以色列媒体的谣言相反”。多家媒体报道称，受伊朗革命卫队施压，专家会议很可能选举穆杰塔巴为下一任最高领袖。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媒体证实。分析称，如果穆杰塔巴当选，这可能标志着强硬派的胜利。
“可以肯定的是，革命卫队将在继任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无论程序是在专家会议框架内进行，还是在特殊情况下以非正式方式推进，革命卫队都将是关键角色。”《解读伊朗外交政策》（Decoding Iran's Foreign Policy）作者、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哈里森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
哈里森指出，无论是现任领导层继续执政，还是产生新的最高领袖，首要优先事项都只有一个——政权生存。“从伊朗的战略认知来看，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取胜’，他们的‘胜利’定义是生存。如果政权能够再坚持数周，即便军事能力受损，在政治层面反而可能更具优势。因为只要政权未被推翻，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实现的核心目标，即政权更替就没有达成。”
“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且打击范围不再仅限于某些明确的军事目标。”哈里森分析伊朗目前的策略称，除非美国决定进行地面军事介入，否则仅凭空中打击很难实现政权更替。如果三周后空中行动仍未达成这一目标，那么即便伊朗军事上更为削弱，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实现了“生存式胜利”。
2026年3月3日，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CVN 72）的飞行甲板上停放着战机。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特朗普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澎湃新闻：从目前美以选择的打击目标类型来看，两国的行动有什么侧重点？这些目标选择是否透露出其长期战略意图？
罗斯·哈里森：从军事层面看，美国和以色列的首要目标，是削弱甚至瘫痪伊朗的防御与报复能力，包括其海军力量、导弹系统以及革命卫队的作战能力。他们试图通过打击这些军事能力，为自身争取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能够更顺利地打击既定目标、实现战略意图。
因此，我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一个目标，是削弱或解除伊朗的军事能力——本质上是“去武装化”。
第二个目标，从周末的行动可以看得相当清楚，那就是试图对伊朗政权实施“斩首式打击”，甚至推动某种形式的政权更替。这类行动旨在制造混乱与恐慌，使伊朗领导层无法有效运转，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权发生变化。
简而言之，这场行动的核心逻辑是双重的：第一，削弱伊朗政权的报复能力和使用武力的能力；第二，在此基础上，尝试促成某种形式的政权改变。
澎湃新闻：特朗普对行动时间框架的表述有所调整。这种时间尺度的变化，是否反映出战略目标或风险评估的改变？从历史上看，美国在中东行动中是否常出现由“短期打击”向“长期压制”转变的模式？
哈里森：要揣测唐纳德·特朗普的想法非常困难。一旦军事行动启动，“敌人也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时间表并不完全由美方决定。可以说是四天、四周，但真正决定时间长短的，将是冲突本身的动态发展，以及美国或以色列是否认定既定目标已经实现。
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目前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清晰的政治目标。的确，削弱甚至推翻伊朗政权似乎是一个方向，但并没有明确的地面实施路径。你无法单靠空中打击实现政权更替。
此外，也没有一个清晰的“事后方案”。假设政权真的崩溃——尽管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那么之后如何管理过渡？如何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目前看不到任何具体计划。这种战略上的模糊性本身就会影响冲突持续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冲突拖得越久，伊朗方面的策略很可能是“证明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他们不可能在军事上取胜，但对伊朗而言，“胜利”的定义不是打赢战争，而是坚持下去，并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持续损害。只要伊朗还能存续并实施一定程度的反击，美国就很难按照既定时间表收场。
另外，还需要考虑一点：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时间表问题，也是以色列的时间表问题。特朗普可以公开宣布任何时间框架，但现实是，他并不完全掌控冲突的节奏。即便他声称自己掌控全局，事实上并非如此。
澎湃新闻：特朗普多次提及在伊朗采取类似“委内瑞拉模式”的策略。这种表态能否反映特朗普或白宫现阶段打击伊朗的战略目标？这种路径在伊朗是否具备现实空间？
哈里森：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准确的类比。所谓“委内瑞拉模式”，指的是保留现有国家结构，仅仅移除最高领导人。在委内瑞拉的情境中，美国并未试图推翻整个国家机器，而是希望通过削弱或替换领导人，促成政治变化。
在伊朗问题上，确实可以看到某种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例如针对领导层的打击。但目前的目标似乎并不是在移除领导人之后，与新领导层达成妥协或实现和平共处，而是推动更深层次的政权崩溃。当然，如果政权最终能够维持内部团结、存续下来，那么未来是否可能出现某种“共存”或妥协？这是有可能的。
但即便如此，伊朗也不会成为类似委内瑞拉那样的案例。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对议程的控制力远高于对伊朗的控制能力。伊朗是一个规模更大、国家结构更复杂、地区影响更深的国家。两者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能力完全不同。在特朗普较为简化的思维框架中，也许存在某种类比，但在现实操作层面，除了“针对领导层”这一点，两者差异巨大。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伊朗德黑兰，工人在天桥上安装一幅印有已故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肖像的广告牌。
伊朗内部权力交接如何进行？
澎湃新闻：目前，哈梅内伊的继任安排仍未公开明确。从制度与现实权力运作两个层面看，继任者的选择更可能基于哪些核心标准？与1989年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权力交接时期相比，今天的标准是否发生变化？
哈里森：从制度层面看，是存在一套程序的。这将只是伊朗历史上的第二次最高领袖权力交接。第一次发生在1989年，当时建国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当时的继任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霍梅尼本人指定的。
此后，伊朗宪法确立了一套正式程序，即由“专家会议”（Council of Experts）负责在最高领袖去世或丧失履职能力时启动继任程序。按照宪法规定，该机构有权选举新的最高领袖。然而，这一机构从未真正运作过一次完整的继任程序。因此，如果此次需要启动程序，将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这为实际操作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关键问题包括：专家会议是否能够在冲突条件下正常召开？机构是否保持运作能力？安全环境是否允许成员集体协商？从宪法角度讲，继任应由专家会议决定。新任最高领袖可以来自专家会议内部，也可以来自外部人选，但最终决定权在该机构手中。
不过，现实政治层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伊斯兰革命卫队。可以肯定的是，革命卫队将在继任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无论程序是在专家会议框架内进行，还是在特殊情况下以非正式方式推进，革命卫队都将是关键角色。
此外，目前的政治人物如总统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阿里·拉里贾尼，也可能在过渡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的判断是，整个继任过程即便启动，也不会对外界公开透明。出于安全考虑，具体程序和内部博弈很可能难以从外部清晰观察。总之，制度上确实存在一套继任机制。但它是否会按照宪法程序运行，将取决于德黑兰当下的实际局势，而这很难预测。
澎湃新闻：在外部军事压力与长期制裁叠加的背景下，新任最高领袖可能在高度不稳定环境中上任。其面临的核心挑战会是什么？这些挑战之间是否存在优先顺序？
哈里森：无论是现任领导层继续执政，还是产生新的最高领袖，首要优先事项都只有一个——政权生存。
核心目标是巩固统治精英内部的团结，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并确保权力过渡（如果发生）呈现出某种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表象。对当前政府或未来的新最高领袖而言，向国内外传递“延续与稳定”的形象，将是第一优先事项。
从历史经验来看，1989年哈梅内伊上台时，其权威并不像后来几十年那样稳固。他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巩固制度网络，并在统治体系中塑造个人影响力。新的最高领袖如果产生，也很可能在初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在这一阶段发挥关键推动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新领导人必须逐渐在体制内“打上自己的印记”，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持基础。这是国内层面的优先事项。
在地区层面，如果冲突仍在持续，目标则是尽可能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以及以色列造成损害，以此作为迫使战争结束的手段。
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战争是否在权力交接时已经结束。如果战争结束，那么焦点将完全回到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如果战争仍在进行，那么新领导层必须在权力过渡与对外防御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应对一个甚至两个外部敌人。
澎湃新闻：《金融时报》提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存在不同世代与意识形态取向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未来权力过渡阶段，这种代际结构是否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模式？
哈里森：对于一个身处体制外部的观察者来说，很难给出一个确定答案。根据我与伊朗内部一些人士交流的经验，尤其是与进入革命卫队或接受相关大学训练的年轻人交谈后，我的整体印象是：许多年轻一代更具民族主义色彩，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驱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温和。民族主义并不自动等同于务实。某种程度上，这甚至可能意味着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更加坚定。
当然，我不愿意对整个世代做笼统概括。任何一代人内部都存在光谱差异。但可以说，经历过伊朗革命和两伊战争的老一代领导人，在长期实践中变得更加适应现实环境、更加灵活，因为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迫调整立场。
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并未亲历两伊战争，也未经历革命初期的复杂政治斗争。他们更多是在既有意识形态框架下接受系统训练。因此，我并不认为年轻一代必然更“温和”——至少不像西方有时所假设的那样。他们接受的训练是保卫国家、保卫政权。如果局势需要，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履行这一使命。
在革命卫队内部，还需要区分不同的力量结构。在街头执行镇压任务、应对抗议活动的，通常并非革命卫队的常规作战部队，而是与革命卫队相关的“巴斯基”（Basij）力量。巴斯基成员往往来自较低经济阶层或农村地区，训练水平相对有限，其主要职能是维护国内安全、保护政权免受内部威胁。
而革命卫队的主体力量，尤其是那些负责对外行动的部队，主要承担的是对外防卫与地区军事任务。这些人员与街头维稳力量并非同一批人。
这种代际结构并不具有特殊性，也不能简单地用来推断政治走向。总之，革命卫队内部结构复杂，不同部门承担不同职能。街头维稳力量与在伊拉克、叙利亚或黎巴嫩执行区域任务的部队，属于完全不同的分支和功能体系。
当地时间2026年3月3日，伊朗德黑兰，空袭后升起一阵烟雾。
如何评价伊朗目前的反击和强硬态度？
澎湃新闻：从近期伊朗的反击方式和目标选择来看，其行动逻辑与过往冲突阶段相比是否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出于什么考量？
哈里森：在所谓的“十二日战争”期间，尽管伊朗安全系统的高层领导遭到打击，但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仍然完整存在。当时，德黑兰并未将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行动视为一场明确的“政权更替”行动。换句话说，虽然政权的一部分遭到打击，但伊朗并未认定这是针对整个体制生存的威胁。
因此，他们当时的回应是高度克制和校准过的。例如，在向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前，伊朗方面提前释放信号，并刻意控制打击方式，以将人员伤亡降至最低。整体反应是谨慎的、可控的。
但当前局势不同，伊朗显然将本轮冲突视为关乎政权生存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且打击范围不再仅限于某些明确的军事目标。与此前相比，他们在目标选择上更为“宽泛”。我所说的“更为冒险”并不意味着没有计算，而是指其打击方式相对不再像此前那样严格受限，而是更具外溢性。
此外，在“十二日战争”中，最终双方都同意停火——不仅是以色列同意，伊朗也同意，因为伊朗当时也在对以色列进行打击。而这一次，伊朗可能更不愿意迅速接受停火。原因在于，如果他们不能在冲突中造成足够损害，那么战争结束后将缺乏有效的威慑能力。对伊朗而言，当前的战略重点是通过造成实际损失，在战后重建威慑。因此，本轮冲突所面临的威胁与“十二日战争”时期截然不同，行动逻辑自然也随之改变。
澎湃新闻：伊朗日前强硬表态拒绝与美国谈判，这种姿态更多是一种谈判策略还是战略立场？从历史经验看，伊朗在类似压力下通常如何调整策略？
哈里森：在“十二日战争”爆发前，伊朗仍在与对方进行谈判。同样，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前，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因此，在伊朗看来，任何新的谈判提议都可能被视为“陷阱”。无论这种判断是否客观成立，他们很可能会从这种角度理解。
当然，冲突最终可能仍然需要通过谈判收场。但在当前阶段，伊朗刚刚经历领导层动荡，并失去部分高层人物。如果此时进入谈判，他们会认为自己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从伊朗的战略认知来看，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取胜”，他们的“胜利”定义是生存。如果政权能够再坚持数周，即便军事能力受损，在政治层面反而可能更具优势。因为只要政权未被推翻，美国和以色列试图实现的核心目标，即政权更替就没有达成。
除非美国决定进行地面军事介入，否则仅凭空中打击很难实现政权更替。如果三周后空中行动仍未达成这一目标，那么即便伊朗军事上更为削弱，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实现了“生存式胜利”。在那种情况下，伊朗进入谈判桌时的政治位置可能比现在更强。
因此，我认为当前阶段进行谈判对伊朗而言风险极高；而如果政权能够挺过一段时间，未来某个节点出现谈判窗口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当然，局势变化极快，我现在告诉你的东西，三分钟内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我只是基于目前态势提供一个总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