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憋了33年的大实话：崩溃的孩子，比想象中更多

清扫内心

我下定决心写作这样一本书是在至少10年前的某个凌晨。

当时我还是二线医生，在医院值夜班。大概是半夜12点多，急诊的医生打电话让我去参与抢救两个服药的学生，都是女孩，一块儿服了药，服的量都比较大，药物的种类也都比较多。

幸好同学、老师发现及时，服药后不到3小时就送来了。来的时候，两人处于昏迷状态，大脑广泛抑制，血压有点低，心率比较快。

两个女孩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十八九岁，都患有抑郁症。其中一个还在我的门诊看过一段时间，我给她开过药。

开的药她也吃，但经常会有划手、开煤气这些自伤的行为。每次都是同学、朋友陪她来看诊，我反复叮嘱她让家属陪着，因为她的风险很高，同学、朋友担不了这个责任，但家属始终都没来。

我要求给她父母打电话，她也不让我打。（抢救的）那晚我也没见到这对父母，我认为他们是在放弃。

抢救的流程就不细说了，维持生命体征、洗胃、输液加强代谢等等。忙碌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能排出来的药都给排出来了。到凌晨四五点钟，两人基本都醒过来了，生命体征也平稳了，接下来就等待药物浓度检测，看看怎么样。

我出了门，正好看见我们医院的清洁工在扫院子，就想：人们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痛苦视而不见。

当时我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精神科医生，认为有必要或者说应该有这种担当，把积攒的病例整理出来，展示于世人，让大家了解到精神疾病本质上与心脏病、糖尿病无异，只不过生病的器官是大脑。

或许这样，大家就不会再害怕精神疾病，而是能以更理性的态度面对它，无论它来自他人还是自己。

有一对母女俩，女儿厌食，母亲暴食。两人一块儿被救护车拉到一家三甲综合医院，一个住在消化科，一个住在普外科。

医务科通知我去会诊，到了那儿，还没走到那位女儿床前，腐酸味就扑面而来，那是胃肠减压管吸出的胃酸和其他黏液混合的气味。她面色惨白，仿佛那种放了多年、发黄发脆的纸，露出的手腕只有竹竿那么细。

因为班里有人笑她胖，她一年减掉七十几斤，一米七的身高，入院时仅56斤。就这样，她还觉得自己不够瘦，得瘦到50斤以下。

女儿通过控制母亲的饮食，间接满足被压抑的进食欲望。母亲也很反常，女儿让她吃多少就吃多少，最终因为一口气吃下6只猪蹄引发急性胰腺炎。

她一见面就拉我胳膊，又总是抢话，对女儿的病好像一点也不担心难过。经历了抢救，她依然表示为了女儿还能再吃更多。这是躁狂发作，在这种状态下，无法准确感知自己的饥饱，也辨别不出女儿的病态。

后来她到我们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说她知道自己有病，可要是不这么折腾，她怕一停下来，就看见女儿真的要死了。

这10年，我不停地筛选、整理病例，也给自己做个总结。有时我也没做到位，比如对于那个和朋友一起服药的女孩，我就挺自责，她后来还是自杀成功了。

（那晚后）又过了很长时间，她的同学因为睡眠问题来找我，我问起她，对方说她已经离世了。太可惜了，那是个非常好的女孩。

如果我当时动用更多的资源来联系她的父母，也许能挽救她的生命。

曾经简单粗放的诊疗

1992年，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

当时整个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与现在不同，就连医疗系统内部看精神科也带着异样。和我一拨分配来的同学，大部分都没坚持在医疗一线。

那些年最光鲜的（是）医药代表，挣钱又多又轻松，还有从政的、去杂志社的，或者彻底改行，当了会计、主持人的。

上世纪90年代，精神疾病的诊疗是比较简单、粗放的。

我记得有个孩子，实际上就是个电脑天才，可能也就奔腾1的年代，他就能编出特别好的小游戏和程序了。他天天不上学玩电脑,父母就觉得这孩子不可救药了，初三嘛，必须得上学。

他编程的时候，他母亲就给（电源）拔了，他就不行了。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这孩子又哭又闹，说什么「你们不是我亲生父母」。就给人家判断了一个精神疾病，给收进来了。

虽然他住院的时间不长，但起码被耽误了几年，现在这孩子没准真成为很厉害的程序员了。

直到在精神科的第5年，因为吴莉那个病例，我才下定决心留下。

吴莉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大一下学期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有次上课，她突然站起来大吼：「你们凭什么骂我？你们就是嫉妒我！想害我！」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休学住进病房。

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发现她的症状与心情波动高度相关，而且剖析起自己的症状头头是道，逻辑性很强。

她也不像典型的精神分裂症那样情感淡漠，有时想起父母，她会哽咽着扯住袖口，说自己就是个累赘，那种愧疚和心疼分明透着鲜活的人性温度。

后来我从吴莉的父母那里了解到，他们原本是国营厂的双职工，在女儿高考前一年下岗，卖掉祖传戒指才凑够第一学年的费用。吴莉懂事，一进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但橡皮筋终于还是绷断了。

寒假，孩子整天闷在屋里，连最爱吃的炸酱面都懒得碰，到了暑假，又换了个人，嗓门都亮堂了，有天甚至半夜起来擦玻璃。

我认为她更可能的诊断是双相情感障碍，和上级医生软磨硬泡了一周，终于调整了治疗方案。4天后，她的父母来办出院，我才知道，他们已经买好了老鼠药， 不想自己离世后孩子像流落街头的那些病人一样。

我和他们解释了新的诊断和方案，劝他们一定不要放弃。后来经过电休克治疗和药物的调整，吴莉有了显著的变化。我第一次郑重思考精神医学的意义和价值。

吴莉应该是完全康复了，大概是零几年，我在外面见过她一回，她带着孩子，我没有和她说话。

从关注「人患的病」到关注「患病的人」

很多家属都希望赶紧把病「治好」了，回归过去的轨道，而不是想着怎么从人性上去（贴近这个人）。

就像书中那位发病时在牛津大学数学系就读的高材生，他母亲能精准复述每篇顶级期刊论文的结论，却从未问过儿子：

「那些声音出现时，你希望我怎么做？」

初期我的观念也是这样，先把症状治了，其他的再说。结果有段时间就发现，你觉得一个很好治的抑郁症，典型的「三低」——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应该吃点抗抑郁药就好了，怎么都治不好，好几种药合用都不好，症状根本不消失。

这样的病例不少，那就得想想为什么了。

后来我会更努力地挖掘病人的症状来自于什么。有时得反复三四次，并让陪伴的人都去外面等候，Ta才慢慢透露出自己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得把潜在的根源问题帮Ta解决了，或者起码帮Ta缓解一部分。

有个孩子，父亲是「凤凰男」，对孩子要求倍儿高，「我那时候怎么着，我那时候怎么着」，天天说这个。

他觉得这孩子都是作，孩子简直不堪重负，只要Ta父亲在，就哆嗦得不行，什么也做不了，饭也吃不下去，学也学不进去。这孩子多次尝试自杀，我（对Ta父亲）说，只能物理隔离了，您也忙，您就住单位别回来了，有什么事就跟您爱人商量。

Ta父亲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配合的，后来一看，这孩子实在不行了，他也接受了。解决了应激源，这孩子马上就有所好转了。

后来也考上了大学，Ta父亲逐渐也改变了，慢慢父子关系也修复了。

但有时（根源问题）医生很难彻底解决。比如我前段时间看的一个孩子，中医学院的研究生，Ta母亲喜欢中医，Ta根本不喜欢，Ta喜欢历史、哲学。

母亲愣给把Ta的志愿改了，报一中医，还是偷着改的。所以这孩子的抑郁（就来源于此）。Ta父亲陪着来的，我说，你媳妇这样，你也不管管？他说，没办法，（她）就这样。

那怎么办？我对孩子说，要不你试试学医古文？这是中医里的一个方向，跟你喜欢的历史有一定的关系。我只能这么着说，Ta还比较接受，要不Ta已经绝望了。

医患关系的边界感很重要，你只能适度。

如果掺和过多的话，反倒会有负面影响，比如使家长抗拒带孩子来看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医生开始重视「治疗人而非治疗病」。至于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真正做到？就很难说了。前段时间有个孩子，在外地住院，一入院就用了超大剂量的药。一天24个小时，这孩子能睡23个小时。

他们家对孩子特别关心、照顾，希望Ta学习好。孩子非常努力地考上了一个重点高中，这对Ta而言已经到极限了。

孩子就觉得特别对不起父母。脑中开始有很多指责的声音：「你废物啊！你怎么那么笨啊！」

这是伴有精神病症状的抑郁，而且（幻听等症状出现的）逻辑你是可以理解的，先做做心理治疗也未尝不可。其实这家人是非常文明的，马上就降低标准，「你只要好，我们都行」。何必上这么大量的药呢？

医院之外

到精神科就医的人群是日渐庞大的。

据调查，我国成人任意一种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是16.57%，即精神障碍人群总数约2.3亿。而且随着人们对精神健康的认知提升，就医的比例也没有过去低了。

不过病人的病耻感还是很明显的，宁可自己花钱也不用医保的情况还是有的。其实根本没必要，使用医保并不能知道你在哪个医院看的什么病。

我在书中提到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精神健康问题正在蔓延到更年轻的人群中。比如近年的一些统计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要高于其他年龄组，有时甚至达到了将近四分之一。

■数据来源：《2024年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

我自己的体验是，在2016年以后，就医的年轻人有明显的增多。每次我出门诊，比如40个挂号的，得有12个、甚至15个都在18岁以下。

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小了，过去是上高中后，16～18岁的多，现在有不少是12岁左右。

过去病人一住院，基数是3个月，现在一般最多就15天、20天，急性期的症状控制了以后就到门诊或康复机构，好多残留症状的处理和功能的恢复，还得在门诊或康复机构进行。

关于人们在医院接受治疗以后的走向，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一般会有相应的社区服务，社区有专门的康复机构，由社工、康复师以及具备一些初级心理治疗知识的志愿者来帮助他们。

等于有个衔接的场所，不是（完全）回到家里。在专业人士的陪同下，他们也能参与适度的社会劳动。而咱们基本是完全回归家庭，家属的负担非常重。

如果家庭不完整，或者父母岁数很大，可能就「散养」了。所以有种现象叫「旋转门」——出院的病人没准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住院了。

像张鹏这样的病人，哪怕放到现在，他的社会融入也是个难题。

张鹏是我相处时间最长的病人之一，从我工作第4年开始，到现在我和他们家还有联系。他患有妥瑞氏综合征（该病又名抽动秽语综合征），二年级时就会控制不住地挤眼睛，接着每个部位都像有了自主意识。

因为突如其来的抽动，他常常被老师训斥、被同学嘲笑，直到一天，他抄起课本砸向同学的脑袋，还咬了上前制止的老师。

小学毕业后他再也没上过学，但一个正值青春期、脾气冲动的男孩，怎么可能待得住？渐渐地，他发展成抽动合并强迫，偷东西、大便后将肛门擦到出血、痴迷于翻找硬币去银行存钱。

父母屡屡带着病历去派出所接他，父亲的工作也因此丢了。

他知道父母的压力，有天他一宿没睡，站在阳台上想要自杀，母亲喊他吃早饭，他喝着粥就把自杀的事忘了。

父母对他不离不弃，精力、财力全投入。他9岁起在我这里治疗，反复住院。有几年他每隔三四个月就会消失一阵，然后带着新的「治疗痕迹」回来。他还接受了当时刚刚引入国内的立体定向手术，后来很长时间都没再来过，我以为他好了。

直到几年后，他因为有明确的自*杀倾向被收治入院。

他现在是在一个私立的康复机构，主要起到一个看管作用。他不是没尝试过融入社会，但都因为被贴上「危险」的标签而失败。他总说身体里住着个「陌生人」，外面的世界何尝不是另一个让他无法招架的「陌生人」？

无力感与成就感

像唐嘉这种，就是让人非常无奈的例子。

她算是一个被家庭、学校、医疗系统共同「制造」出来的病人，她的幻觉、妄想，完全是强大的刺激引发的解离。

像这样的人，Ta成为了一个「精神病人」以后，就会有一些「获益」——能缓解很多现实的焦虑，不用顾及谁的看法、不用满足谁的希望、不用完成谁的要求。

我见到唐嘉时，她17岁，病历里是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精神专科医院的诊断记录，结论惊人地一致——精神分裂症。抗精神病药物轮番上阵，但效果寥寥。

我在内部会诊时就听说过她，「一个典型的难治性精神分裂症」。但当我仔细翻看她的幻听记录，却隐隐觉得不对劲，精神分裂症的幻听往往杂乱无章，她的却指向头一主题，即否定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认为她更像是解离，按照治疗解离的思路调整用药。前辈说我「太大胆」，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建议还是换回之前用了一年的药物，我坚持按新方案治疗。

此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她，幻听减少，会及时停止自伤并向护士要创可贴。她画了一幅画，一个小火柴人被黑色蜡笔反复涂抹的阴影包围，她说那些阴影是同学。

她遭受了严重的校园霸凌，回到家，父亲只会说「忍忍就过去了」，母亲则根本不在国内。她的母亲是生物科技专家，生下她后就出了国。第一次在门诊见到这个家庭，就能感觉到这位母亲掌握着话语权。

唐嘉住院期间，母亲从未现身，父亲也是放下换洗衣物便匆匆离开。

3周后，母亲强硬地给她办了出院，将她送去「更有经验的国际权威」那里。我忙说我觉得唐嘉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她只是用解离的方式承受一个孩子不该承受的孤独。

她打断我，说：「我是来治病的，不是来听心理分析的。」唐嘉重新吃回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一个月后，她再度变得呆滞、迟钝、嘴角挂着涎水。

写完这本书，我问自己：我能改变什么？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我还是想写，想让更多人知道，精神疾病不是绝路，精神诊断不是判决书，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痛苦的路线图。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对于身边那些被精神健康问题困住的人，请在能力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陪伴。

他们最不需要「建议」和「指导」，有时，一句简单的「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或许就能成为他们抓住现实世界的绳索。

真正的帮助往往不需要言语，帮他们拉开紧闭的窗帘、默默递上一杯温水或者只是并排坐着看一部无需讨论的电影，可能比任何劝慰更有力量。

*以上内容来自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本文有所删减，原文👉🏻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看见2.3亿被隐藏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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