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侠：我的吴堡岁月（下）

本文作者张晓侠女士，197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1972年响应国家号召，与丈夫一起到吴堡县支教，先后在吴堡县任家沟中学和宋家川中学任教，是张维迎教授的中学老师，1979年调回西安工作。本文选自《张晓侠回忆录》，经作者授权，本公号发表。

这孔窑洞是在县委和学校之间靠近学校一边。每天下班后，承军从西边沿山坡小路往东，顺便从山上抓一把柴，我从学校有时挑一担水沿着山崖沟边往西回家。到家后，我奶着孩子拉着风箱烧火，承军炒菜下面条，就这样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

艳萍家还有一孔空窑洞，就在我们住的窑洞旁边，这是个天然冰箱。冬天，我们买一只羊，挂在空窑洞的墙上，什么时候想吃就割一块下来，每天都可以有肉吃。房东家门前有一块菜地。承军认识种子站西农毕业的朋友，从他那里要了些蔬菜新品种子。房东家用上了新品种后，蔬菜长势很好，谁见谁夸。房东给我们让出来一小块地，我们种了四棵西红柿。到底是品种好，明显地与众不同，西红柿长得太繁盛了，果实累累，人见人爱，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树茎不堪重负，好在我们只种了四棵，用料不多，架子搭得很结实，我们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西红柿。一直到最后，秧子已经蔫儿了，绿色的西红柿还是一串串的。我们把它拔下来，剪掉了枯叶子和毛根，挂在空窑洞里。随着绿色西红柿逐渐变红，我们就又接着吃了好一阵子。

一家四口

一家人在一起，总有许多的乐趣。1975年正月十四，看着孩子们挑着灯笼玩耍，我们突发奇想，承军提议，正月十五红红火火，放“天灯”吧。听说我们要放“天灯”，周围几家人也积极地参与进来。我们住宅上边有一人家，他家有个上初中的男孩挺聪明的，我们都叫他“小发明家”。“小发明家”知道后，也来加入我们的阵营。承军和“小发明家”用细铁丝扎了个半球状的模型，大家动手用纸糊好。原来想着用旧布条蘸点汽油点上作为动力，由于汽油燃烧太快，布条太沉重，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积极想办法，集思广益。我们又把汽油改成煤油，布条改成棉纱，开始第二次试放。正月十五晚上，一帮人把“天灯”放在平滑的石板上，由一个人点火，四个人摁着“天灯”的下边四周，等热气充满，感觉到“天灯”有向上的冲力时，四个人听口令同时放手，“天灯”稳稳地，慢慢地，向天上飞去。“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小发明家”一蹦多高，不停地喊叫着。“天灯”随着微风从吴堡县城上空飞过，越过黄河，向山西方向飞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第二天，县上的人们都在议论：“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移动的红火球？”后来大家知道了，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我们所为。

哲峰，可峰哥俩

吴堡这地方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人们来往基本靠步行。这里平地很少，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自行车基本用不上。这里经常出事故的不是车，而是人。我们家和学校中间有一条山沟，从学校回家还得顺着沟崖边走30米的羊肠小道。虽然开始有点害怕，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但也得慢慢适应。

有一次，一个报社的记者来我家，出来后要走这一段路。他是南方人，一个大男人走到中间，硬是不敢走了，腿打颤，趴在山崖边上不敢动，后来还是对面住的人过来把他拉过去的。

和我一个办公室的张培兰老师，她的小孩涛涛比我大儿子大一岁。当时也就六七岁。几个小孩在学校上边玩耍，跑着跑着不小心，就从我们窑洞顶上滚下来摔到地上。当时惊动了整个学校，大家七手八脚，赶快把孩子送到医院。还好，小孩身量轻，不碍大事。吸取这次教训，学校就专门办了个幼儿班，聘请了从幼儿师范毕业的老师，专管学校教工的七个小孩。教工们没有了后顾之忧，工作更安心了。

不要说外地人，就是本地人也经常出现滚下山沟的事故。我们就住在县医院的上边，经常有摔下坡沟的人被送到医院。死的虽不多，但多半都成残疾。大儿子放学回家要经过县医院门口，经常被这种情况挡路。一次，有一个人摔得很重，好多人把他抬到医院，他的家属们跟在后边哭。旁边的人都在议论，说摔得太重，怕救不活了。我儿子才上一年级，他很害怕。回家就问我：“人是不是都会死？”他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问。我说：“人老了就会死。”他“哇”的一声大哭不止，他说：“那你要是死了，咋办呀？”我没法回答。为了哄他吃饭，就随便说：“可以吃药，药吃了就不死了。”他慢慢止住了哭，说：“妈妈，那你给咱买点药吧！”

孩子的心理没有那么强大，承受不起这么大的思想压力！

艳萍家住在半山坡上，吃水很困难。她家旁边的半坡上有个小石洞。石洞虽不大，但洞中有几处泉水，水流虽小，滴滴答答，可昼夜不间断地流着，从不停息。泉水很清，很凉，很甜，水质很好。附近的人们白天就拿水桶在山洞中排队接水。我们白天上班，没时间，晚上接水人又多，所以就只能赶早接水。

承军早上4点多起床，挑着水桶，拿个手电，再带一本书。桶放在洞中接着水，水滴滴答答地流着，周围静悄悄的，漆黑一片。他坐在洞外的石头上，打着手电看着书。等一担水接满后，把水挑回家，天也快亮了，再赶去参加县上干部们早6点的早操。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常态：晚劳动（每天晚上在反修高地劳动两小时），早挑水，白天照常上班。

有时承军下乡几天不回，我只能从学校挑水回家。羊肠小道本来就不好走，一边沟，一边崖，挑水又不能换肩，我只能挑两半桶水。就这走在路上也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就是这样，它总会给你出一些想不到的难题。但人要活着，就会想一切办法，逢山开路，遇河搭桥，困难总能解决的。

现在回忆起在吴堡的七年里，生活虽艰苦，但也有乐趣。想想承军凌晨4点多坐在石洞外边，伴着石洞里滴答的流水声，打着手电看书的情景；回想起大家一起放“天灯”，“天灯”缓缓升起，飘在空中，越过黄河，向山西境内飞去的欢乐时刻；以及我抱着孩子，坐在毛驴拉的平板车上，承军跟在车后边，一家三口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去任家沟中学报到的景象……不都是一幅幅很浪漫的画面嘛！这就是生活。艰苦的生话，磨练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坚强！其中的乐趣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幸福。相辅相成，乐在其中。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

曾经的办公与住宅窑洞

物理老师马志伟是北京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就因为口无遮拦，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贬到吴堡县劳动改造。他物理课讲得很好，每年高考物理成绩都高高在上。他结婚很迟，又是两地分居，爱人和孩子都在北京。每次放假回家，他都要推迟返校。学校工宣队原则性很强，总想对他进行处理，要上报，但都被宋校长压住了。宋校长了解马志伟，认为他虽然有点自由散漫，但教学经验很丰富，专业能力很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就是在家多待几天，但绝不会耽误学生的学习，他会想办法补上的，这样的人才必须保护保留。但最后学校还是没能留住他，他还是调回北京，和爱人孩子一家团聚。

蒋维礼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上海人，父母都是高知。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也是学校的万金油，哪门课缺人，都能顶上。本来教语文课，可后来学校各年级都开设外语课后，师资力量严重缺乏，就又改教外语课。他在吴堡成家生子，为吴堡的这块土地，献了青春又献子孙，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确实做到了扎根吴堡一辈子。他是学新闻的，我爱人曾试图介绍他到《榆林报》报社去发挥专长，但他还是不想离开他生活工作的这块地方，吴堡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和蒋维礼一起来到吴堡县的还有叶奕铸老师，他是上海外院毕业的。他不是因为话多，而是由于话少被下放到吴堡的。他的哥哥刚解放时去了台湾。有了这层海外关系，所以他的言行处处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恐言多有失。就这样，他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求上进，开会发言不积极，也被下放到吴堡县进行劳动改造，在学校担任外语教学。他工作兢兢业业，得到老师和学生们的好评。我和他在任家沟中学同事两年。他工作多年后在吴堡成家，爱人是吴堡当地人，后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小时候在上海爷爷奶奶家长大。大儿子到了入学年龄，他们便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送入任家沟小学学习。孩子从小在上海大城市生活，思想很单纯。来到这山沟沟里，在各方面都很不适应，语言又不通，孩子很郁闷。学校离家虽不远，但经过的羊肠小道旁边有一大块坟地，上学路上又听同学们讲一些鬼的故事，孩子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不敢去学校，又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孩子病了，神经受到了刺激，过了好长时间才调节过来。叶老师1956年分配到吴堡，从事教学工作23年，直到1979年，他才调动到西安无线电工业学校，从事外语教学，全家就此扎根于西安长安区。

教化学的李旺老师是西安市人，她是杨凌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她和爱人李合信两口子一块分到吴堡。我们是同一级，都是1972年分到吴堡的，她比我们早报到几个月。李旺是高知家庭出身，所以在“文革”中被抄家，家族中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的祖父母、父亲、两个姑姑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她母亲在榆林，按正常考虑，她和李合信两口子应分配在独居榆林的母亲跟前，但还是被分到了吴堡。有一次她上化学课，手里端着盘子，盘子里放着化学仪器和教案，一不小心，火柴盒掉到地上，火柴撒了一地。当她把盘子放好，准备回头捡火柴时，工宣队队长已经把火柴捡起。大家也都不在意，觉得只是个意外。可在教工大会上，工宣队队长大肆渲染，什么铺张浪费，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作怪等等一大堆说词。有的老师替李旺说了几句公道话，也受到牵连。“文化革命”后期，李老师的亲属们都得到了平反厚葬。榆林水利局为她父亲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她俩作为家属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调离吴堡。后来，她俩一起调入到咸阳彩虹中学。

左起李旺，晓侠，培兰，魏峰相聚在咸阳

吴堡县地处偏僻，农业很落后，工业基本没有。由于“文化革命”后期大学生分配没有计划，做不到人尽其才。听说在我们前边分配来一个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女学生李若辰，县上把她分到很偏僻的郭家沟中学去教物理。这个女老师是单身，她毫无顾忌，经常和男老师们一块去黄河滩游泳，无拘无束，不管不顾。在这个落后偏僻的山沟里，本来很正常的事，但却招来了人们的围观、疯传。她的婚姻问题在这山沟里也很难解决，后来，她还是调回北京，去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了。

1974年，当时高考还未恢复。没有高考的压力。整个社会上对学校文化课都不重视，教育提倡的是勤工俭学，联系实际，强调要学以致用。学校高中部成立了医疗班、农机班等。初中又招收了文艺班。没有宏观理想，只考虑眼前利益。

县上紧跟形势，对干部参加劳动抓得很紧，县委书记下乡都是扛着一把铁锨，走到哪儿，干到哪儿。老师们也不例外，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到学校上边的反修高地去参加劳动。我当时两个小孩，一个四岁，一个不到一岁。下午放学，急急忙忙回家做饭。饭后，两个孩子交给保姆，我们两个赶快拿个铁锨到反修高地去参加劳动。工地上灯火通明，县上的所有干部“包括教师”每人每晚都要在这里劳动两个钟头，第二天照常上班。

1976年我接了初一两个班数学课，并担任二班班主任。这里学生很朴实、很厚道，也很聪明。可学生生活很苦，经常是饿着肚子上课。

初中部学生上午上课，下午有两个小时的勤工俭学时间。当时吴堡到处修路，需要大量小石子。好多居民就靠砸石子卖钱补贴家用。初中各班都由班主任带着学生去砸石子。我们班的班长刘保平虽年龄不大，但组织能力很强。他带领几个大点的男生，先从一堆大石头里边挑选出一些个头小点又容易敲打的石头，分成小堆，学生每小组一堆。每个学生都拿着小锤子，把拣出来的石头砸成小碎块后堆积起来，每周验收一次。收货方先按照长、宽、高测量石方，然后再算账付款。这些钱就作为学生的生活、学习补贴。每天都由班长和劳动委员去做，我也还算省事。

学校给每个班都划分有一块地，作为实验田。我们班在田里种的洋芋，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都由学生包干。学生们边学边干，虽然很辛苦，但从劳动中也学到了很多技能。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同学们出主意、想办法，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增加了同学们的集体观念，大家从中也得到了许多的乐趣。

记得当时早操是全校集体在一斋操场跑步。学校领导经常表扬先到的班级，这就导致了各班比赛看谁先到。你争我抢，越来越提前，家远的同学苦不堪言，大家都很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班教室在二斋，我让语文课课代表带着先到的学生背诵课文。他们在一斋等待，我们在二斋集体朗读，同时等待家远的同学，最后掐着点带下去上操。学校觉着我们班的做法很好，同时也在其他班做了推广。

毕业照

学生中学习差距很大。但我始终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学习好的同学一般都比较自觉，自学能力强。越是家庭条件不好、学习差的学生，我更加关心他们，经常和他们谈心，克服他们的自卑心理，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我们这届学生是“文革”后首次实行考试录取制，我们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学生都上了高中。我带这个班两年半，和学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虽然这些学生中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慕小倩；榆林市就业训练中心主任贾鹏喜；榆林市工信局副局长、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王卫东；陕西省教育厅处级干部刘保平；榆林驻绥德办事处处级干部王继珍；还有宋小龙、宋振旺等自主创业的带头人等，其他学生在各行各业也都很优秀。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老师，有机会就到家里来看望老师。我很欣赏他们，也很感谢他们，我也为我从事的教育事业感到骄傲！

1977年终于恢复了高考制度，全国都轰动了。特别是想继续深造、刻苦学习的学子和家长们。大家立刻投入到备考的复习中。因为原来学校对文化课不重视，学生文化课的基础很差，学校决定对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补课。我负责补习平面几何部分。这虽然是外加的负担，却没有一分钱的补贴，纯属义务工作。但我还是认真备课，耐心讲解，想方设法争取使吴堡能多考上几个大学生。补习课都在晚上，在我上补习课期间，教室里挤得满满的，校外的考生也纷纷加入进来。教室窗子外边都站满了学生，教室门也不能关，门外也站得满满的。看到学校学习风气这么浓，学生这么渴望着追求知识，这种状况，当时在学校和社会上影响很大。

一个月以后，学校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宋炳希在会上说：“咱们这次发展党员是打破先例。以前规定是每年后半年发展党员，这次放在前半年。这就是说，只要条件够了，随时都可以发展。再一个就是，以前是部分要求进步的人在一起开会，这次是全体教工在一起开会，使大家都能从中受到教育。”在会上我读了入党申请书，老师们一个个发言，全体党员表决通过，然后由校党支部报上级党委审批。我听到了老师们对我工作的肯定，我决心继续努力，不断地提升自己，更好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张维迎来我家

因为我们学校教工很少，党员更少，只是个党支部，接收新党员必须报到上级党委批准。可由于当时县上规定，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每年最少三个月，中层领导最少半年，一般干部常年在基层。直到我要调离吴堡，党委干部也很难集中起来，所以我的入党问题最后也没有得到批复。学校让我再等等，我不等了，虽然没能如愿，但也不遗憾。后来陕建一中党支部看了我的档案，结合我的表现，发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我爱人在县委宣传部，经常给报社、电台投稿，在报社、电台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陕西日报社和省电台都想要他，可吴堡县委马广文书记就是不放。后来好不容易吴堡放了，地区霍世仁书记又想调他到榆林地委工作。最后还是新华社记者王长宽给吴堡县马广文书记和榆林地区霍世仁书记分别写信，其中写道：“……要看到承军的现在，更要看到他的将来，既要识得千里马，还要当好伯乐……”语重心长的一封信，打动了领导们，最后还是同意放他走。

王长宽的信，我们调到西安后才听说。我们知道时，他已经调往东北，任大庆地区新华社记者站站长。多好的朋友、知己。没能当面致谢，我们心存内疚。他已八十有余，可能今生再无相遇之时，但我们之间的情谊永存心间。

吴堡县放了我爱人，也就等于放了我。我们害怕夜长梦多，承军马上告知陕西日报社和省电台，说哪个单位先发调令函，就到哪个单位去。他的同学、好友、团西安市委书记李广瑞把他的情况介绍给团省委领导，并一再强调要快。结果团省委捷足先登，很快发了调令函。所以他最后就去了团省委。后任团省委青农部部长。《少年月刊》主编。最后由“未来出版社”社长的位置上退休。

1979年3月份承军先带着可峰去团省委报到上班。因为是学期中间，文教局让我等暑假再走，我答应了。学期结束，学校高考监考老师不够，我又参加几天高考监考工作，善始善终，安心地离开了学校。离开吴堡的那天，文教局局长刘绍德、宋川中学校长宋炳希，我的几个学生继珍、亚宁、香英等把我送到黄河桥东头山西军渡车站，看着我和儿子哲峰上了车，等车开了他们才回去。望着他们的背影，再眺望黄河对岸越来越远的吴堡县城，还有映入眼帘的大桥对岸坡上的吴堡中学，我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恋恋不舍的心情油然而生。

79年与继珍、香英分别留念

人的命运往往无法自我把握。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来自北京、上海等各地的优秀人才，聚集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巨大的反差并没有让他们气馁或者消沉，他们依然积极地、热情地、无怨无悔地为这片贫瘠的土地播撒下科学和文化的种子，有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因为他们的无私奉献，使多少孩子的人生从此被改变。

我常想，为什么吴堡那么艰苦的岁月，但我回忆起来总是欢乐多于苦难？我想这恐怕是精神的力量吧。在吴堡整整生活了七年，物质上虽然极度缺乏，但是，精神上是富足的、充实的。面对命运，我们应该笑脸相迎。我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吴堡，我无怨无悔。在这里，我尝到了艰辛，遇到过苦难，同时也得到过温暖，品味过快乐，在这七年里，我得到了锻炼，也获得了成长。吴堡人的热情，亲切令人感动，衷心地感谢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