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提要：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专家余翔为北京对话撰文指出，我们正进入一个财政、金融与安全成本系统性上升的“高成本时代”。合作的本质已发生异变——它不再仅仅是愿景的达成，而是一场以风险管理为底线的博弈。面对美国“风险逻辑”下的选择性脱钩，中国手中最有力的筹码，是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链结成的韧性网。余翔认为，通过持续输出制度化的确定性，中国将在全球秩序重组的棋局中，变得更为主动。
（作者基于在“2026 年国际政治与大国关系走势”世界为何如此需要中国——闭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余翔在研讨会上发言（图源：北京对话）
国际秩序的变化常被描述为价值冲突、制度竞争或地缘政治对抗，但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看，国际秩序的演化更是力量结构与国内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学亦为理解大国关系的变化与重组提供了有益视角：国家为维护秩序需要投入财政成本、金融成本与安全成本，并据此重估承诺边界与规则边界。当债务约束趋紧、利率中枢抬升、能源与技术投入的资本密度上升，秩序就不再只是共同愿景的自然外化，而更是一套需要综合考量的制度安排。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高成本时代”，并非因为世界经济突然发生大幅衰退，而是因为维持同样的安全保障、同样的产业竞争力与同样的宏观稳定，所付出的成本系统性上升。财政上，债务与利息支出对政府预算形成更强约束，使外部承诺更难在国内长期“无痛”融资；金融上，利率中枢抬升与风险溢价回归，使跨境资本与产业转移的成本更高、波动性更大；产业与能源上，供应链重构、能源转型与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算力与数据体系）呈现更强资本密集特征，使国家必须在效率之外额外支付韧性与安全成本。
高成本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化终结，它更意味着全球连接必须在供应链安全、金融稳定与国内政治可承受之间反复校准。国家行为也因此未必走向孤立，但更倾向于把风险纳入国家战略考量，通过产业政策、监管规则与安全化工具对外部环境施加影响。
一、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后的观察
合作仍在，但合作的前提与成本发生变化。202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达沃斯从来不是提供、生产答案的地方，更像一个将趋势与分歧集中呈现的路演舞台：当会场情绪冷却，真正清晰的并非某些口号的胜负，而是各国对合作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合作并未消失，但合作越来越依赖能力、权力与制度执行力的先行配置，越来越强调条件、对价与可验证性。若仅以话语层面的交易化来概括，容易低估其结构含义。在更高融资成本、更强产业竞争与更敏感的通胀压力之下，合作被更深地嵌入国内日程约束，需要不断向民众、市场与产业部门解释其必要性。合作仍将存在，但它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不会在成本与风险上失控。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9日，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将在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拉开帷幕（图源：视觉中国）
在高债务、高利率与高安全成本的新常态下，美国对外政策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多维重组调整，而非线性扩张或收缩。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反全球化，而在于如何在新的约束条件下重新界定全球化的收益、风险与成本分担。美国试图通过产业政策与补贴影响资本开支的空间分布，通过金融监管与合规体系调节资本流动边界，通过同盟体系推动风险共担与能力整合，并通过技术与数据的安全化提升关键领域的可控性。这种变化在外交上表现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回摆，其政治经济学根源在于在国内约束强化背景下的战略再校准。
二、美国正将风险逻辑贯穿产业政策、金融规则与安全议程
当决策逻辑转向风险优先，最显著的变化并非口号，而是工具结构的变化：美国的产业政策、补贴与投资审查日益与美国的对外战略联动；金融规则、合规体系与技术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塑形机制。在这一框架中，美国对不同对象采取差异化策略，是在多目标约束下，对不同风险类型与成本传导路径进行分区管理。
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更倾向于在关键技术、数据与资本形成能力等领域强化限制与审查，因为这些领域被认为与长期竞争力和安全相关；但与此同时，美国也难以承受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全面断裂，因为宏观层面的激烈脱钩可能通过通胀、金融市场波动与全球需求回落严重反噬美国国内稳定。因此，更贴切的概括不是绝对化的共生或脱钩，而是有限融合与选择性脱钩并存：在部分领域维持必要连接以控制宏观风险，在部分关键领域推进制度化脱钩以维持长期优势。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就关税问题发表讲话时手持一份“对外贸易壁垒”文件（图源：路透社）
对欧洲，同盟关系正日益被经济安全议程重塑。在能源、补贴、产业链与监管规则等多个议题上，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利益冲突与议价互动。一方面双方希望强化安全绑定与制度协同，但另一方面又围绕成本分担、产业政策与市场准入等摩擦不断。此刻，把欧洲简单定义为成本分担对象，会低估其能动性与内部差异。欧洲目前确实在承受更高能源成本与产业压力，但也在以自身监管能力、市场规模与政策工具对美国策略形成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的大小不止取决于欧洲有没有能力，更取决于欧洲有没有信心。
法新社2月10日报道，美国计划向欧洲盟友移交北约两个关键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此举被视为华盛顿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最新举措。（图源：美国陆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
对俄罗斯，美国可能更关注对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管控，尤其关注俄乌冲突对能源价格、金融市场与通胀预期的传导效应。其重点是通过制裁、金融限制与外部协调把风险锁定在可承受区间，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冲突强度与外溢成本调整工具组合。
三、合作的再定义
在高成本时代，共同利益更像一种危机管理机制，而不只是对冲分歧的政治承诺；追寻共同利益将有助于大国避免风险沿供应链、能源价格与金融市场等关键通道传导，防止其反噬国内就业、通胀与金融稳定。
展望未来，大国间关系更可能建立在风险可计算、冲突可管理、成本不失控的底线逻辑之上。只要各方仍高度在意通胀、金融稳定与产业韧性，就会在危机管理上进行协调。即使在强竞争背景下，某些宏观领域仍会保留最低限度协调。此时合作所承担的功能是降低系统性事故的概率，而不是改变竞争结构本身。
因此，当下大国关系的变化，本质上是高成本时代对国际秩序的一次再定价与再校准，规则并未失效。对中国而言，成功应对这一轮重组的关键，不在于被动追随外部叙事，而在于在一个分层、分域、条件化运行的世界里，持续输出自身的确定性与可预期性。
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广州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高官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图源：外交部）
在此方面，中国完全有能力把握战略主动。超大规模市场为增长提供纵深与回旋余地，完整产业链体系为全球供给提供稳定锚点与韧性底座；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升级与制度型开放的持续推进，正在把短期竞争压力转化为长期效率与能力优势。更重要的是，当外部世界在高成本压力下更需要可信任、可持续、可交付的公共产品时，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与合作导向，具备以制度化方式提供稳定预期与合作平台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口号，而是可被验证的供给能力与治理能力。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并以可预期的政策与可复制的合作机制连接世界，就能够在国际秩序重组过程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让更多国家在不确定性中看到确定的中国、在动荡中找到可以信赖的锚。
Club Briefing: In a recent article published with Beijing Club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Yu Xiang (CASS) observes that the world is transitioning into an "Era of High Costs," where fiscal, financial, and security burdens are rising systemically.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just a pursuit of common goals; it has evolved into a baseline struggle for risk control. As the U.S. pursues selective decoupling based on a "risk logic," China’s strongest defense is the synergy between its massive market and its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base. By acting as a source of institutional certainty, Yu believes China can seize the initiative as the global order is reshap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