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我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参加一个关于普惠金融的国际研讨会，与会者重复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super platform（超级平台）。由于我可能是参加圆桌讨论的唯一来自中国的代表，所以与会者纷纷把他们彼时最为关心的问题抛给我——如何把中国的超级平台复制、引进或模仿到他们各自的国家。
当时中国初露锋芒的各种商务社交平台引领世界潮流，博得不少眼球。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早出现平台经济，但是无论在应用规模还是技术创新上都不如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还停留在羡慕和模仿阶段。平台经济散发出来的魅力，让他们趋之若鹜。将近十年过去了，必须看到，世界各国的平台经济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由于受到几年疫情的影响，中国平台经济在国际范围的影响力反而相对收缩了一些。
对于平台经济的利弊得失，从其问世始就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推崇者认为平台经济由科技引领，促数字转型，助提高效率，可降低成本，使普惠长尾包容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有效载体，在金融领域更是普惠金融得以落地实现的基础设施；批评者则认为，平台经济最终会走向垄断性经济，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于使用者的权益特别是数据隐私的保护会带来巨大的困扰。举一个简化的例子来解释正反两方的观点。假如一家大型商务平台经营某种自主品牌的快消品，它一手从厂家直接拿到快消品，一手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由于平台替代了多层批发和零售环节，使得流通成本大幅度降低，平台通过数据积累更准确地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甚至地域分布结构，使得生产者的库存也得到节约。尽管平台自身也投入成本，但平台所产生的巨量规模性可以令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所以消费者享受到更加便宜的商品。而且，超级平台的魅力主要不在于卖产品，而在于它的撮合交易能力，它主要靠连接和流量以及数据甚至制订规则来盈利。当然，在这个显而易见的生产流通优势背景下，硬币的另一面也会出现，即平台的规模经济性天然出现垄断倾向。由于消费者对平台购物的粘性甚至排他性，垄断性的平台减少了消费者对不同供应商的选择，也就是减少了供应商之间的市场竞争，传统批发零售企业将难以生存，生产企业也将重新整合。从长期看，垄断必然降低创新的主动性。更严重的是，平台因为掌握消费者的大量交易数据，有可能“杀熟”，出现“买越多，价越高”的情况。一旦这种具有垄断地位的平台出现难以预料的风险，就可能是系统性风险。至于平台利用数据隐私另外谋利，又是另外一个数字时代更具道德意义上的新风险因素。
在平台经济出现之初，这种争论相当激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变化，包括世界各国在这一领域的监管、立法等规则确立，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张力似乎稍微平和了一点。当然，目前是否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刻，仍然不可轻言。
《平台经济与普惠金融》从金融视角分析平台经济对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的价值。比如至少可以看到的优势是，数字支付实质性地改善了普惠群体的福祉，信贷技术变革产生了显著的普惠效应，平台让保险触手可及，平台还赋能于投资者。在更广义的经济和社会范畴，平台经济对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以及赋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等等方面都发挥出不可低估的作用。
平台经济事实上已经成为每个人、每个经济实体生活和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今天的金融服务已经离不开平台经济，事实上，普惠金融大发展的现实也是仰赖于平台经济的存在和活力。可以说，平台经济是普惠金融革命性变革的核心推动力，没有平台经济，就没有今天中国普惠金融取得的巨大成就。站在监管者视角来看，平台经济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它运行得好不好的问题。
在“要不要”与“好不好”之间，我以平台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助贷为例。助贷主要指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的获客、风控等能力，协助商业银行发放贷款，资金主要由银行提供。助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长尾人群的信贷需求，使得普惠信贷在真正意义上深入千家万户。但是，它又触发出金融学上对一个概念的争议。因为借款人主要与平台接触，从平台获得信息，在平台上完成贷款手续，有人认为助贷这种金融现象类似于金融脱媒，资金走到了银行系统外面；也有人认为助贷是金融助媒，因为银行通过助贷渠道扩大了贷款对象，覆盖了以前覆盖不到的长尾客群；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半脱媒半助媒。助贷已经成为今天普惠金融现实中的一个既成事实。它究竟是脱媒还是助媒？它会不会颠覆现有银行体系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关系到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监管部门如何认识和采取什么对策。在平台经济与普惠金融的相互关系中，类似的新现象层出不穷。
当此之时，似乎有必要对助贷这一重要现象多写几句。
我们先来看传统商业银行的特点，它们有资金、有牌照、有风控能力，但是，缺场景、缺流量、缺乏用户触达、缺乏行为数据。再来看平台发挥的作用：第一，通过场景帮银行找到潜在客户；第二，通过数据帮银行分析和选择客户；第三，通过流量帮银行触达客户；第四，通过算法帮银行管理客户全生命周期。助贷的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媒介全过程的分解和再造。在这个新的中介形成过程中，银行的功能看似被削弱，但业务却越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助贷本质上没有脱媒，而是助媒，助银行之媒。有人把助贷误解成平台抢了银行的位置，也就是脱媒。事实上，在助贷过程中，银行的盘子变大了，银行被“助”了。银行的业务非但没有被替代，反而是被放大了。
所谓脱媒是指资金绕开银行，比如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企业越来越多绕开银行直接融资，通过资本市场发债募股，商业银行的中介地位显著下降，投资银行顺势崛起。这才叫金融脱媒。助贷的结果是什么呢？平台企业并没有像当年美国投行那样取代商业银行，反而是帮助商业银行扩大了中介范围，资金更深度地通过商业银行系统，服务到原先难以触达的小微客群。钱还是银行出，牌照还是银行持有，信贷资产还是在银行表内，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贷款余额和覆盖面全面扩大。由此可见，助贷没有让银行“被脱媒”，而是让银行“被赋能、被扩张、被深化”。从金融结构演进看，助贷本质上是数字时代的银行助媒——平台不是绕开银行或者替代银行的新中介，而是扩大银行中介能力的外生引擎，并且强化了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中枢地位。
在平台与银行的分工重构中，业界包括监管部门总有一种担心，银行为了获客而屈从于平台的助贷分润要求，并且丢失了其核心的风控能力。长此以往，银行业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平台，平台的垄断特征最终将反噬整个银行业。首先，必须看到，银行虽让渡了前端获客、数据风控与用户运营等环节，但其资金中介、信用供给与持牌主体的核心地位并未削弱，反而借助平台能力实现了资产规模与服务边界的扩张。普惠金融的目标得以实现。其次，平台经济上的助贷是一种金融创新，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创新，更可能是现象级的结构性创新进程，它标志着金融服务结构正在为实现普惠金融目标而进行着历史性演变。历史上的银行不是一成不变，数字时代的金融结构为适应低成本、广覆盖的普惠金融要求，必然有其发展规律。我们无法低估其社会价值。当然，与任何金融创新一样，它也不会一蹴而就，它有它的演变过程。如何因势利导，促其利，抑其弊，而不是要么捧上天，要么一刀切，才是一种应有的态度。再次，从趋势上看，助贷有可能从帮银行获客与数据展业的助手演化成分工深化型的助媒，即平台专注于场景、数据、用户运营以及前端风控，银行则专注于从资金、资本、合规到核心风控。实际上相当于银行把非核心环节外包，把主业做得更大更深。这样的话，助贷非但不是银行的竞争者，更像是银行的放大器。平台越强，银行中介的盘子越大。平台与银行构成一个新的金融生态。从这一意义上，在助贷过程中，与其说银行需要对客户风险进行把控，不如说是对助贷平台的风控，包括平台的运营逻辑、行为特征以及风控实效等。
传统的小微金融的获客和服务只能通过线下深耕细作“蚕食”广大小微客户，如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经营40年覆盖900万客户。而在数字时代，一家数字银行通过助贷、联合贷等创新方式用3年时间迅速服务到几千万客户，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种“创造性破坏”而欢呼雀跃吗？倘若助贷这一金融创新在中国大地上行之有效，并且推进了普惠金融的实质性发展，可以期待，它将可能是一张擦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片”，并对世界普惠金融事业产生示范性的效应。
平台经济具备鲜明的商业模式特征，有目共睹，不必赘述。但如果只把平台经济理解为商业模式，就远远不够。平台经济的本质，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盈利模式，它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传统经济中，资源流动依赖线下渠道、层级分销和地域限制，配置效率较低。平台经济依靠数据、算法与网络，能够实时、精准地调配人力、物资、技术与信息。无论是商品流通、服务供给，还是劳动力就业，都能在平台上实现更优化的组合。这种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平台为中心枢纽的配置机制，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传统商业模式所无法比拟的。
更进一步，平台经济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甚至于未来AI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今天的大型平台，早已不只是商业交易场所，而是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社会载体。支付体系、物流网络、信用体系、算力服务、就业吸纳等功能都与平台深度绑定。平台影响着物价、就业、产业链稳定，甚至关系到数据安全与社会秩序。它像水、电、公路一样，成为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公共属性与基础设施属性，决定了平台经济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业行为。
同时，平台经济也塑造了新的产业组织形态。传统经济是线性的、链条式的结构，而平台经济是网络化、生态化的结构。在平台生态中，企业、商家、创作者、用户彼此连接、相互赋能，形成多边互动的体系。这种组织方式打破了行业边界与地域限制，推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重构，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它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整套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
认识平台经济，不能只停留在商业层面，而应看到它背后的时代意义。正因为平台经济兼具商业属性、产业属性与公共属性，国家理所当然会采取支持发展与加强监管并重的政策方向。支持发展，是因为平台经济是新型产业生态的重要载体，能够提升效率、扩大就业、促进创新；加强监管，是因为平台具有天然的网络效应与垄断倾向，需要规范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数据安全。两手抓的本质，就是让平台经济在健康轨道上发挥更大价值。
不知不觉，我们的团队撰写《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已经超过十个年头了。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我们对普惠金融应该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了吧？因为每一年的发展报告都是一项专门的主题，如果把这十来年的发展报告放在一起，可能就可以形成比较系统的普惠金融认识框架。今年在胡煦博士的率领下，我们的团队又交出了拿得出手的答卷，藉此时机，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同时也感谢支持我们展开调研、研讨以及写作的所有行业同仁。
贝多广
2026年2月25日 于北京西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