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培养路径研究——以广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中心

【摘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一场始于自身内在要求的系统性、整体性重塑的变革。广东多家主流媒体从内容生产、技术赋能、用户思维、人才技能等多方面谋划的变革,为智媒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思路。从人才需求端之变思考人才培育端之变,有助于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抢占智媒时代新传教育先机,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事业,从而更好担负起新时代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


【关键词】智媒时代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人才培养  粤港澳大湾区


一、引言


2025年6月24日,广东主流媒体吹响系统性变革冲锋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广东广播电视台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分别推出各自的系统性变革实施方案,引起学界、业界广泛关注。推进系统性变革是新时代赋予主流媒体的重大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智媒时代,主流媒体往何处变?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的培养如何应对主流媒体之变?如果说此次“主动求变”是广东主流媒体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那么解决上述问题则可视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的关键一步,因为这不仅关乎新闻与传播专硕在新文科建设中能否在价值导向、育人模式、学科融合等多个层面实现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内涵式发展,更关系到办学定位、建设方向甚至学科生存等问题。因此,在广东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之始,作为向本地主流媒体培育、推选粤港澳大湾区卓越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广东省高校的新闻学科,亟须对标媒体变革需求,思考智媒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的培养路径。


二、综述:培养路径的多元视角


智媒时代,新闻与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者针对传播需求端和教育端不能完全适配的问题展开研究并试图给出解决方案。张才刚认为,“具体实践中,应将技术规则融入课程体系,推进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全面改革”。张强认为,应“推行渐进式人才培养方案,坚守新闻传播的基础素养和技能,全面提升学校智媒适应度,构建轻量化人才培养模式”。付松聚认为,“应结合智能媒体发展实践,在学科专业布局、专业实践平台、协同育人机制、复合型师资队伍等方面探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转向路径”。程丽认为,应构建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培养智媒全方位能力;搭建智媒虚拟仿真实验室,提升学生的智媒实操水平;增强智能媒体师资力量,丰富智能媒体教学方式;推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构建智媒实习实训平台。上述观点从学校学科建设的角度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路径提供了多元化方案。


由于地域差异、学缘差异、学生结构差异,目前学界的研究多围绕宏观层面展开,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人才的特殊、实际需求,以及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这一特定群体的培养路径,尚未展开深入探讨,这也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三、深意:对标媒体变革是新闻与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自我要求


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设置方案。这份方案尤为强调:新闻与传播专硕的培养过程须突出新闻与传播实践导向,全面提升学生实务能力。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公示》显示,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点总数达到212个。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点每年为主流媒体输送新闻传播人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发展思路、内容生产、体制机制等方面发生诸多变化,来自用人端的变革信息为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实践能力提出了全新的培养要求,因此,智媒时代重新审视和设计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的培养路径应该成为高校新闻学科的自我要求。


(一)提速布局,抢占智媒时代新传教育先机


智媒时代,新闻生态环境、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迭代演绎的新型媒介形式重构着媒体模态与行业格局,深刻改变了人类传播景观。高校新闻与传播学的专硕教育面临转型的关键节点,新闻业界与新闻教育界应提速布局,以期在新一轮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抢占先机。


国内外的新闻学界积极探索新闻与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路径。美国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形成了“人文主义范式”“社会效率范式”“社会改良范式”三大基本范式,其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基本涵盖了“课程大纲的调整及课程设置”“面向新技术的技能培养”“美国新闻业对新闻从业者的行业需求”三大特征。中国部分高校先行示范,积极创新培养模式:复旦大学“数字时代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以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为例的新文科课程探索”项目获得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郑州大学探索的“目标倒逼与过程引导: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研究”项目亦取得不俗成绩。


(二)着眼全局,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


从国家战略和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来看,深刻洞察人工智能对于教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影响、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是答好“教育强国”这个国家课题的必由之路。新闻与传播学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应当在顶层设计上做好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的重塑与重构;在中观层面密切关注新闻一线的实践动向,尽早确立课程目标;在微观层面,将人才的培育工作落实到具体课程编制中——这也是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迈入创新发展新航道的内生动力。


(三)立足本土,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事业


当前广东的媒介环境呈现出活力四射与复杂多元的特点。广东毗邻港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历来是各种思潮冲突、汇聚之地。作为全国媒体事业的先行者,广东媒体在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传播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形象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近年来积极探索解决国际化传播语境下的湾区叙事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带的技术融合需求与跨域传播等问题。培养的优秀学子在毕业后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事业,是广东本土高校新闻学科办学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智媒时代,“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培养”这一时代命题理应成为广东高校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近年来暨南大学开展“国际标准湾区实践:‘5A卓越’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创新探索”,广东财经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也持续探索“智媒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与传播专硕理论与实践培养路径研究”。


四、困境:教育端与传播端需求未能完全适配


智媒时代,新闻生产的变化对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冲击显而易见,最明显的表现是教材编写和传播端需求适配度低。如果不正视问题,那么后果必然是高校培育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与传播学专硕人才难以胜任媒体一线工作,学校的办学质量受到影响,这与硕士专业学位育人目标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的“高校课程是教育活动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核心”。高校课程编制通常由知识储备课程(理论课程)、知识应用课程(技能课程)与实习、实训模块组成,从上述三个维度来考量教育端与传播端需求的对应关系,将有助于发现并破解“两端”需求间的“时差”困局。


(一)知识储备课程偏离媒体顶层设计思路


知识储备课程是课程体系中的理论课程,“专业学科课程以结构逻辑为中心的学科体系为主要框架,课程开发更多地基于科学性原则,传授的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知识——陈述性知识,即理论,主要解决‘是什么’(事实、概念等)和‘为什么’(原理、规律等)的问题。这是培养学术型人才的一条主要途径”。从分层教育的角度来看,理论知识在学硕与专硕的培养层次有深浅差异,但专硕人才的培养仍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的理论课程,且专硕的理论课程要尽可能地贴近行业发展前沿。


本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欲变“媒”的“连接”范围、能力与效果,即以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这本质上是全新的互联网思维。广东媒体集团“集成式”推出的改革思路很清晰:“媒体的本质是‘媒’,通过‘媒’连接一切。机构、流程、编制都是‘体’的范畴,‘体’的价值就在于支撑‘媒’。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强化‘媒’的属性,推动‘体’更好地服务‘媒’,拓展连接范围、增强连接能力、提升连接效果,在影响力的新跃升中实现媒体价值的新提升”。从传播需求端变革方向来看,“‘媒’连万物”是智媒时代的发展方向;高校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端的现实情况却是:当前的教学对互联网背景下全媒化的场景应用缺乏足够的想象;传统新闻学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难以阐释智媒时代新闻业态出现的实践特征和发展规律。


学者对2020年新闻传播学专著出版情况进行梳理,发现新闻传播学专著出版“对热点进行回应,对现实进行观照”,但“新闻传播学专著出版意愿不强、高质量成果偏少、出版评价体系缺乏等问题凸显,新闻传播学专著产出学术创新不充分、出版区域不平衡等矛盾仍然突出”。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官网展示的高等教育类书目为例,“‘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文化部高等学校动漫类教材建设项目”和“大学生文化素质书系”类目下有1596本书,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新闻与传播学相关书目主要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报道经典案例评析》(2014年12月版)、《新闻编辑(第二版)》(2019年12月版)、《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2021年8月版)。《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报道经典案例评析》的编写初衷是为在校生和实训人员提供案例分析:“本书与时俱进,是一本权威实用的经典案例教材,形式勇于创新,富有媒体融合时代特色,适用范围广泛,既可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新闻采编人员的培训教材。”此书的版本是2014年,这一年的主流媒体进入媒体融合下半场,2018年中国新闻奖始有融合新闻赛道,因此导引中提及的“经典案例”确实“经典”,但很难言“新锐”,盖因媒介环境已发生巨变。作为学习方案的课程理论主体相对静态,其核心理念是稳定的;但作为学习经验的课程理论是动态变化的,案例与理论均应与时俱进,对于新闻与传播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更是如此。既往新闻学概念和理论体系若未以新闻实践层面的新样态为研究对象,那么对新实践样态作出的阐释很有可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二)知识应用课程脱离媒体用人需求


知识应用课程即技术应用课程,注重多实践情境的模拟、复原,“强调的是获取自我建构的主观知识——过程性知识……主要解决‘怎么做’和‘怎么做更好’的问题。这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一条主要途径”。回应“怎么做”和“怎么做更好”,必须回到本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的人才特质来进行探讨。


不了解行业热点难点、不了解行业迫切需要,就无法设置与实践相契合的方向与课程。本次广东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人才选育上可以与“全媒化”人才需求相对应。广东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人才选育重点突出“全媒化”特质,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设立“全媒体人才强基计划”,广东广播电视台分类培育全媒体人才,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拟提高全媒型、产品型专业人才比例。上述表述均提出“全媒化”的概念,这表明未来一线传媒人的培养方向是全媒型人才。全媒型人才通常具有“专”的特点,比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着力打造首席记者、首席编辑、首席评论员,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重点培育名记、名编、名评论员、名设计师、融媒达人,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遴选首席产品官、栏目主理人。“首席”“名”“达人”“主理”等字眼均突出了人才的专业性地位。因此,在传媒分众实践领域(记者、编辑、评论员、设计师、栏目主持人等),“专家型”“全媒型”“复合型”人才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对卓越新闻传播者的要求。


智媒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硕的培养应朝着“全媒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进发,这提示课程编制者——基于情境性原则的知识应用课程开发应从技术硬件上满足前沿一线新闻内容生产需求,在师资队伍建设、内容生产全流程设计、以新闻产品为中心的项目管理等软件上尽可能借鉴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思维。


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新闻与传播专硕的实践类课程偏少是普遍现象。研究者对20所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各院校研究生课程总学分在34—39学分之间,其中课程教学学分就占25—34学分左右;实践环节学分要求最高的高校为8学分,最低为3学分,大多数为4学分。这反映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中的实践学分所占比重偏小。”研究生专硕教育仍采用传统的“理论课”授课为主,按部就班地进行“采写编评”类别教学。学校实验室设备简陋、陈旧,在低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极少学校配备无人机供传媒学生学习拍摄;学生表示难以接触到最新技术。师资队伍建设上,真正有媒体实战经验(至少在媒体工作两年、有新闻产品生产经历)的“双师型”教师占比不到10%。在内容生产全流程设计、以新闻产品为中心的项目管理等方面,高校教师大多通过媒体从业人员写的文章内容来进行课程案例编制,离真正的“战场”“市场”仍有不小的距离,讲授的课程有“纸上谈兵”之嫌。


另外,解读这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可以发现,媒体转型是以先进技术为驱动的,这要求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需要设置交叉学科的课程。目前,在专业课程之外,新闻与传播专硕在相关的交叉课程与辅助课程开设并不多,且局限于英语类与思政类通识课程,这也导致学生的技能素养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匹配度不高。


(三)实习、实训模块难追媒体实操进度


实习、实训模块是课程编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新一轮改革中,广东媒体探索新技术新应用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媒体单位正在重构融合发展的技术底座。全媒体传播体系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而广东大多数高校的新闻与传播专硕在课程设置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跨媒体融合技能培训模块。


在实习模块上,各高校新闻与传播专业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共建,但实习通常安排在硕士就读的后半程,学生已进入论文撰写的环节,压力陡增导致不少学生敷衍应付实习,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笔者在广东财经大学2023、2024级新闻与传播专硕学生中调查发现,有主流媒体实习经历的学生占比60%;不少学生表示,论文开题后,由于论文写作内容与实习未能匹配,因此写作压力较大,进而影响实习效果。也有学生表示,在校学习的技术较简单,难以适应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从而产生畏难情绪,更有学生因实习的不良体验而放弃去媒体工作的愿望。


实训模块的学习效果也有大打折扣的现象。在外部资源的链接等环节,各大高校的新闻与传播专硕向外拓展,每年与省内各大高科技公司、主流媒体单位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但落实到参访环节,受到经费、参访单位的接待能力、学生学习态度、参访后教师能否带学生有效复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难得的外出实践变成走马观花的情况并不少见,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学生学习体验度不高。


五、进境:变革视域下新闻传播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业界需求并非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的唯一标准,但自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在密苏里大学创办第一所新闻学院以来,以培养实务型人才为主的育人模式便指引着新闻与传播学的办学方向,新闻与传播学专硕培养的动因和成效也应当以能否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媒体用人需求为重要标杆。引入本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思路来探索智媒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路径,是一次尝试。


(一)强化互联网思维推进理论创新


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新闻与传播学的专硕培养要树立互联网思维。着眼全局的互联网思维本质上是以大数据为基底的跨界思维方式。对于媒体而言,互联网思维是一种体系化思维:通过新闻采编流程的一体化、媒体组织架构一体化、新闻采编与运营一体化来解决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重构媒体与用户的关系。强化互联网思维推进课程理论创新可以从拓宽理论张力与强化理论锐度两个维度开展。


拓宽理论张力的原则是研究智媒时代的新闻生态,在互联网思维下构建总结新闻实践发展规律、预测未来发展的新闻理论。此次变革,媒体将从传统的信息传播平台变为社会服务智能中枢,这种变化突出用户导向,以智媒时代的用户为中心,“这意味着媒体不仅要传播信息,还要能够利用智能技术对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个性化推荐,甚至实现智能互动,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服务体验”。理论课程的编制与教材的编订需以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与传播学的专业知识作为理论支撑,阐释理论对当前新闻实践的意义和价值,关注智媒时代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的转变问题,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最终实现《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指向的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现代新闻传播理念与国际化视野,深入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熟练掌握新闻传播技能与方法的高层次、应用型新闻传播专门人才。


强化理论创新的锐度有助于高校新闻与传播学专硕在行业内保持领先趋势。新闻与传播专硕研究团队与传媒业界、传媒科技企业共同研究理论前沿问题,三方可以定期发布行业发展白皮书,举办年度学术论坛。高校新闻与传播团队深度参与白皮书框架的搭建、撰写,全面系统梳理互联网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新闻实践在对内宣传、对外传播上的亮点,每年双方合作推出本土十大创新案例,邀请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在学术论坛上点评,对前沿问题展开设想,保持理论的前瞻性;研究生围绕案例撰写研究论文或者衍生出毕业论文的选题,赋予案例更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而推动理论创新。


理论课程的编制与教材的编订周期较长,往往需要调动多方资源,仅仅靠一两所高校的力量难以完成;新闻与传播专硕研究团队与传媒业界、传媒科技企业共同研究理论前沿问题能极大缩短课程开发的周期,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优化教学团队结构,实现跨学科组织教学。


二者结合旨在确保新闻与传播学专硕的理论教学能够稳基础、向未来。


(二)课程编制适当对标媒体用人需求


新闻与传播学专硕的理论素养与技能迁移能力的提升问题是横亘在学校育人与业界用人之间的一条鸿沟。如何填平“鸿沟”?《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第四点已点明方向和路径:“新闻与传播硕士的课程设置要充分反映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着重提升新闻与传播实务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要重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研讨、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着重提升新闻与传播实务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是方向,在课程编制中“运用团队学习、案例研讨、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是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从“内功为基”“特色制胜”“交叉融合”三方面展开。


一是内功为基。突出新闻与传播实践导向,在新闻传播专硕课程编制中加强技术类教学的内容,为“实习”保驾护航。《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第五点指出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目前广东各主流媒体发布的实习生招聘计划均要求实习期要达到三个月以上,不少用人单位更加欢迎能实习半年的学生,因为这为单位人力部门招聘提供更翔实的成果支撑与品行判断。仅从时间长度来看,当前课程编制规定实习的时间是科学的,但各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在具体实施上各有不同。在校媒联合培养过程中,学校和媒体可以共同制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相连。高校新闻与传播学专硕教学团队应全面分析“全媒化”人才的要求,对拟要求学生发展的各种技能搭建流程规划图,将每一项技能的学习细化为“知识—技能—理解”步骤,把逐步进阶技能的学习拆解到各学年课程中,预防学生为了获取学分而消极学习,确保实训高效,为半年期的实习提质增效。


二是特色制胜。立足广东新闻实践,在新闻传播专硕课程编制中突出粤港澳大湾区新闻特点。本次广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出“服务在地化,深耕本地资源”。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实施“直链受众计划”,开展在地化服务拓展行动,以各地记者站(分社)为支点,联动市、县融媒体中心等,全方位拓展服务广东、深耕大湾区能力;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扎根粤港澳大湾区,辐射粤东西北,羊城派客户端将开设市、区、街道以及特定领域的垂直频道,形成在地服务体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发挥地面频道本土化传播优势,以粤语为特色,推动产品融入群众生活;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深耕大湾区,21财经客户端开设“大湾区”频道和各城市南财号,做优区域经济报道和民生经济报道,做强“岭南大医生”“广东开学第一课”等生活服务品牌,构建财经特色的产品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广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出“定位差异化,避免内卷竞争”,这也为高校特色化办学提供了启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广东高校办学的目标之一,各高校可以将自己的强势学科和办学特点融入社会服务中去。比如广州体育学院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硕士人才培养项目,建立完善的“全媒体+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课程体系。再如,广东财经大学属于财经类特色突出的院校,其新闻与传播学专硕教师团队制定的课程标准(即“教学大纲”)重点发掘财经新闻特色,适当增加粤港澳大湾区的财经、产经等新闻传播生产的相关内容,系统安排财经新闻专题、课题,充分利用贴近性原则将本土实践案例融入团队学习、案例研讨、现场研究、模拟实训等各个环节,从财经新闻传播的视角出发研究民生、医疗、教育、养老、文旅、体育、美食等垂类产品,回应热点、观照现实,让学生通过课程能更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热爱新闻事业,自觉传播岭南文化与文明。


三是交叉融合。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应当首先将新兴学科融入技术类课程编制中,进一步释放技术对于新闻传播学发展及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媒体用人单位对应届大学生的招聘在专业上已经放开,这意味着新闻与传播学的专硕生需要与更多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共同竞争逐步瘦身、为数不多的媒体岗位。如《新快报》2025年5月24日招聘的采编岗共有三个方向,分别是:视频编辑、全媒体编辑和全媒体记者,所有岗位的第一位的第一句均为“专业不限”。如南方报业2025年校园招聘在内容生产类招聘记者、编辑、评论员、审校员、视频编辑、新媒体编辑、英文编辑、出镜主播等岗位,没有设置专业来收取简历。“新闻与传播专业专硕采用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以满足行业多元需求。”因此,组建新闻与传播学专硕课程的讲授团队要注重跨学科、多元化的教师团队布局,研究未来交叉学科与新闻传播专业方向的融合支撑点,融合性的应用型与职业性课程的开发要在“场景穿透”上创新。


总之,新闻与传播学专硕的课程编制要精准发掘专业教育与智能化传播场景之间的契合点,弥合人才培养模式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落差,尽快满足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


(三)实习、实训聚焦媒体内容供给优化突破口


“新闻传播学具有极强的应用性,来自实践,也必须面向实践、回应实践,不能脱离新闻传播实践来谋划人才培养。”结合媒体需求有组织地安排优质的实习、实训内容是新闻与传播学专硕人才培养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则”。智媒时代,衡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是:“正能量”产品能否澎湃“大流量”。广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坚持内容为本,凸显精品意识。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实施“内容生产力提升计划”;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将实施新一轮报纸改版,突出内容精品化;广东广播电视台实施产品提质工程,对《广东新闻联播》《晚间新闻》两大时政新闻栏目提质升级,提升民生新闻报道质量,聚力打造岭南影视文化精品。广东高校新闻学科办学层次多、水平高,教学改革卓有成效,注重人文教育,若能让新闻与传播学专硕生在实习、实训中精准聚焦当前主流媒体在内容优化上发力的重点项目,则将对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助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来说,可以围绕分层培育、跨界联合、评价反馈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分层培育。高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学术兴趣、专业特长、本科背景、发展潜力、职业意愿等进行分层培养,量身定制培养计划,引导学生在某一领域深耕,实现个性化发展,切实提高培养质量。比如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卓越传播人才工作坊,孵化工作坊IP,缩短人才培养与业内需求、地域需求的“时差”。近年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邀请来自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等多位资深媒体人开设专题工作坊,如新闻写作技巧与实训工作坊、新闻摄影工作坊,不仅为学生搭建了和资深媒体人交流的平台,而且更重要的是学生能够在业界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实战训练,实现实践能力的提升。”


广东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体制机制上凸显对个人工作室及品牌效应的推崇。比如在新闻评论版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实施“评论品牌建设计划”,建设“30名专职+100名兼职”的常态化评论员队伍,加强“视评先锋队”建设,重点打造以个人品牌命名的《杨阿洋快评》等栏目,筑牢“南方评论高地”。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成立评论委员会,建立首席评论员制度,构建评论产品体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首批培育10个特色评论工作室,以《小强快评》等个人品牌为基础,构建短视频评论矩阵。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大力培育评论网红IP。高校新闻与传播学专硕人才培育可以效仿工作室制度,落实“双导师制”,充分发挥双导师特长,吸引学生加盟,形成有特色的品牌案例。


二是跨界联合。切实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基地,培育国内外联合培养项目,遴选优秀研究生前往本地主流媒体实习。近年来,新华报业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仅2024年就签约6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管培生,并通过定期培训、轮岗交流、项目实践等方式,让员工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最新方法技能。广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加强了与高科技公司、科研机构、商业平台及自媒体等外部力量的合作。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华为云、腾讯云、阿里云为基础,构建媒体算力资源中心,组建全省智媒发展共同体,开展内容开放生产行动,培育多元共生的“创新雨林”;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全面接入主要互联网公司的AI产品,探索“影视+游戏”“文博+潮玩”等跨界融合模式,启动“百位名家入驻计划”;广东广播电视台与华为等单位共建超高清技术创新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与腾讯云共建智慧媒体创新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建设,大多数高校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点组建的产学研基地在规模体系上较为完整,且运行规范有序。未来学生的实习、实训可重点与高科技公司共同规划,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让学生以项目制形式参与到各类技术实验室的实习中。高校应给予专项经费支持,指引学生充分利用基地体现实习成效、实现成果转化,莫让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逐渐流于形式,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


三是评价反馈。20世纪30年代,泰勒提出课程评价的概念,认为课程评价主要是通过考试与测验来进行,其目的是改进教学,实现教育目标。实习、实训环节的课程效果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而存在难以量化的情况,因此往往为课程开发者、课程学习者所忽视。如何量化实习、实训效果呢?在遵循合理性、可行性、科学性原则的前提下,实习、实训环节评价可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的价值与实施效果设置相应的指标,比如设立类似教授委员会这样的学术共同体机构来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与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的评价相比,学术共同体理论主张学术自治、发挥专业团体的自主性,评价标准基于教师对知识生产创新的贡献,在“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等本质性议题上更加遵循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内在规律。培养周期内,高校新闻与传播学专硕教师团队应注意完善课程评价体系,每一阶段做好搜集、整理评价资料的工作,阶段性分析、统计与检验,形成的相关结论用于指引决策者制定下一轮培养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向、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师资结构、社会认可度、资源配置是否均衡、教育实践能否相融等诸多问题仍然将深刻地影响评价的结果。


六、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呈现出超时空性、沉浸性、互动性、想象性等新媒介特性。面对智媒化的挑战,全球新闻学院均在探索新传人才的培养路径,教师应认识并深刻理解技术领域、传媒行业正在发生的变革,并据此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所展示的行动逻辑、方法路径为新闻与传播专硕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范式与培养方向,从人才需求端引发的变革倒逼人才培养端进行自我调整值得引起教育者关注,这将有助于高校新闻与传播专硕培养抢占智媒时代新传教育先机,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事业,从而更好担负起新时代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参考文献略)



作者:

童雯霞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系2025年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智媒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新闻传播专硕理论与实践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JGXM_072)、广东省教育科研项目(高校教育专硕)“人工智能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就业能力画像构建与教育相应策略”、广东财经大学2025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智能传播微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南方传媒研究 2025年第6期总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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