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对两种“恶”的哲思

撰文｜黎敏

也曾低到尘埃里的阿伦特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哪个人像阿伦特那样对自身所经历时代的根本政治与道德问题展开过有原创性的深刻思考，阿伦特1906年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经历德意志第二帝国君主制的解体、在德意志第一个民主政体即魏玛共和国时期进入大学攻读哲学，1933年后和所有德国人一起眼看纳粹建高楼，眼看纳粹帝国席卷欧洲；即使纳粹在占领国法国的延伸统治也波及阿伦特，她只是侥幸挣脱了纳粹的魔爪、随后以长达18年的无国籍者身份流亡欧洲各地，最后在美国定居。

阿伦特来自一个同化的德国犹太家庭，因此她犹太身份感一开始并不强烈，而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德裔-犹太文化基因。不过，真正影响阿伦特思想和性格的并非其原生家庭，而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她生命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她作为学生与两位生存哲学的先锋思想家的最初接触”，“第二件事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的壮大”。第一件私人领域之事，让她切身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爱；第二件公共领域之事，让她深刻思考什么是极端之恶。

那两位哲学先锋就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三位哲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交集载满了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判断，他们的判断既是政治的、又是哲学的。这注定他们的私人交往不是纯粹“私人的”了。

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对阿伦特-海德格尔的复杂关系刻画得最传神的要数美国学者扬-布鲁尔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中文版的翻译优美细腻，引人入胜。阿伦特进入大学、遇到海德格尔时刚满18岁，海德格尔比她大很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彼时正开始写他的大作《存在与时间》，阿伦特崇拜哲学家，哲学家左右着这位犹太小姑娘燃烧着的爱情，在1924年到1929年那段岁月里，无论海德格尔何时写信给她、约她见面，她都不顾一切赴会。但这段关系始终是秘密的、见不得光的，海德格尔掩盖得更深，亦从未想过要为她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秩序，阿伦特没法跟着他继续学习，不得不离开马堡大学前往海德堡，先后跟随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和朋友雅斯贝尔斯继续研究哲学。

汉娜·阿伦特。

多年后阿伦特曾感叹”她在马堡与哲学的会面是她的初恋。哲学是她的初恋”；但“那是具体化在马丁･海德格尔身上的哲学”。毫无疑问，初恋带给阿伦特刻骨铭心的美好感觉，直到1933年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向希特勒投诚，他们的关系出现巨大裂痕。

雅斯贝尔斯呢，无论人格性格，还是思想气质，与海德格尔都不同，在阿伦特眼里，雅斯贝尔斯的人格高度可与歌德媲美，其思想的亲和力则类似康德，是拥有一些罕见的神圣品质的政治哲学楷模，阿伦特直言，雅斯贝尔斯的哲学为原本对世俗政治事务不感兴趣的她思考政治事务做了最好的准备。她深爱海德格尔并始终关注其哲学，在耶鲁大学工作时的一次演讲中，阿伦特曾称海德格尔是“哲学家的哲学家”；她敬重并信赖雅斯贝尔斯，在她眼里，雅斯贝尔斯身上所有的优点都是海德格尔不具备的。

战后50年代早期，定居美国多年的阿伦特到巴塞尔探望雅斯贝尔斯夫妇，那就像回娘家，她的内心获得一种巨大的宁静，小住期间，雅斯贝尔斯跟她聊起海德格尔，这促使阿伦特像女儿在父亲面前坦白恋情一样向雅斯贝尔斯坦白了自己和海德格尔的浪漫关系。

随后奔赴弗莱堡与海德格尔再度相逢，对阿伦特而言，是断联17年后令人期待的浪漫之旅，她不仅无法平静，而且一度陷入尴尬——正是那次重逢期间，“在所有事情上都说了谎的、声名狼藉的”海德格尔终于告诉妻子，阿伦特曾是他“生命的激情”——激发他哲学灵感的激情；也正是因为那次重逢，阿伦特亲眼看到后纳粹时代这位前纳粹哲学家在家庭生活和哲学上的双重压抑境况。

她在纯哲学层面始终保有对海德格尔的崇拜、爱恋，在历史层面又痛苦于”无法改变海德格尔曾经在纳粹党中待过一年和许多人不愿原谅他的事实”。终其一生，阿伦特都没摆脱她和海德格尔的情感羁绊。

战前，阿伦特曾试图从德国浪漫主义文化传统去寻找说辞、解释海德格尔效忠纳粹的思想根源，估计是想让自己能释怀。即便后者加入过纳粹党，成了所谓“希特勒的哲学家”，阿伦特对他的哲学本身依旧保持着敬意。战后，再次相逢时，阿伦特觉察到海德格尔不满意于公众对她著作的赞誉，无法忍受她的名字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更吃惊于她有那么大的社会声望。面对这种反应，阿伦特有点生闷气，但她还是“通过装作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女性去取悦海德格尔”，或许是她认为战后陷入艰难处境的海德格尔格外需要来自她的、缪斯女神般的精神安慰。

在《人的境况》第五章第十节“不可逆性和宽恕的力量”，阿伦特有一段关于“爱”的文字，尽管不是针对海德格尔，但仿佛又像是她对海德格尔复杂情感的一种显白表达。她说：“宽恕以及它所建立的关系总是十分个人化的，在其中，所为之何事被宽恕，取决于为了谁的缘故……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少发生的事情，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是非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少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

看上去，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心智强大如阿伦特，在这段爱情里也曾“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不过，几度低到尘埃里的这位海德格尔前女友不是一般女性，在爱情中受的伤没有削弱她作为思想家的锐气。

汉娜·阿伦特。

两种恶的定义

携带超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德国知识精英和整个德国被纳粹驯服的局面刺激阿伦特不断思考——与纳粹合作、向纳粹投诚的各色人等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是蠢还是坏？如果既不是蠢也不是坏，那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意识贯穿在阿伦特战后几乎所有代表性著述中，也正是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阿伦特形成了一个内在精神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不只有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向她传授的哲学，而是有了独属于她自己的思想内容。西方知识界评论阿伦特的著述既有“社会学和历史学面向”，又有“文学品质和实际上的诗意品质”，但更多的人把她当作政治科学家、政治思想家看待。纵观阿伦特最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我们能看出，矗立于她内在精神王国中心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治——政治的善、政治的恶，以及判断政治善恶所需的判断力和责任感。

这里一个颇具伦理意味的问题是，时过境迁几十年后，“阿伦特内心很清楚自己有原谅海德格尔为纳粹党服务了多年的意愿，但深知这一意愿不会被接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以研究极权政治状态下人的判断与责任著称于世的阿伦特面对海德格尔这个个案就放弃了她最珍视的“判断”与“责任”呢？这始终是笼罩在阿伦特身上的一层阴影，阴影，不是指世人不理解或谴责思想家这点儿女情长，而是因为这点儿女情长里藏着一个普遍但并不好回答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这需要转入阿伦特的理论语境，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问题的实质是——她是否也认为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加入纳粹是一种恶（无论他基于何种哲学的或文化的理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恶？这种恶与阿伦特最出圈之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下文简称《艾希曼》）指出的纳粹党卫军犹太人遣送运输问题专家艾希曼身上那种“平庸的恶”相比，有何不同或相同呢？

这个问法意味着，当我们对海德格尔们政治选择的善与恶感到很难下定论时，可以先看《艾希曼》提出的著名概念“平庸的恶”（英文为the banalty of evil，也译为“恶的平庸”）。下文力求阐明这样一个认识路径：即要正确理解“平庸之恶”这个驰名世界的阿伦特思想商标，首先要搞清阿伦特理论语境中的极端之恶。

理解了极端之恶，才能准确理解平庸之恶，准确理解了平庸之恶，就能明白为何我们可以说，在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身上也存在着“平庸之恶”，进而准确把握平庸之恶最关键的一个内涵：平庸之恶与作恶者是杰出人士还是平庸之辈没关系，而是指人普遍存在的放弃思考、拒绝思考、不思考之恶，概括讲就是“无思之恶”（the evil of thoughtlessness），无思之恶，就是无意识之恶。战后纳粹史研究已经揭示，纳粹极权统治那种极端之恶离不开无思之恶的助攻。

那么，极端之恶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源自康德根本恶的一个概念，阿伦特借鉴了它，但不是套用它。概括讲，极端之恶，是阿伦特对纳粹的恐怖主义统治的恶性程度作出的独特定性，旨在凸显纳粹统治的恶性程度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暴政或专制统治。

汉娜·阿伦特。

三个基本特征

阿伦特1950年在其《思想日记》中首次提到极端之恶，她写道：这种邪恶既无法惩治也无法原谅，人们根本无法以人类学的范畴去理解这种邪恶，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空前绝后，既不能以自利的动机加以解释，也不符合合法性，只是一种逼迫人类进入纯粹机械运作的强制性程序中去的逻辑。（这则日记摘自《阿伦特手册》）

这篇日记里的极端之恶概念代表着当时的阿伦特对刚过去不久的纳粹统治开始进行她自己的独特剖析。之所以绝不能和这种极端之恶和解，还因为她认为“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阿伦特的非进步史观可见一斑。

极端之恶及其特征在《人的境况》《论革命》中也反复出现。综合而言，在阿伦特的理论语境中，极端之恶是这样一种恶，它有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极端之恶是一种无法惩罚的恶，即“在没有任何惩罚是足够的或相称的意义上，极端之恶是不能被惩罚或者无法用正常法律程序惩罚的”。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观点，但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无论纳粹统治前期的制度化谋杀（如希特勒授意的几个安乐死项目），还是纳粹统治后期的工业化机械化大屠杀（如用于所谓“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营项目），都离不开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撑，那是一个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指，虽然最后直接行凶环节、直接充当刽子手的人数相对集中有限，但让安乐死项目和集中营项目各个流程各个环节都有序管理、运转起来所需的工作人员多达几十万，这是因为从人员转移与遣送、遗留物处置、金融事务处置，到档案销毁与重新存档等工作，都需要大量人力参与、协助，更不用说，对这一切知情的德国人数量要更庞大。据英国历史学家弗尔布鲁克估计，至少有20万甚至更多人曾经在某个时间节点积极地参与了集中营的工业化大屠杀作业。

纳粹迫害的大工程特性决定了它犯下的滔天大罪实际上是一种无法惩罚的罪行。二战后，仅以第三帝国的三个继承国即西德、东德和奥地利为例，没有哪一个国家最终能通过司法程序充分、彻底地惩罚了所有纳粹罪行。没有，既指客观上没有能力没有条件，也指主观上没有动力、没有强烈意愿。这在根本上是由于纳粹恐怖统治的特点决定的——那是一种由国家由一个政权背书的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在客观还是主观条件上，要将由一个政权发动、支持的大规模屠杀的共谋者、施害者、行凶者、参与者都送上法庭作出相应审判，只是一种理论想象，在现实中几无可能。

西德、东德、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战后去纳粹化进程的重重困境能充分说明问题。即使在大多数行凶者仍旧在世并且身体状况良好的战后那段历史时期，即使是对可以数得清的纳粹战犯的追捕和惩罚，西德等国的惩罚力度在整体上也都是绵软无力的，更遑论对所有共谋者、参与者的惩罚。第三帝国三个继承国的司法系统、政治考量和社会现状等因素合在一起导致它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得了对纳粹恐怖统治的真正审判与惩罚。今天人们所知道的纽伦堡审判、耶路撒冷审判和法兰克福审判所处理的那些罪行只不过是纳粹罪行那座巨型冰山之一角，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即便在号称反思纳粹最彻底的西德，对这小小一角的惩罚总体上也是偏轻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仅国际法层面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范围与作用极其有限，而且就算集结所有国内法层面的刑事法律手段也无力清算由纳粹党及其同伙犯下的大规模国家恐怖主义罪行。如果从罪刑相当原则角度看，完全可以说，战后审判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提醒世人永远不要遗忘！

若论伸张实质正义，除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一些激进犹太人战后想要给德国主要水源投毒），否则，非常遗憾，那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问题——几百万被迫害、屠杀致死的犹太人的生命无法复活，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是白死了。无论人们在道义和情感上愿不愿意接受，必须说，罄竹难书的极端恶，注定是无法惩罚的恶。

阿伦特曾提到，在1960年5月艾希曼被捕后那个月后，在德国只有一级战犯被起诉，所有其他罪行都因超出诉讼时效而被一笔勾销，按照德国刑法，谋杀罪的时效是20年。德国法院既不愿意受理这些案件，又在已经受理的案件中对纳粹战犯普遍采取宽大处理。60年代初被抓捕的纳粹高层中大部分人已经被德国人自己去纳粹化了，西德法庭以宽容处理的方式对待纳粹高官警察部队头目。在阿伦特看来，这些现象虽令人难以接受，但又能怎样？——这个悖论令思想家一度很困惑。

第二，极端之恶是一种不可宽恕的恶。纳粹极端之恶是无法惩罚的，即人类自有法律文明以来所形成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在这种罪行面前都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真正实质地、彻底地惩罚已经发生的行为层面的那些纳粹统治恶行是人力做不到的。然而，也正是因为洞察到这个令人绝望的局限和悲惨现实，阿伦特才这样指出，越是无法惩罚，人类就越不应该和解、越不应该遗忘。在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有限性面前，也许只有不和解、不遗忘才是一种真正可行的“惩罚”。

第三，极端之恶是一种要取消人性本身的恶。纳粹统治的极端恶性则在于，要求直接取消人性本身——纳粹认为他们有权决定哪个民族、哪些群体有资格跟他们一起共享地球，哪些民族哪些群体根本不配存在于世；在纳粹的意念中，犹太人等群体压根就不是人，压根就无关乎人性不人性、压根就不配涉及善与恶，压根就是一群令人恶心的冗余之物，他们连作为奴隶的工具价值都不配有。也许只有如此，才能解释纳粹不仅打算要在德国，而且要在整个欧洲实现无犹化。

当阿伦特在耶路撒冷法庭旁听了对党卫军官员艾希曼的审判后，她应该有了一个确信，即意识到康德框架内的“故意的恶”不足以解释艾希曼身上那种恶，她对耶路撒冷审判进行观察思考的最终产物就是《艾希曼》一书，正是在这本书中，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康德根本恶概念在解释纳粹恐怖统治恶性时的不足。下文尝试从平庸之恶与极端之恶的关系角度来阐述这个概念的普遍意义。

汉娜·阿伦特。

“一本书”的目标

在阿伦特整个研究生涯和所有作品中，1963年出版的《艾希曼》一书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承前，是指该书呼应、细化了阿伦特20世纪50年代初的理论研究；启后，是指该书提及的问题如草蛇灰线，出现在阿伦特人生后半期对人的判断－责任、对人的心灵境况、对共和的危机等议题的思考研究中。

这是阿伦特最出圈的一本书，为何出圈？作为犹太知识分子的她，超越民族情感的羁绊、直面在纳粹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中犹太民族领袖、犹太人团体被动与纳粹合作这些现象背后的“恶”，坚持要曝光审判中出现的对犹太人非常不利但以色列当局的法庭不愿公开的内容，由此挑起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很敏感的问题——纳粹的主动作恶与犹太领导阶层的被动合作之恶，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她的看法很明确，犹太群体尤其领导阶层的懦弱、妥协、合作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作为纳粹迫害的受害者要对大屠杀负责。德国学者施汤内特甚至认为，“该书实现了苏格拉底以降哲学界的最高目标：通过辩论来理解”。

在20世纪60年代纳粹屠犹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书面证据少得可怜的历史背景下，阿伦特这样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是惊世骇俗的，自然也就惹怒了整个欧美和以色列的犹太群体，引发了海量批评和攻击，阿伦特被犹太知识阶层和社区唾弃，他们谴责她毫无民族魂，严重缺少对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同情，是有深重的自我憎恨情结的犹太民族败类。所谓“《艾希曼》丑闻”、所谓“对阿伦特的绝罚”这些说法，无不是对这本书出圈后果的生动描述。就是在阿伦特被千夫所指的时刻，她的人生导师雅斯贝尔斯写信安慰她：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就像他们刚刚为斯宾诺莎所做的那样。

雅斯贝尔斯的判断是对的。读过《艾希曼》一书的人们都能意识到，是这位犹太思想家最先深刻地洞察到纳粹屠犹大行动中根本道德问题的多维性、复杂性、普遍性，是这位犹太思想家对纳粹统治的极端之恶和普遍存在于包括犹太民族在内的人类诸民族身上的平庸之恶进行了原创性分析。

因为篇幅有限，本文尝试通过三个具体画面而不是哲学化的论证，来解读“平庸之恶”的内涵。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作者：（美）汉娜·阿伦特

译者：安尼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画面1

对纳粹上层“心存敬畏”

的艾希曼

1961年4月艾希曼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因十五条罪状被起诉：这十五条罪状包括纳粹当政期间，尤其二战期间，与他人共同犯有反犹太人罪、反人类罪、战争罪。根据1950年以色列颁布的《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犯有其中任一罪行者，应被判处死刑。艾希曼对每条指控的回应就是：不承认该项罪名。

有必要指出，在1939年被任命为局长之前，艾希曼就已是纳粹党内负责驱逐转移犹太人的专家，由于犹太人问题涉及德国周边其他国家，所以，艾希曼很早被其他国家媒体关注，甚至有人将其称为“犹太人的沙皇”，纳粹党内高层逐渐知道有这么一位“棘手问题解决专家”，这个专业背景有助于解释，艾希曼官职不高但被邀参加那么高级别的纳粹万湖会议并被任命负责协调“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跨部门合作，那是艾希曼官僚生涯的一个顶点。

交代艾希曼在纳粹科层官僚体系中的情况对理解平庸之恶绝非多余，它可以表明三个关键事实，其一，艾希曼不是决策层，只是负责执行命令的中层，但他有纳粹最看重的事务领域的丰富经验和能力。其二，这个体制地位使得艾希曼本人也承认，他从来没有面对过那种典型的士兵两难选择境地——即假如拒绝执行命令，可能会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假如执行命令，则可能被刑事法官和陪审团处死。艾希曼告诉检察官和法庭，他的确可以找借口退出“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但人性的特点决定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退出那么重要的国家级别的行动于公于私都是不能接受和不值得尊重的。其三，艾希曼虽然不是大人物，但在纳粹党国体系里能谋得一个重要部门的公职，他并非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实际上，因为他主管事务的特殊性，跟纳粹党内头面人物希姆莱有直接接触关系，1939年之前艾希曼的事业名声就传遍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他任务在身，一直很忙。

通过这三个事实可以说明，当阿伦特总结说艾希曼身上有一种平庸之恶时，她绝不是针对艾希曼本人是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平庸之辈。这个层面上的平庸与否，对阿伦特意义不大。促使阿伦特深思的是艾希曼这个人精神世界的那种状态——什么状态呢？这当然有很多面向。

最直观的首先是普鲁士－德意志官僚心态：坚信法律就是法律、命令就是命令，严格执行法律和命令就是不可有例外的绝对义务，作为执行者，作为一个兵，不要评判也不得评判；他为自己能参与“元首下达的特别任务”感到由衷的自豪。

在认真阅读审判记录和材料时，她意识到，艾希曼的教育背景和心智状态不足以令他明白并接受：彼时的德国和它的法律已经成为一个政权级别的犯罪团伙的作案工具；彼时的元首已经在把他和无数德国公职人员变为反人类的罪犯。但是，长期以来，“对上层社会心存敬畏”，对上级保证完成任务，这两种态度却足以让艾希曼身上可能残留的自然的良知彻底归于沉寂。

阿伦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一种这样的人格特质——他认为在启动转移犹太人这件事上他没有决定权，他只是负责实施转移任务；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他清楚地记得，当他没能严格执行命令履职时，他会感到良心不安；但他对这个命令是要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死亡工厂这个事态无感。换言之，无论命令是善是恶，只要不百分之百地执行上级命令就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呢——它并不罕见。

阿伦特总结说，他至死不渝的追求就是一般社会普通人都能理解的世俗意义的官场上的称职与成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内心十分佩服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艾希曼身上这种心智是普通人身上常见的，这种庸常的心智让我们得以看到第二个画面中的艾希曼。

德国传记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12）剧照。

1942年1月召开的万湖会议，纳粹习惯称之为副部长级会议，是纳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会议，因为会议目的是协调各方力量、执行希特勒下达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

会议主旨首先集中在复杂的法律问题上，比如对拥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者应该杀死还是绝育？被邀请参会的人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中很多高级官员，他们并不都是纳粹党员，其中还有坚定捍卫法治的人士。阿伦特还特别提到，来自外交部的官员带着精心准备的备忘录，表达外交部对全面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迫切愿望以及思考方案。

因此万湖会议的实质是：一群德国政治与法律精英在元首意志指引下，就实现无犹德国和无犹欧洲的可能性——即各种杀人方式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令人惊悚的是，与会者——无论是纳粹党人还是非纳粹党人，非常愉快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对最终解决方案兴奋异常和期待。

艾希曼作为党卫军下属官员参加了这个会议，无论从官职还是社会地位上讲，他都是与会者中最低的一个，他负责发出邀请函并为海德里希开场演说准备数据材料——阿伦特写道，“毕竟要杀死一千一百万犹太人，那可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工程；艾希曼准备了会议记录，他相当于大会秘书”。他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艾希曼能不感到光荣吗？一来，自己作为中层，居然能参加这么高级别的会议，二来，国家的这么多重要部门、这么多大领导不仅都高度称赞会议提出的方案，而且还积极献计献策给出具体实施意见，还有什么能比自己也有幸参与其中更令人激动的？

跟着阿伦特的镜头，看——德国法律专家拟定了剥夺受害人国籍的必要条款，确保任何国家不可能再去追查受害人的下落，有利于受害人所在国就地侵占受害犹太人的财产；德国财政部和帝国银行准备了相关设施接收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的巨额赃款赃物，其中的金牙金币被帝国银行清理发往普鲁士国家铸币厂；交通部提供必需的运力并负责这些特殊列车与普通列车不冲突。艾希曼及其下属负责将每节车厢的拟装载人数报给犹太委员会元老，后者提交乘客名单给前者。

艾希曼的法庭陈述显示，这次会议的高规格和严肃性使得艾希曼此前对暴力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也曾闪过的那一丁点疑虑彻底烟消云散。（那一丁点疑虑指他认为最终解决方案针对欧洲其他国家犹太人就好，但不必扩大到已被归化到德国文化中的德裔犹太人，尤其是他们中所谓上等人）。“在万湖会议上，连最重要的人士，第三帝国的教皇们都发言了”。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不仅是希特勒、海德里希，也不只是党卫军和纳粹党的声音，而且还有来自德国法治国传统下官场精英的声音，他们都竞相争夺指挥这场血腥任务的殊荣。“那一刻我有了一丝彼拉多的感觉，因为我不再觉得自己有罪了。”

书中有一段评价精彩展现了艾希曼的精神状态——“当艾希曼看到各处上层社会人士跟他对最终解决方案都有着相同的热切和渴望时，他就变得心安理得了。审判书中说他‘避而不听良心的声音’。他根本没必要那样做，不是因为他没有良知，而是因为他的良知在以一种高尚的声音、以他身边高尚的人群发出的声音发声了”。

德国传记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12）剧照。

想象一下，当一个国家中最有权势、最有威望、最有专业知识素养的一群政治、经济、法律精英都在积极表态，推进无犹化那不是杀人，那只不过是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时，普通官员和民众得有怎样强大的心智和洞察力才能“举世皆浊我独清”、明辨此间的根本善恶是非呢？

人们能看到的普遍事实和现象是，绝大部分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大概率都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会麻木不仁、会无动于衷、会选择沉默；即便内心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也很快会告诉自己明哲保身、放弃追问，并转而寻找理由安慰自己——看，至少我内心是善良的、只不过环境逼迫我的内心必须“流亡”、职责所在要求我必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上级的命令。

对艾希曼而言，则是万湖会议给了他最有力的良心安慰剂，这安慰剂就是那个简单的事实——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站出来真正反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这服良心安慰剂的药效强大到让艾希曼甚至感觉自己其实还很“康德”。

书中就提到，在审判期间，艾希曼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穷尽一生都在实践康德的道德律，尤其按照康德的义务概念行事。在虔诚的康德门徒阿伦特看来，艾希曼这个说法不仅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在阿伦特眼里，康德的道德律同人的判断力密不可分，而这种判断力与盲目服从根本就是两回事。

阿伦特写道，法官当时决定就此盘问一下被告，看上去不是出于好奇，就是对艾希曼援引康德之名辩罪而感到莫名的愤怒。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艾希曼几乎准确无误地回答出绝对命令的定义：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不仅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还提到他读过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并解释说，不过，自从因执行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而受到指控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原则生活了。

这个细节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艾希曼身上那种恶的平庸性。他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任何见不得天日之处，可以说很体面；他非常职业，可以说很严谨；他能读书写作，自认一直与康德道德律同行；他既不算愚蠢之人，也不像凶神恶煞的坏人。如阿莫斯·埃隆所说，这个人骨子里并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嗜血欲；他按部就班工作、生活，抓住可能的机会追求世俗意义上的功名利禄，他是那么像我们自己、像我们的邻居、朋友、同事。他说自己只是纳粹政权机器上一颗小齿轮，只是负责遣送运输，从未亲自动手杀过犹太人，这也是事实。这样一个看着中规中矩、遵纪守法的人，他的恶在哪里呢？

因为阿伦特的这本出圈之作，这个小小的艾希曼问题逐渐变为战后西方哲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领域最有热度的问题之一。这绝不是因为阿伦特本人给出的答案多么完美无缺、无可挑剔，而是阿伦特的问题意识本身揭示了一种在人类诸民族包括受害者民族身上都有的庸常心态——当权势压倒一切时，人们通常会放弃思考、拒绝思考、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此之谓无思之恶，平庸之恶即无思之恶，它很常见，但人们对此浑然不觉或无动于衷。

从这个层面讲，海德格尔加入纳粹之举，其性质就属于一种平庸之恶——这么说似乎有些悖谬，海德格尔终生研究“思”与“存在”，他怎么可能无思？这就会引出一个本文无法讨论的问题，对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的理解首先应作政治的理解而非哲学的理解，有杰出的哲学头脑、科学头脑等无数种头脑都不能确保有卓越的政治判断力。那么怎样才能有政治判断力呢？这是另一个康德-阿伦特问题。

纳粹恐怖统治的落地依靠无数有平庸之恶、缺少政治判断力的艾希曼和海德格尔的合作，而不只是依靠希特勒们，此之谓极端之恶离不开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