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纱下的伊朗：“邪恶轴心”还是文明古国？

来源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好望角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被美国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被西方媒体深度妖魔化。国际上对伊朗有颇多误解。中国公众对伊朗的认知也并不清晰，多数感觉伊朗很“神秘”。但随着伊朗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国与伊朗的相互接近，了解伊朗对不少中国普通大众来说，也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英国知名的学者、作家、评论员。他曾担任过英国的外交官，也是伊朗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出版过多本关于伊朗历史的著作，一直试图破除西方对于伊朗的刻板印象。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与《伊朗》英文版

他于2017年出版的这本《伊朗》，初衷便是面向普通读者展示伊朗从古代直到当代的历史全貌。这是他对解决这种信息缺失的又一次努力和尝试，可不曾想这本书也成了他生前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

《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中文版首次引进出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书系将《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一书引进出版，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专门为本书中译本作序。他真诚地写道：本书对不太了解伊朗的读者来说是一本很不错的入门读物。 

01 伊朗到底有没有支持恐怖主义？

在西方对伊朗的诸多妖魔化宣传中，“恐怖主义”或许是他们最擅长使用的素材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伊朗仍然支持恐怖主义的批评声音大多基于伊朗对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以及这两个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但是，从整体上看，伊朗不良的国家形象还是源自此前伊斯兰“圣战”组织在黎巴嫩所实施的人质绑架事件、鲁西迪事件和（2000年之后）愈演愈烈的伊朗核计划。 

伊朗核设施，图片来源：伊朗国家电视台

作者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在书中讲道：尽管如此，那些有意关注的人士也注意到，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伊朗几乎没有或者基本没有直接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同时，在什叶派内部也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自杀式袭击在原则上是不被接收的）。同时，逊尼派穆斯林的恐怖主义活动，利用沙特阿拉伯支持的瓦哈比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无论是打着“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其他组织的旗号，无论是以自杀式爆炸还是其他方式实施，都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2015年夏天，有新闻报道称，随着伊朗同P5+1国家达成核协议，伊朗停止了对哈马斯的资金支持。人们只能希望，自拉夫桑贾尼总统任期后半期以来，伊朗参与恐怖主义的下降趋势能持续下去。

02 是什么诱发了1979年革命？

不同于政变或能够给政治带来些许改变的小型事件，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剧变。革命并不仅仅是替换个别人员，还会改变整个政治集团和社会阶层；不仅会改变国家政策或者政治纲领，还会改变整个政府体系、意识形态、国家宪法、公共准则；这种改变不会仅持续三到五年就消失，而是会持续几代人甚至影响全球范围。 根据以上标准，1979年伊朗革命完全可以比肩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但是，发生如此重要且具有如此规模的事件绝不可能只出于简单的理由。解释革命缘起的复杂性往往会引发争议。 国王长期没有给他的子民提供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国王刻意疏远与小商贩和工匠群体紧密结盟的教团？人们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长期不满？国王得了白血病？

这些曾被列入诱因的猜疑在本书作者看来，都无法完全解释革命为何会发生。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右）终于登上流亡海外的飞机，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左）结束超过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德黑兰，并很快就见证了伊斯兰革命的胜利

迈克尔·阿克斯沃西认为：只有通过叙述解释了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和应对这些事件的方式，才能阐明国王是如何一步步失去权力，以及革命为何变得势不可当。

03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之后，伊朗发展前景如何？

2016年1月后，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各项制裁逐步取消，随之而来（某些情况下甚至先于制裁取消）的是外界对于伊朗经济所释放出的商机兴趣高涨。

伊朗民众（来源：国际在线）

外界普遍认为，伊朗经济潜力巨大，开发程度比较低且潜力被外界所低估。持续经年的外界制裁人为地抑制了伊朗的经济活动、国家货币币值、资产价值和国内商业的发展。另外，伊朗石油储量占到世界第四，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伊朗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识字率高达86%），又有强大的创业传统。近年来，这两项因素合力催生了一批例如IT行业的创新型企业。青年群体的高失业率就意味着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随时准备迎接新投资所释放的就业机会。大约有400万—500万散居国外的伊朗人同样是重要的人力资源（仅加利福尼亚州一地预计就有50万人），这些伊朗人在西方国家拥有划时代的高科技企业，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回国，一旦条件成熟，随时准备将资金和技术带回国内投资。

但与之相对的是一些不那么令人鼓舞的因素。伊朗经济受到抑制的部分原因是来自外部的长期制裁，也有因中央集权而制定的糟糕的经济规划的原因；石油化工行业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以及食利主义所产生的副作用都像刹车一样阻碍着经济发展；伊朗司法是否保护商业活动仍让外国人心存疑虑；革命卫队在新环境下如何处理他们自身的商业利益仍然需要观望。随着伊朗不断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景可期。 然而，一些先行者定然会经历一些波折。随着2016年逐渐过去，伊核协议中规定的经济红利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这使得伊朗人越来越躁动不安。

疫情下的伊朗德黑兰街头（图源：新华网）

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讲，如同人们所见的那样，这也是一幅喜忧参半的图景。伊朗一边向全世界敞开国门，一边宣扬将延续革命精神的持久决心。伊朗似乎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两条完全不兼容的轨道上不断拉扯。

04 伊朗的影院有何特别之处？

对于伊朗的神秘感，更多的还源于媒体对伊朗人民日常生活的传说。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伊朗应该和那些依靠石油发家致富的海湾国家一样，属于“文化沙漠”。可只要你对伊朗电影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电影发展这件事上，伊朗没有落伍。 

2012年，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凭借《一次别离》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朗电影在种种限制中脱颖而出、繁荣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该国文化界的领军行业。 由于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伊朗电影无法追随好莱坞潮流，用性和暴力作为题材去吸引观众，但这也使得伊朗电影免于使用符合潮流的快速剪辑和编辑手法，而是另辟蹊径。

伊朗电影人通过多种策略规避潜在麻烦。审查制度的限制并没有完全摧毁他们的创造力，反而使得伊朗电影在通过使用间接和含沙射影的方式有效传递艺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信息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细腻。 一些电影以儿童为主人公，例如1987年的《何处是我朋友家》、1990年的《巴树，一个小小陌生人》、1995年的《白色气球》。也有很多人用类似纪录片的写实手法制作电影。

《何处是我朋友家》电影海报

《白色气球》电影海报

在哈塔米担任总统时期，限制一度进一步放宽，由伊朗少数族裔制作，或者题材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电影开始涌现。

伊朗电影同时也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分化。一类以莫赫森·玛克玛尔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坎大哈》和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为代表，是在平时鲜能看到的高水准艺术影片。这类影片往往在西方电影节上斩获大奖却很少能在国内与大众见面。

《坎大哈》电影海报

《樱桃的滋味》电影海报

另一类是伊朗影院常规播放的惊悚片和浪漫喜剧（这类影片几乎不在伊朗以外地区放映)。以两伊战争为题材的战争影片也是当时流行的高产类型。还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将流行的大众电影转变为更加复杂的、表达政治观点的产品。

伊朗电影似乎在告诉外界人士，伊朗并不仅仅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阴郁、严酷和充满政治压迫的国家。它所蕴含的丰富诗意以及道德准则，也许正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当今伊朗与以前那个由伟大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们共同营造的文化大繁荣时期一脉相承。

了解历史对于理解当前所处的困境总是裨益良多，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外界关于伊朗的疑惑，自然远不止于上述几问。

从璀璨的波斯文明到伊核协议，《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一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以问答形式，串起了伊朗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有针对性地解答了对伊朗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十分关键的问题。

书中56问，帮我们在一本书的容量里，用不多的时间，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伊朗当前困境的根源。

善良与邪恶，是人性的本质；

欢喜和悲伤，是命运和天意；

请不要将它们看作是天堂里的轮回。

你自己比命运的车轮管用千倍。

这是书中一篇创作于古代伊朗，但真实作者仍颇有争议的诗歌。简短，但富含哲理。 就像这本《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篇幅不长，但每一问，都在带你靠近最接近真实的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