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生只演过两部电影，却红遍了整整46个国家。 17岁站上国际领奖台，22岁却被关进舞台下的暗室，生生逼成了精神病人。 从万众瞩目的“金花”到神志不清的“疯子”，只用了短短五年。 而一个只看过她电影的男人，却用整整27年，接住了她坠入尘埃的人生。
1942年，杨丽坤出生在云南普洱一个叫磨黑的小镇。 家里兄弟姐妹11个，她排行第九，大家都叫她“小九儿”。 日子过得紧巴巴，四五岁时母亲就累死了，小九儿再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整天跟着哥哥姐姐挖野菜填肚子。
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在她10岁。 嫁到昆明的大姐实在心疼，把她接进了城，交给条件稍好的二姐抚养。 二姐送她去上学，让她第一次穿上了体面的衣服。 1954年，12岁的杨丽坤跟着二姐去看省歌舞团的演出，歌舞团团长胡宗林从她身边走过，回头一看就愣住了。 这小姑娘长得太灵了，是块跳舞的好料子。 就这样，杨丽坤被带进了云南省歌舞团。
她练功特别刻苦，天赋也高，15岁就能独自上台领舞了。 1959年，真正的机会来了。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来云南为电影《五朵金花》选女主角，在歌舞团里挑了一圈，没一个满意的。 他心灰意冷准备离开时，一抬头，看见一个姑娘正站在窗台上擦玻璃。 夕阳的余晖正好打在她脸上，干干净净，安安静静，美得让人心里一颤。 王家乙当场拍板：就是她了！
杨丽坤自己吓坏了，她跟导演说，自己普通话说不好，也从没演过戏。 但王家乙铁了心要用她。 结果证明，导演的眼光毒辣。 《五朵金花》一上映就火遍了全国，随后更是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18岁的杨丽坤捧回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埃及总统纳赛尔还点名要她亲自去领奖。 一个云南山沟里走出来的彝族姑娘，一夜之间成了国际明星。
荣耀来得太快，但更大的辉煌还在后头。 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拍《阿诗玛》，这是根据彝族民间长诗改编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 导演刘琼心里早就定了人选，谁来演那个“金子般美丽的姑娘”？ 非杨丽坤不可。 有人不服气，说她一个舞蹈演员，台词都说不好。 杨丽坤就偷偷苦练，等到试镜时，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把所有人都震住了。 她把阿诗玛的纯真、倔强和对爱情的勇敢，演到了骨子里。
电影拍完了，所有人都等着它上映，再创一个奇迹。 可谁能想到，等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灭顶之灾。 1965年，影片在公映前被突然定性为“宣传爱情至上”的“毒草”，所有拷贝被封存。 杨丽坤从云端被狠狠拽下，扣上了“修正主义黑苗子”、“黑线人物”的帽子，成了重点批斗对象。
她的性格像极了阿诗玛，宁折不弯。 面对诬陷，她公开为电影辩护，质问追求爱情何罪之有。 这份倔强换来了更残酷的报复。 她被关进了省歌舞团舞台底下的暗室，那里终年不见阳光，只有两条长凳。 日复一日的批斗、辱骂、体罚，加上当时恋人在压力下离她而去，她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 她开始整夜失眠，出现严重的幻听和幻觉，总觉得有人跟踪监视。
后来她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因为不“服管”，又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押回昆明继续关押。 她曾两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没成功。 可活下来的，已经不是那个眼神明亮的杨丽坤了。 从1965年到1970年，整整五年，所有人都知道她精神出了问题，但没人给她治疗，连药都没有。 直到1970年，才被送进云南省长坡医院，确诊为“心因性精神忧郁症”。 那一年，她28岁。
就在杨丽坤在湖南郴州的精神病院里忍受病痛时，广东韶关凡口铅锌矿的一个普通工人，正为她的遭遇睡不着觉。 他叫唐凤楼，上海人，比杨丽坤小一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 他看过《五朵金花》，一直记得银幕上那个笑容灿烂的姑娘。 1970年底，通过朋友陈泽涛，他知道了杨丽坤的现状。
朋友试探着问唐凤楼，愿不愿意见一面。 唐凤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穿上最好的“的卡”中山装，走了两百多里路去郴州。 可当杨丽坤出现在他面前时，唐凤楼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 眼前的女子神情呆滞，身材因为药物副作用变得臃肿，脸上满是憔悴，只有那双凤眼的轮廓，还能依稀看出“金花”的影子。 朋友小声提醒他，杨丽坤头上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 唐凤楼只说了一句：“她是不是反革命我不管，只要她愿意，我照顾她一辈子。 ”
之后一年多，两人靠书信往来。 杨丽坤精神清醒时，字里行间的善良和真诚，深深打动了唐凤楼。 1973年5月22日，两人在广东的一个小镇登记结婚。 没有婚纱，没有酒席，两家人凑在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成了家。
婚后不久，杨丽坤怀孕了。 她害怕长期服用的药物会伤害孩子，想放弃。 家人和唐凤楼都劝住了她。 为了孩子，她毅然停掉了所有药。 1974年5月25日，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唐琰和唐韬。 但停药的代价是巨大的，产后她的病情急剧复发，不得不再次回到郴州的医院。 离开孩子前夜，她把两个襁褓中的婴儿紧紧搂在怀里，哭了一整夜。
唐凤楼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心里还时刻牵挂着远在医院的妻子。 日子艰难，但他从没抱怨过一句。
转机在1978年到来。 杨丽坤得到平反，工作关系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一家人终于在上海团聚。 同年，文艺评论家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 》，全国舆论为之震动。 1979年元旦，被封存了15年的《阿诗玛》终于在全国公映。 无数观众看着银幕上美丽灵动的阿诗玛，再想到现实中演员的遭遇，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上海的生活安定下来，但杨丽坤的病根已深，时好时坏。 清醒时，她温柔安静，偶尔还会给丈夫跳一小段舞；发病时，她会对着空气嘶吼，连最亲的丈夫也不认识。 唐凤楼总是默默承受，等她平静下来，再耐心地哄。 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和养活一家人，唐凤楼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下海经商。 他不敢告诉妻子，怕她多想，每次都以“出差”为名去深圳。 有一次赚了钱，拎着一箱子现金回家，杨丽坤以为他干了违法的事，哭闹着非要他去自首。 唐凤楼没办法，只好请来一位真警察到家里，假装把钱“没收”了，才让她安心。
1997年，杨丽坤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但从此瘫痪在床，再也站不起来了。 唐凤楼把办公室搬回家，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在病床前伺候。 有一天，杨丽坤难得清醒，看着忙碌的丈夫，轻轻说了一句：“凤楼，要是我没病，应该好好照顾你。 ”就这一句话，让这个坚强的男人瞬间泪流满面。
2000年7月21日，58岁的杨丽坤在上海家中平静地走了。 唐凤楼握着她的手，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 他知道妻子一直想回云南老家看看，却至死未能如愿。 后来，他把妻子的骨灰分成两份，一份留在上海，一份送回了云南。 他在昆明金宝山艺术园林为她立了碑，了却她魂归故里的心愿。
杨丽坤走后，唐凤楼的生意越做越大，身边也不乏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他再也没有娶。 他把很多精力花在了传播“阿诗玛”文化上，在云南投资，用商业的方式延续着对妻子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