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如何作用于现实？——以范长江、张季鸾战时思想为镜

新闻如何作用于现实，是新闻学的重要母题。对此，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回答：一种是“反映论”，认为新闻理应反映和呈现客观事实，并将其视为新闻之根本；另一种是“建构论”，认为新闻应该服务于现实目的，应该成为改造现实的建构性力量。

“反映论”在理论层面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新闻自诞生以来总是与“事实”捆绑在一起，新闻真实性的绝对地位使得新闻的“本体论”更多是为了防止现实的因素对新闻本身的侵入，而非承认新闻对现实的能动作用。这从新闻伦理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但从根本的哲学层面而言，“反映论”难以解释另一个问题：如果新闻只能“反映”现实，其何以能够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直接介入并塑造现实进程？

与“反映论”的理论意味不同，“建构论”更多体现在新闻实践之中。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新闻被视为能够深刻影响现实的重要工具，这一理念深植于党报理论的核心。换言之，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并非对世界的静观与摹写，而是一种能动的、介入现实的实践行动。然而，“建构论”也带来了新闻与宣传的边界问题，以及忽视新闻真实的潜在风险。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与张季鸾的战时新闻观念正是上述两种路线的具象化。在战争时期的极端情境中，对新闻现实效用的强调被推向极致，也让“反映论”与“建构论”的矛盾关系凸显出来。通过两者的差异以及范长江新闻观念转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路线间极具矛盾性但又相互纠缠甚至转化的深层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曾言：“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这一论断指明了新闻事业与抗战的紧密联系，也揭示了抗战大后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战斗状态。冯玉祥在《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的贺文中写道：“抗战四年半来，新闻战士，在前线，在后方，不分昼夜，冒危险，忍疲乏地从事工作，这种精神，真是极可钦佩的。”可见，在抗击侵略、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不是纯粹的新闻记者，而是特殊的“新闻战士”。战争时期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范长江所说：“当战争紧张到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新闻工作的影响就显著了。一个电报，一篇通讯，一篇评论，都即刻要深切影响读者，影响读者对于战争的态度，影响前方军心，影响后方民气。”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938年1月，范长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的文章，“呼吁建立战时统一新闻指挥机关，确定新闻原则，加强新闻界之组织，从事新闻记者之训练”。

张季鸾曾表示，战争爆发以来其在《大公报》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抗战到底”四个字，他指出：“自己的全部工作就是给国人‘打气’。”尽管了解到很多内情，内心非常忧虑，甚至对一些情形也非常不满，但在公开发言和主持报道时他仍很克制。

而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主张对一些黑暗面进行披露和报道。他认为，战地记者不能以为只写写战报，就算尽到了记者的责任，必须注意抗战整体，研究各种新现象；同时，“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张季鸾认同新闻记者的言行要为国家民族尽责，但认为一味地“揭黑”恐令国人失望进而丧失斗志，因此主张通过正面宣传以“鼓舞士气”，毕竟“我们这是在做宣传，而不是在写史论”。

“做宣传”与“写史论”折射出战时新闻工作的两种观念。新闻究竟应当成为主动介入战局的“武器”，还是坚持客观记录现实的“史家”立场？这是两种不同的新闻理念和实践路径：前者强调新闻应当服务于特定目标，发挥其宣传引导功能；后者则坚持新闻应当恪守客观记录的本分，为历史留存真实的底稿。这两种理念正是“建构论”与“反映论”两种新闻观在战时特殊语境下的具体呈现。

尽管两种路线有所不同，但其实是从不同的逻辑通向了同一个目的，即都是希望发挥新闻的作用以肩负起抗战的民族使命。抗战期间，《大公报》曾短暂失去民间报纸的身份。即如张季鸾所言，“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面对国内外盘根错节、党派林立的战时形势，《大公报》稍有不慎就可能引来误解，因此作为主编的张季鸾不得不极度谨慎。那一时期，社论中常见犹豫甚至矛盾的文字，这是张季鸾和《大公报》处于时代夹缝中“苦斗”的见证，也是张季鸾对社会政治的长期观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新闻圈里摸爬滚打多年惨烈经验的结果。

范长江的新闻观念也深受时局影响，他对“写史论”式新闻实践的重视与其早期职业身份认定有关。在战争爆发之前，他曾在《西北近影》中说：“我的职业是‘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我们自由职业的人不反对人家有党派，但是自己不愿意有党派，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但后来随着战局的演进，及其成为共产党人，范长江逐渐由“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转向“新闻参战者”，其新闻思想与理念也从原本的自由主义思想转向“战时新闻学”。

“战时新闻学”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新闻界兴起的普遍性的新闻思潮，其核心理念是“强调新闻的工具理性”，即认为，在全民同仇敌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一切学理，包括新闻学在内，都要发挥其本身具有的战斗性，成为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新闻工作者必须义无反顾地放弃所崇奉的“超然”“客观”与“独立”，与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范长江转向“战时新闻学”的主要表现就是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战时新闻事业责任与使命、战时新闻工作性质与任务、战时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与要求、战时新闻自由的控制与限度等的认识、观点与看法，而他自己也逐渐认同了战时新闻的宣传路线，明确提出“新闻工作⋯⋯的功效重宣传”，而“宣传的本质是在扩大行动影响，指导行动的方向”。

范长江最终从“写史论”转向了“做宣传”的路线。由此，其所理解的新闻不仅是战争的记录者，还是抗战总体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能够与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紧密配合的“倡导行动”。战时的新闻实践在极端条件下将新闻的“建构”面推向了前台，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极为强烈的话语实践。而范长江不论是坚持“写史论”的路线，还是转向“做宣传”的实践，其都意在服务于抗战的总体性目标。范长江后来的新闻思想也足以表明，在他这里，“写史论”与“做宣传”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能够统一于某一目的的双重维度。

追根溯源，“反映论”的视野根植于对新闻事实性的强调，并首先体现在对新闻本质的理解之中。1919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中将新闻定义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徐宝璜认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可见，徐宝璜将新闻视为事实，不过是经过筛选后的事实，而筛选的标准是“多数阅者所注意”。这一筛选标准的设定包含了双重含义：在显性层面，它是一个操作标准，意在说明什么是新闻及如何选择，解决“不必事事皆新闻”的问题；在隐性层面，它是一个哲学命题，即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它可以被人注意从而被选择，但不可被“办报之主者”——编辑、记者更改、制造或歪曲，否则就不是事实，也就不是新闻。由此可见，徐宝璜所理解的“事实”是一种静态的“实存之物”，它如实地、客观地摆在那里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可以被人们发现和挑选，但不能被重塑和建构。而将新闻定义为事实的背后潜藏了一种伦理学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新闻在生产的过程中受人为因素影响而无法如实反映事实。

如果说徐宝璜主张的“事实说”是通过将新闻视为事实本身来保证新闻能够如实反映事实，那么陆定一主张的“报道说”则是在承认新闻之建构性的基础上，以事实的中心地位来保证新闻的真实性。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提出了影响颇为深远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这篇文章中，陆定一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探讨了新闻与事实的关系。他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主张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作任何曲解或增减”。可见，不论是“事实说”还是“报道说”，都在强调新闻对事实的“反映”。或者说，它们都在对新闻本质的讨论中确立了新闻对事实的某种“依附”关系——新闻的存在及价值均来源于其反映事实的功能性角色。

以上对新闻本质的理解都确立了新闻反映事实的基本关系。然而，在“反映论”的背后隐藏着另一条未被说明的暗线——“建构论”，它虽未被提及但一直被放置在反映论的语境之中。回看徐宝璜对新闻的定义，如果事实是只能被选择而无法被建构的客观存在物，新闻也只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选择”，那么又何须担心新闻从业者可能扭曲事实呢？其实正是因为事实的本来面貌有可能被新闻从业者“增删”，所以徐宝璜才需要将新闻设定为一种“不可删改事实之物”，陆定一才需要强调“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说到底，“反映论”根植于“实在—观念”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新闻被视为“观念”一端，在反映“实在”的过程中可能“如实”也可能“不如实”，所以才需要通过具有伦理色彩的本体论来降低“不如实”的风险。“反映论”的确立是为了对抗可能发生的扭曲的“反映”，而扭曲的“反映”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昭示了新闻的“建构性”，即新闻能够建构事实。因此，“反映论”与“建构论”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论”自身的矛盾已经展示出其对新闻建构功能的承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提出于《解放日报》改版之后，该定义的提出旨在回应“尊重客观事实”与“坚守革命立场”相结合的问题，因此，其所谈论的“事实”本身已包含建构性，“所谓的事实报道也就已然不只是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事实选择、报道的动机、目的以及事实的分析、评判等价值范畴的内容，一句话，包含了意见和倾向”。由此可见，“反映论”不可能如理论构想般纯粹，新闻的建构性必然寓于其中。毕竟新闻如果只能机械地“反映”事实，如何为人的能动性留有余地，又如何发挥新闻对现实的能动作用？换言之，“反映论”与“建构论”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在“反映论”明线当中藏着“建构论”的暗线。只是在“反映论”的显性表达之中，建构性就像是文字在纸张上的空隙和背景，常常被忽略。然而，“反映论”也正是因为默认了新闻的建构性，才得以成立。总之，在“反映论”中，“建构性”并非不存在，而是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隐入其中。

与理论层面“反映论”主导的路线不同，我们可以在实践层面发现另一条以“建构论”为中心的路线。它不局限于新闻领域，而常与“宣传”等概念一同出现。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实践是“建构论”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支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就在于，承认没有绝对中立的报刊和新闻，一切媒体都有立场，因此无产阶级党报应该毫不避讳且鲜明地摆出自身的阶级立场。资产阶级报刊用抽象的、所谓“普世性”的观念来掩盖其阶级性，其根本目的是服务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报刊虽然同样代表了特定的阶级，但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正的大众，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报刊不再也不应是“中立”的，而应该具有鲜明党性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本身就不排斥新闻的建构性，也并不将主观的介入视作洪水猛兽，反而将其视为实践的基础。它毫不介意新闻作为意识或观念的承载物，而在意新闻究竟反映的是“谁”的意志、在为“谁”服务，因为这会决定新闻能动作用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或者说，新闻事业被视为一种具有鲜明价值导向并能动地参与历史进程的实践力量。列宁就曾将报刊视为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脚手架”，认为报刊应该扮演“集体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他也曾强调符合党性原则的写作才是真正自由的写作：“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也就是说，新闻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新闻或者说更广泛的写作都应成为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强有力工具。这体现了非常明确的能动视角，新闻不应只是机械反映事实的“镜子”，也应该是打破和改造现实的“锤子”。正如马克思所说，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变世界。

这一路线同样延续到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中，并表现为对“宣传”的重视。1929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要从叙述新闻中宣传党的主张。此时，根据地尚未建立，但群众情绪渐高，而日报在群众中又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尽可能公开创办日报，且日报一定要严正地代表党的意见，不能因迁就工作便利而违背、修改或掩盖一部分党的主张。由此，将宣传融入新闻之中，才能使日报更加适合于满足群众的需要与兴趣，使宣传活动更加深入人心。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新闻报道中对事实的呈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比如毛泽东1931年指导《时事简报》时就提出，《时事简报》只登消息，“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新闻宣传的有效方式。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新闻界将马克思“新闻是阶级斗争之武器”的观点改写为“新闻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而“武器”隐喻本身就揭示了对新闻能动性的肯定，且新闻作为“武器”的属性与功能，能随历史任务的变化而实现内在的调适与延续。

经过抗日战争的宣传战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新闻的宣传价值。因此到了1946年，新闻已经成为“最主要、最有效的宣传形式”。毛泽东更是在1947年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时充分肯定了新闻宣传的独特效果：“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可见，在宣传的语境下，事实并非完全静态的，新闻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通过对事实的能动性建构，将党的政策、方针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群众经验相结合，从而实现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传统中，新闻的“建构性”是一种被充分自觉和积极运用的实践属性。这条路线从建构性出发走向改变现实的目的，催生出更为强大的力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坚守真实性的立场，与之相反，它以另一种逻辑抵达了真实本身，因为其最终的标准并非抽象的形式“客观”，而是是否反映本质的“真实”。在马克思看来，“真实”本身就不是通过单一的报道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有机的报刊运动将其彰显出来：“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一种职能⋯⋯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被揭示出来。”换言之，马克思所追求的真实，并非局限于微观层面的真实，而是具有整体性的宏观的真实。

从这点来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代表的由新闻建构性出发的路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反映论”？只是它“反映”的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并将“反映”变成了一种话语行动。它追求的是另一种“如实”，即反映整体性的“现实”，而现实本身包含了一种由社会性关系产生的物质性力量，阶级亦是它的产物。因此，坚持阶级立场其实根植于对现实的深层“反映”，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之真实的深刻洞察之上。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理解新闻与现实的关系主要存在两条理论脉络：一条是“反映论”的路线，它强调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摹写与再现，致力于在操作层面确立程序性规范，以尽可能避免主观因素对事实的介入，其核心在于保障真实性在微观事实层面的“程序正确”；另一条是“建构论”的路线，它侧重揭示并发挥新闻的能动作用，主张新闻并非被动反映，而是主动参与塑造现实的实践方式，其目标在于推动现实的发展，追求的是超越现象本身、朝向现实的“实质正确”。

尽管两条路径的侧重点不同，但在深层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历史中，它们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织、互为表里。纯粹的、绝对化的“反映论”或“建构论”都难以独自应对复杂的现实。一方面，“反映论”所指的客观与中立，其本身便是在特定的专业意识形态与历史情境中被“建构”出来的理念，它划定了何为“事实”的边界，并为新闻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伦理基石。另一方面，“建构论”若想获得自身行为的正当性，而非被理解为主观性宣传，就必须建立在坚守“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其建构必须源于对事实的深刻洞察，并接受现实发展的历史检验。本质上，二者统一于对“真实”的共同追求，只是位于同一光谱的不同波段：“反映论”旨在锚定现象的真实，即具体事件的准确性，它朝向的是“现在”；“建构论”则旨在揭示本质的真实，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方向性，它面向的是“过去”和“未来”。两者亦都能发挥“能动”的作用：“反映论”帮助认识世界，“建构论”帮助改造世界。

中国近代新闻学在形成期深受西方影响，因此“反映论”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西方新闻学的色彩。比如，徐宝璜在其开创性著作《新闻学》中坦言“本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其新闻定义明显带有彼时美国新闻学界对“客观性”原则推崇的烙印。这条路径将“事实”神圣化，通过一系列专业规范力图确保新闻成为社会认知的可靠“镜子”。它的重大贡献在于，为新闻实践建立了抵御权力与偏见干预事实的城墙，确立了真实性在操作层面的基本准则。

“建构论”的路线，则与强调行动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革命语境紧密相连。在中国，它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党的群众动员实践深度融合。在这条路径中，新闻报道常与“宣传”同时进行。“建构论”路线的正当性，一方面源于对“为谁服务”这一根本立场的公开申明——其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则恰恰需要通过与“反映论”所捍卫的“事实”相结合来实现。

区分“事实”与“现实”至关重要。说到底，“事实”其实是“现实”的一部分，正是因为“现实”太过复杂且丰富，才需要通过“事实”来进行简化的认识。换言之，“事实”本身已经是对“现实”的某种选择后的结果，这已经体现了某种“建构”。因此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绕过“事实”抵达“现实”。正是因为“事实”（现象）与“现实”（本质）之间存在差异与张力，才会产生“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作用于现实的不同路径。

然而，“建构论”也潜藏着内生性的风险。尤其是目的导向下对“效果”的追求压倒一切时，可能陷入为达目的而扭曲事实的误区。1958年至1960年报纸上的浮夸风等，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这一历史教训表明，新闻建构一旦脱离甚至背离了基本的事实根基，不仅无法对现实进行积极改造，而且会因为严重违背实践规律造成巨大恶果。这反过来说明，“反映论”对事实本身的强调，并非完全站在“建构论”的对立面，而是保证其发挥实际作用的前提和制约。因为一切有意义的、能够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其首要前提正是“准确地认识世界”。

总而言之，范长江与张季鸾对“战时新闻应如何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分别做了有益的思考，而对于这一问题的两种答案——“反映论”与“建构论”，也共同构成了新闻实践的一体两面。“反映论”将新闻视作反映现实的“镜子”，侧重于新闻的认识论功能，强调准确地再现事实，从而为社会提供可靠的认知基础。“建构论”将新闻视为具有能动作用的“锤子”，侧重于新闻的实践论指向，主张新闻应主动参与对现实的诠释与塑造，从而推动社会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在新闻实践中，二者并非互相排斥，反而在彼此的循环交互中共同呈现社会现实。

本文从范长江与张季鸾的战时新闻观念谈起，重新审视了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反映论”与“建构论”这两种路径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战时这一语境下，范长江所秉持的“写史论”代表着对事实本位与专业规范的坚守，张季鸾所强调的“做宣传”则凸显了新闻在特定历史任务中的动员与组织功能。而范长江的思想转变，恰恰揭示了新闻实践必然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历史的平衡。

由此而言，对新闻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新闻对现实的影响是双重路径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论”注重微观层面的真实，通过保证认识层面的有效性以发挥新闻的能动作用；“建构论”强调宏观层面的真实，通过行动层面的直接性产生新闻的切实影响。而不论是“反映”还是“建构”，新闻对现实的作用都不是静态的、一次性的，而是在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的不断抵达、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持续运动之中实现的。

作者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