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提到，血吸虫病问题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曾试图解决，但未能达成所愿。到建国初期，仍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肆虐。
成立「九人领导小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解放军已经开始考虑攻克台湾，于是第九兵团37000人的精锐部队被派到上海郊区训练海上作战技能。
仅仅两周之后，士兵们就开始病倒，然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病因。最终部队中超过14000人感染血吸虫病一一中国最好的战士中的38%因此而无法战斗。
虽然我们不清楚这对攻打台湾的计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很显然之前的计划无法继续进行了[1]。
1953年9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基于自己回乡扫墓时的见闻，特意给毛泽东写信，恳切建议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2]。
1955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区的防治工作。组长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副组长是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以及刚刚代替贺诚、上任不久的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
另外六人，则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6个血吸虫病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后来又将农业部、水利部部长等纳入领导小组。
也就是说，这个领导小组全部都是由非医学专业人士组成[3]。
更重要的是，九人小组直属中央[4]，这意味着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从卫生部的权限中移除，而建立起新的、独立的机构。
同时，各省、县党委也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执行「九人小组」的政策，地方党委召开特别会议，制定抗血吸虫计划，并提出国家政策建议[5]。
虽然「九人小组」中有卫生部副部长，但「恰巧」是没有医学背景的那一位。而各省级执行部门中，只有个别专业人员参与。比如浙江省成立「五人小组」，其中组员李蓝炎是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6]，早年曾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就读。其他成员就都没有医学专业背景了。
运动的狂热与浮夸
因此，在整个决策系统中，医学专业浓度被极大稀释了。正如柯庆施在《关于召开防止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中所说，此时已经「把消灭血吸虫病视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了[7]。
当时的策略是既要积极预防又要积极治疗。预防方面，主要是管理粪便，杀灭虫卵，消灭钉螺，管理水源；治疗方面则是中药西药民间秘方等一起利用，对早期晚期病人兼顾。时间安排上，提出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计划，希望在七年内可以消灭血吸虫病。
不过在执行过程中，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鼓动起了难以控制的运动狂热。传递到基层时，已经变成层层加码的政治表态。
而且，时间很快进入到了大跃进时期，基层报道中的浮夸越来越明显。
比如江西余江县，已经将原计划的七年，缩短到「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提出「苦战两年消灭血吸虫病」[8]。
支撑改变计划的依据，源于消灭钉螺过程中，本来以为要等几十年才能填平的旧沟，在集体力量下几个月内就填平了，而且还修成了新的灌溉网。
于是，人们就生出了「你们扶梯子，我们就敢上天」的豪迈感。专业医生提出的意见，被当做是「散布悲观论调」。原有的三月疗法、二月疗法被斥为陈旧，称医学专家为「迷信权威」、「死啃书本」，而直接改为三日疗法和二日疗法。
1958年5月，江西省的专业技术人员鉴定后认为，余江县血防工作超过了中央制定的「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江西省委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于是在6月底的人民日报上报道，插上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第一面红旗[9]。
也就是在这样的报道下，毛泽东写下了《送瘟神》的诗句，让后世以为当时真的实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定性胜利。
血吸虫防控的实际情况
实际疫情防控则并非报道中的那么理想。
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绩：
到1958年底，大约40%的钉螺疫区被清除，共约1200万亩，并有超过300万人接受了治疗；到1960年时，治疗人数达到520万，超过了患病人数的一半，其中360万得到治愈。在一些成功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村庄里，粮食产量增加了33%[10]。
所以必须承认，即使没有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在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确实足以振奋人心了。
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在一些地区，虽然80%的钉螺被消灭了，但钉螺的繁殖速度非常快，十个月之后，钉螺又反弹到此前同样多的数量。很多地方，钉螺被埋在土里很浅的位置，掩埋后不久就会爬出来。
由于灭钉螺运动抽调了很多劳力，这样的反复让人们对灭钉螺战役的兴趣降温，地方领导也开始不愿意支持这项运动了。一些地方派最不得力的人员来灭螺，工作变得更马虎，钉螺卷土重来的速度更快了。于是，单位领导分配给这项工作的资源就更少了。
所以就变成，每当灭螺工作以政治任务压下来时，领导者们就会组织一场表面上看似轰动的防治行动，然后就可以汇报工作了[11]。
还有些地方的干部，特意派那些把清除钉螺看作是一种苦差事的农民去劳动，这样抵制运动的就是农民了[12]。
所以，当你感觉到执行人员做得很不合理时，有可能是因为执行人员自己也不想做，于是设法故意放大这么做的不良后果，让民众更切实体会到这种做法的不合理，从而可以利用民众的力量去抵制这种做法。
而之后的几年，紧接着出现的农业减产，使得分配在灭螺上的人力就更少了。
血吸虫病的治疗
如果说预防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的浪费的话，那在治疗上的过度激进，带来的就是对患者健康和生命上的威胁了。
当时用于治疗的主要药物是锑剂，有严重的副作用，尤其是心脏的毒副作用。因此医生们认为，治疗这种疾病只能在设备齐全的设施中进行，并使用经过全面测试的药物和方案。他们倾向于更长的治疗周期，从而可以相对更低剂量更安全的治疗。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费用，以及更少的接受治疗的人数[13]。
这样的专业建议，显然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比如前面提到的余江县，就将治疗周期大大缩短了。
倒不是说只有长周期治疗才是安全的，有可能短周期小剂量的治疗，再配合一些辅助药物降低风险，也同样安全有效。但专业上的标准，应该是组织临床试验，摸索出安全有效的用药方案以及降低风险的辅助用药，然后再在临床推广。
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先基于经验直接进行应用，然后专业人员再根据使用的情况去做总结。所以，1956年春就已经在使用的三日疗法，到8月份才开始进行总结，年底时报告这种疗法的死亡率为1-2‰[14]。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死亡率并非临床试验统计的死亡率，而是根据各地上报数字统计的死亡率，因此这样的结果本身就会存在选择偏倚的问题。而且对于这样死亡率数字的解读，也应该是一个专业问题。比如需要根据患者基数、死亡病例特征等等，来判断是否应该继续推行，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
显然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实际情况是，专业数据只能充当已经使用的方案的「证明」，以说明之前做法的「专业性」。
专业人员的任务不是指导，而是善后和总结。
不仅如此，从事治疗的医生虽然大都是从上面下来的，但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更多的也只是一种执行的工具，而缺乏专业的权威性。
比如因为治疗过程比较疼痛，很多病人在治疗中途就逃跑了[15]。所以医生也得负责管住病人。
每天给病人打完锑剂针后，医生要经常巡视。对每个病人吃多少饭，睡多少觉，是否说过梦话，都要详细记录。如果病人发生呕吐，心区不适，医生要马上去抢救。否则，万一出了事，死了人，医生就要挨扁担，病房不得安宁[16]。
当时农村实行高级合作化，患病社员看病都不带粮食，只带碗筷。医生要为病人吃饭问题不停奔波，可能要花十来个小时去与合作社办事人员磨嘴皮子[17]。
可见，在这场运动中的医生们，身份非常尴尬。他们的专业权威被彻底剥夺，而沦为各种杂务员，以及承担后果的替罪羊。
卫生部对这种削弱专业权力的做法表达了不满。部长李德全认为，需要用医学专业人员的知识来缓和群众的热情[18]。
但真正让这场狂热缓和下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客观环境限制。
1960年初，九人小组终于做出转变，再次寻求专家意见。在 1960 年 7 月小组委员会会议时，拥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发表了讲话，提出会议的宗旨是再次开展寄生虫病研究。
1960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反对开展更多的大规模运动。在小组委员会内部，对继续开展大规模运动的支持明显减弱。从1960年7月到1964年1月，九人小组委员会没有再举行任何公开会议[19]。
消灭血吸虫病运动的本质与困境
上世纪50年代这次消灭血吸虫的运动，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项目，而是一场由最高意志推动的、政治逻辑压倒一切的社会运动，是专业权威接受政治化改造的一个缩影。
首先，从公共卫生优先级来看，血吸虫病的这个选择是值得商榷的。
当时估计血吸虫病患病人数有1000万，以当时人口6亿计算，全人群发病率大约1.67%。而当时结核病的发病率约4%，疟疾的发病率1.23%[20]，从危害性、发病率，以及防治措施的效果来看，都和血吸虫病相似，甚至结核病的发病率更高。
之所以血吸虫病可以获得远超另外疾病的社会资源，更大的原因在于毛泽东的个人重视程度。
这个决策本身，更大可能是一种「近因效应」的结果，而非专业分析后的选择。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以及沈钧儒的来信，都可能对血吸虫病的危害性增加砝码。而其他疾病缺乏这样的「触发事件」，也就难以得到特别关注，从而得到同等的待遇。
其次，在运动过程中，专业成分是被刻意绕开的。
李德全希望专业知识缓和群众热情，但是从一开始成立「九人小组」时的设计，就是希望可以确保「政治热情」不被专业知识缓和。
九人小组成立的时间，正是卫生部刚刚经历了政治风暴之后，要稀释它的专业浓度。1953年，毛泽东在阅读过白学光的报告后就说，要「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21]。
可见，当时卫生部在专业逻辑上走得太远了，很难满足毛泽东对政治上的要求。
再次，这场运动又深度嵌入了1956-1958年中国社会激进变革的浪潮。
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背景下，医生们的尴尬境地，专业技术的附庸身份，政治宣传的浮夸豪迈，也就全都可以理解了。
于是，公共卫生这项本应高度依赖科学理性与长期主义的事业，被全面系统地置于政治动员与激进乌托邦想象的统帅之下。
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给血吸虫病防治提供了罕见的集中资源与动员能量，同时也埋下了资源浪费、数据失真、专业权威受损的结构性问题。
卫生群众运动的反思
至此，我们用两节的篇幅对建国初期卫生群众运动的情况作了介绍，或许应该做出一个最终评价了。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不通过群众运动，又能怎么办呢？
如果专业知识真的缓和了群众热情，如果治疗周期回到更安全的长周期，如果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循专业标准——那么，在当时的资源条件下，能有多少人得到治疗？
你是否还记得不久前国民政府时期的数字，当专业标准得到充分尊重时，8个月只治疗了3011人。
所以，此刻你对专业权威被践踏感受到多么强烈的痛感，那么那些被专业门槛挡在外面的沉默大多数，对他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的绝望，就会感到多么强烈的窒息。
当时中国血吸虫病患者超过一千万，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数字很难有感性认识——这几乎是那个时期加拿大全国的总人口数。以这样的患者规模，在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对「正确程序」和「专业标准」的坚守，可能实际带来的，就是对「拯救生命」这一根本目标的事实性放弃——放大了对那3000人的义务责任，却对更大多数的1000万选择逃避。
而在群众运动的功利主义中，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一组数据。
治疗520万人，有360万人得到了治愈，如果按照1-2‰的死亡率，就是大约1万人因治疗而造成的死亡。
「360万治愈」对「1万人死亡」，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样的效果和代价？
这里又回到了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功利主义伦理与义务伦理之争，而且给到了更为具象化的场景。选择群众运动，就要承担个体风险增加的代价；选择专业化，就要接受会有很多人得不到服务的现实。
我们自然希望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所谓的平衡，但那也只是理论上的美好愿望；只有真正实践过的人才知道，现实中很难在两难问题中找到完美答案，而只能有所取舍。
这不是「电车难题」这样简单的思想实验，而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涉及到上千万人以及他们背后家庭的艰难选择。
所以，我不想给这个血吸虫病的运动做出一个最终的评价，因为这无非只是我个人立场的表达而已，实在是无足轻重。真正理解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冲突，比我的个人表达要重要得多。
作为旁观者，我可以毫无压力的评头论足；把一个个经历其中的鲜活生命，简化成笼统的几个数目字；或者为了保持我个人的「正确性」，简单的悬置判断（epoche），从而不让自己落人口实。
但是现实卷入其中的人们，总是无法逃避的要做出选择，而无论他怎样选，也都会有人不满意。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修改一下那句名言：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两难的本质之后，仍然做出决策并勇于承担后果。
【下期预告：医疗机构的社会主义改造】
[1]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2]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3]David M. Lampton《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 1949-1977》，Westview Press 1977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5]David M. Lampton《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 1949-1977》，Westview Press 1977
[6]《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档案选介》，医疗社会是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6月
[7]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
[8]《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人民日报1958年6月30日
[9]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第43辑·送瘟神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8月
[10]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11]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S. M. Hillier, Health Car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hina，1800-1982, Routledge 2007
[13]David M. Lampton《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 1949-1977》，Westview Press 1977
[14]《酒石酸锑钾三天疗法治疗血吸虫病的疗效分析》，中华医学杂志1959年第1期
[15]Bridie Andrews, Mary Brown Bullock,Medical Transi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第43辑·送瘟神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8月
[17]同上
[18]David M. Lampton《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The Policy Process, 1949-1977》，Westview Press 1977
[19]同上
[20]黄树则、林士笑《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2月
[2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