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到某超级富豪家的春联，不仅谈不上对仗工整，就是两句俗话顺口溜，真是粗鄙无文，言不及义。
不独此，某巨富去世，其女儿给他立碑，碑文写得幼稚，不伦不类不说，于凶礼中急切窜入吉礼，实在荒唐。
这就是当下中国一些富人所起的表率，开创害礼坏俗的先例而不自知。
遂想起王安石所言：“贫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意思是，普通人有心无力，对天下风俗礼仪，即便想认真隆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有权有钱人有条件，却恰恰不带头淳化隆厚风习礼俗，反而争相毁弃文雅、蔑视礼仪，甚至不以粗鄙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很危险的，王荆公将此列为末世风俗。
造化自有道理。自古居高位享厚禄者、时势造英雄发大财者，本身就同时负有承天应人之职，这就是天职。负天职者，当承应造化生生不息之理，并为此而淳厚风习，孕育生机，此即仁，仁者能好人，故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其天命，所谓为富不仁，即不遵天命。自古其人其家富极贵溢，而能福泽绵长、保泰持盈者，皆多少知晓此义而能世代勉力践行。反之，富甲一时，偶以小善市誉沽名，于大义宏伦则蔑如也，率不知行大善，故其成也在天，败也在己，如戏词所云：眼看起高楼，顷刻楼塌了。至于恃财矜世欺人、见义不为，侵人肥己诸行，皆非仁者之行，故造化不宥。
如上，读史考诸古往今来升沉荣辱兴亡之变，不难显见。官员、富人，不能继续其禄爵财货，皆因不知其命中所负天职，只一味逞权享富贵，罔顾使命，至天职亏损尽，则爵禄止而财富罄。我的老师孙立教授说：所以过往富贵之家，都会养士，如此则可避免此类失职失格之事。现在的富贵人哪里懂得这个！只知一心聚敛无厌。也无此眼界，而且不知其所不足，被财富一叶障目，自以为是。
故见富豪家不伦不类之春联，叹云：诚当世之哀也。富贵者必骄，诚难怪也。有势拥财而不妄逞者，自古恒少，犹如身怀利刃，杀心自起。好比人拿个弹弓，总想射树上的鸟或树枝。记得袁随园有云，写诗有典而不用者，犹如有权势而不逞云。至于负天职知天而付诸践履者，自来罕见，至今尤绝迹矣！
窃以为有条件的人家，皆应自觉于世风浇薄之际，努力带头隆厚风习礼俗，譬如春联，不见多精彩，但至少不应以粗鄙无文为得意、以言不及义为荣光。
观此不伦不类之春联，即便其拥财亿万无计数，亦可知不过造化所戏弄之人，升斗胸量，鸡虫之见。
此富豪也做过许多慈善之事，某亦略知。其所有慈善之举，固然值得称赞。但是，只不过人人易见、显在一般慈善而已。用曾国藩的话说：“惟此等乃乡里好善者所为，非为政之大体。”
曾国藩这话是不是很扫人兴？很挫伤人心？
曾国藩的前辈老乡、大儒王船山的话更厉害——比如，为储粮备荒、平抑物价、赈灾救急等等，历代由朝廷或地方乃至乡绅出资建义仓、社仓，这是不是慈善？当然是。可是王船山反复批评这种义仓、社仓。为什么？因为它的作用有限而流弊益多，且以公义之名，蔽人眼力、阻人思想。正如当今由单位机构出钱组织义务写春联、送春联，固然是善事，但这种公益活动的流弊实在太大，同样以公义之名，蔽人眼力、阻人思想、消解人参与体验。
曾国藩、王船山意见，乍见则骇人听闻，然而细思乃有至理深义。其实古人对此早有评论：“衣食分人，曹刿指为小惠；乘舆济人，孟子谓非政要。”义仓、社仓等等与各位的捐赠一样，只是花钱做了衣食分人及乘舆济人的一般的、简单的、浅层次的事。如同用药治病，只是敷在表皮，略缓病痛，没有用在病灶上。
什么才是大慈善？什么才是真正的达己达人、兼济天下？就是曾国藩说的，以转移天下风气为己任。“凡民之生，庸庸戢戢者皆是，须一二贤且智者率众向义，则风俗渐自淳厚。”这才是大慈善。
富豪今后在做慈善时，从前的善事应继续做，但应该懂得升级、升维，应该“率众向义”，从自家生活细小处做起，淳厚天下风俗，至少不以自家粗鄙公布于众，带坏风气。
破五，也称送穷节。自古有“驱五穷”之俗，驱哪五穷？曰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
大富豪想必率不乏智，命亦不能曰穷，交则更不穷，其所穷者，其学耶？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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