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老年夫妻退休后，可能面临愈加激化的家庭矛盾。（视觉中国 图）
大年初一晚上十点，我关上自己的房门，长舒一口气。离开刚发生在客厅的那场情绪核爆后，我察觉自己在微微发抖。
半小时前，母亲崩溃，声泪俱下控诉父亲的暴躁与强硬。这种情况在父亲退休、他们朝夕相对后到达新的峰值，她的失眠也随之严重。在外地上班的我，大致拼凑出此次事件始末：因生活琐事争吵的两人，在微信上再度交锋，父亲发来长篇累牍的辱骂，母亲血气上涌，赶紧拉黑。
战争似乎延续了一个月。母亲说着说着，父亲忍不住插嘴，指责母亲不帮自己舀饭。母亲说，她非常生气，但还是照常做饭做家务。我脱口而出：“你生气就不要再做饭了。”
母亲撤回卧室，没关门，哭泣声传到客厅。过去的我，大概率会坐在她身旁，递给她纸巾。但这几年，我更希望自己的角色是稳定的第三人，更为抽离。我不愿展露温柔，也许是心底积攒了巨大的失望。
父母几十年的恩怨缠缚，除了他们自身，无人可解，包括子女。我想，我需要专业支持，于是开始低头拨打心理援助电话。听筒里只传来机械的录音：“您前面排队的还有五人。”“当前坐席繁忙，按1继续等待，按2挂机。”看来春节期间烦心的人不在少数。
我挂断电话，看看时间，该睡觉了，便让父亲先回自己房间，我也关上了房门。
这两年，我发现自己在面对家人的情绪时变得理性。大概十年前，一次放假在家，他们爆发激烈冲突，我哭着便要冲出家门，被父亲拉回。而现在，我的内心好像装了一个防护罩，不再翻起巨浪。这晚的经历验证了，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会被卷入的自己了。
我忽然觉察了刚才发生的一件事。在母亲控诉的声部之外，坐在我旁边的父亲又提起那件陈年旧事——十年前那次大冲突后，他已经对我说过。在父亲的叙述里，他们还未结婚时，他弄丢了单位的一台车，面临被解雇的风险，母亲知道后开始疏远他。后来工作保住了，母亲又继续和他说话了。这件事成了心结，他认为她特别世故，带着这个印象走入了婚姻。
这件事，父亲记了几十年，想必是他心中一个未愈合的伤口。但我忽然意识到，他这样做，是把自己定位为被势利眼对待的受害者，这个身份让他可以在之后的婚姻矛盾中，始终占据道德高地。他的潜意识或许在低语：因为她当年那样对我，所以我现在怎样对她都情有可原。
这件事本身的是非，已经不重要了。它指向的核心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安全的依恋。
第二天，照例回母亲家乡祭祖，父母维持着表面的和平。聚餐时，大舅语重心长地分享人生经验：“活到这个年纪，就要原谅自己，原谅身边的人。”父亲表示赞同。
家里的气氛令人芒刺在背，我决定提前离开。临走前一天，他们又绕回亘古不变的话题上，劝我回乡工作、赶紧找个对象。而我脑海里想的是，母亲会否尝试像她说的那样和父亲分居。人的惯性是巨大的，一个压抑着不满也要继续做饭的人，一个被“好妻子好母亲”角色绑住的人，大概很难说走就走。
“这是你的生活，你决定。”简单分析了分居的利害关系后，我在微信上这样对她说，然后结束了这个话题的讨论。父母让我对控制与被控制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敏感，也让我学会了不干涉他人的生命课题。
也许在东亚家庭，这样的态度显得有些冷酷，但我相信这是破局之道。我记得那种被困在泥潭的无力，也记得那种对更宽广人生的渴望。
这个春节我读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作为弗洛伊德曾经的合作者，他与弗洛伊德最大的分歧在于，弗洛伊德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阿德勒则认为这是一种“决定论”，人生在世更重要的是“目的”。过去并没有那么重要，每一个当下才是决定未来的唯一要素。
我忽然回忆起十年前听到的一句经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初四到初七，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们游走于公园、古村、田地、寺院，话头绵密不绝。有的人三年没见，却发现彼此的人生轨迹意外相似，关心之物也有交叠。有的人即将踏入人生新阶段，我在彼此的选择差异中，体会到观念塑造人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过年期间，有了伴侣的朋友们出双入对，我得以感受他们相处的点滴。那是迥异于父母的交流模式，我像个学生一样细心体察，也为他们彼此尊重、关怀的温暖关系而开心。
“过年这个节日，对于原生家庭不健康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煎熬。”一个有相似经历的朋友总结，又补了一句，“永远作为反面教材。”
有时，想到父母大概率只能这样过完余生，一种悲哀涌上心头。也许，我只能接受他们的有限性，并把这种可悲转化为动力。他们用后半生的不幸，给我上了一堂昂贵的课，提醒我学会好好说话，学会识别并建立健康的关系，学会在不合适的时候勇敢离开，学会不让心里的怨念积累成毁掉生活的毒药。
返程的路上，我想起和朋友们走在田地旁的那个下午。阳光很好，走着走着，朋友忽然指着远处说：“那棵树长得真好！”
我顺着看过去，在一片平坦的香草地上，梨花树独自站着，枝桠舒展、花朵明亮，好像从未被什么困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