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语
2月26日，山西阳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市“急救人员未及时协助搬抬老人，老人抢救无效离世，急救中心被判赔17万余元至今未履行”一事，市卫健委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经查，报道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对老人的不幸离世，我们深感惋惜和痛心，谨向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针对赔偿未及时履行问题，我委已对市急救中心进行严肃约谈，责令其立即与家属对接，严格执行法院生效判决，限时足额支付赔偿款项。我委将全程督办，确保赔偿事宜尽快落实到位。（2月27日 《中国新闻周刊》）
山西阳泉85岁老人深夜突发疾病，急救车十分钟就赶到了楼下，这本是与死神赛跑的关键时刻，却因为“没人抬”，让老人在五楼家中苦苦等待了四十分钟。四分钟车程外的医院近在咫尺，老人最终还是没能熬过这场本可避免的延误，抢救无效离世。法院判决急救中心赔偿17万余元，可判决生效数月，赔偿款迟迟未到位，直到媒体曝光、主管部门约谈，这场关乎生命与责任的纠葛，才终于有了推进的迹象。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拨打120就是拨通了生命的求救热线，救护车的鸣笛声，意味着专业的救助、及时的转运和全力以赴的救治。谁也不会想到，急救车到了、医护人员来了，最大的阻碍竟然是“没人抬”。根据红星新闻此前的报道，老人居住在无电梯的老式步梯楼五楼，身边只有女婿和年长的保姆，力量本就单薄，现场明明有医生、护士、司机、家属、保姆五人，只要稍稍搭手合力转运，就能为抢救争取最宝贵的时间。可急救人员始终坚守着“搬抬非法定义务”的“底线”，任凭家属苦苦恳求、深夜四处求助亲友，并提出事后将对医护人员的帮忙表示酬谢，医护人员也不肯做出让步。直到老人病情急剧恶化、面色青紫，医护人员才不得不出手帮忙，可一切都晚了。
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去年，吉林白城120急救人员让家属自己下楼取担架抬病人，事后涉事医务人员被调离原岗位，停发3个月绩效工资；黑龙江嫩江市120急救工作人员到病人家后，以“没义务”为由拒绝搬运，事后涉事的两名工作人员被停职。每一次，争议的焦点都卡在“搬抬病人，到底是不是120的本分”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里确实写着，从事搬抬的是“医疗救护员”，而医生、护士、司机并无此项职责。按照这个逻辑，医生护士的活儿是救命，搬搬抬抬是体力活，帮是情分，而非“本分”。
这话听着好像在理，可细想又觉得哪里不对。制定急救管理办法的初衷是为了规范医疗服务、守护患者生命，并非是给机构划定免责边界、规避责任。院前急救的核心是“急救”，一切流程、职责、分工，都该围绕“抢时间、救生命”展开，当刻板的职责界定与鲜活的生命背道而驰，当所谓的“规矩”成为救治的阻碍，这样的界定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如法院的判决书指出的，院前急救机构的首要职责是及时转运患者，40分钟的滞留，彻底背离了救死扶伤的宗旨，也无法被公众接受。
当然，把板子全打在当场的医护人员身上，也不公平。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担架员这个岗位在很多地方是空缺的。阳泉急救中心坦言，他们早些年就打过报告申请配备担架员，却因资金缺口始终无法落实。山东德州曾经算过一笔账，配齐担架员一年要上千万，对很多地方财政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制度上说要配，现实里配不齐，最后就让病人和家属夹在中间干着急。
急救人员本就任务繁重，长期高负荷工作，体力与精力都难以支撑频繁的楼层搬抬。可现实的困难，不该成为漠视生命的借口，更不该让患者和家属成为制度缺口的牺牲品。资源不足可以想办法弥补，流程不合理可以及时优化，唯独生命，经不起一分一秒的等待和推诿。
资源紧张是现实，要想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能不能从细节处着手补齐急救服务的短板。首先要把工作做在接警的第一时间，120接线员在询问病情、地址时，能不能主动多问一句是否为无电梯步梯楼、家中是否有足够人手搬抬患者，明确告知家属“我们需要帮您协调搬抬人员，但这项服务可能需要额外收费或者等一段时间，您看行不行？”哪怕收费，家属也有个心理准备，可以早做打算，联系亲友或者另想办法，而不是等到急救人员到场，才陷入“抬不了”的僵局。
其次是优化急救装备，如今可爬楼梯的履带式轮椅早已普及，成本远低于配备专职担架员，操作简单、安全性高，一辆救护车配备一台，就能解决绝大多数老旧小区的搬抬难题，用设备弥补人力的不足，是最务实、最高效的解决方案。
说到底，120这三个数字之所以让人心安，是因为它代表着“救死扶伤”的承诺。这个承诺不应该被“谁该抬”这样的问题打折。我们期待约谈后的赔偿能尽快落实，告慰逝者家属；更期待这场悲剧能真正推动院前急救体系的优化，让接线员的提醒多一份贴心，让急救车的装备多一份实用，让急救人员的选择多一份温度。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次120的鸣笛声后，等待患者的都是及时的援手，真正成为生命最可靠的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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