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novation | 当“对等关税”遇上双碳目标：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挤压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

2025年2月，特朗普宣布对钢铝加征25%关税并推动“对等关税”。当这一政策可能重创以农产品和矿产出口为主的非洲国家时，我们开始追问：贸易保护主义是否正以“公平”之名，削弱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与可持续空间。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关键阶段，国际贸易环境正发生逆转。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手段，对等关税通过采取同等力度、同类型的关税反制措施，本质是借关税壁垒限制外来商品竞争、保护本土产业，近年来这类举措明显抬头，且从传统制造业快速延伸至新能源、关键矿产和高技术领域。2025年，美国宣布对钢铝加征高额关税，并计划将“对等关税”适用于芯片、汽车和药品等产业，标志着贸易摩擦进入制度化、长期化的新阶段。这一变化并非局限于双边贸易争端，而是正在重塑全球生产分工与绿色转型路径，其外溢影响尤以全球南方国家最为显著。

对等关税直接扰乱清洁能源与绿色制造的跨国供应链。本质上，对等关税通过提高关键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成本，并放大融资与投资的不确定性，将原本应在高收入经济体内部消化的产业调整成本外溢为全球南方国家绿色转型的制度性负担。原本就存在的绿色融资缺口与技术获取壁垒，在关税不确定性下被进一步放大，使低碳转型从长期目标演变为短期负担。

关税并未有效降低全球排放，反而通过供应链重组推动排放空间转移。当高收入国家提高本土高排放产业成本，跨国企业往往将能源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至监管较弱、能源结构更依赖化石燃料的地区。结果是，排放从北向南迁移，在一些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减少全球排放，反而可能只是把排放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而环境与健康风险却更多由全球南方国家承担。这种由制度差异和贸易规则驱动的“结构性碳泄漏”，正在削弱以单边关税推动气候目标的合理性。

从长期看，对等关税强化了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现行贸易体系普遍对深加工和终端产品征收更高税率，而对初级产品相对宽松，使资源型和农业型国家难以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同时，绿色标准、认证规则和合规成本主要由全球北方国家主导，全球南方国家在技术、规则和谈判能力上的劣势加剧。关税上升还推高了进口中间品成本，压缩了产业升级空间，形成“低附加值—高碳排—弱议价”的路径依赖。

总体而言，对等关税并非中性的贸易工具，而是一种深刻影响绿色转型成本、碳排放分布与发展机会的结构性力量。如果缺乏协调与包容性治理，它不仅难以促进全球减排，反而可能加剧全球南方国家在绿色转型中的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