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边界 | 柏琳：通往洛夫岑山：古老的自由在高处（选读）

涅戈什陵墓背后的山巅小路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6年2月号

柏    琳

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吗？我们拥有同一个名字吗？

我们分享同一种信仰吗？我们属于同一个部落吗？

我们的语言难道不一样吗？我们的意志、思想和精神难道有差异吗？

哦，兄弟们！我们想回到深渊吗？

回到昔日的黑暗和污秽？让爱、希望和信仰在每个人心中生长！

……我们土地上的森林广阔无垠，

我们不要从峡谷仰望它！

踏上我们最高的山峰吧！

只有从山上才能看到初露的曙光。

通往未来的道路，唯有登高才能望远。①

——选自诗集《自深深处》Deprofundis

阿洛伊齐·格拉德尼克（Alojzij Gradmk，斯洛文尼亚诗人）

苍茫的洛夫岑山（Loven）从亚得里亚海的边界升起，隔开海洋与陆地。它充满裂缝、天坑和洞穴，伤痕累累，过尽千帆，裸露在天与地之间，守护着黑山的魂魄。

我坐上了斯拉贾娜的二手菲亚特小汽车，她的男友迪米特尔为我们担任一天的司机和伴游，我们要出发去往洛夫岑山。在最近的距离上，我终于能够去触摸涅戈什，黑山最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他安眠在黑山的最高处。

我曾去过许多墓地和陵园。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拉雪兹神父公墓、蒙马特公墓、香港的跑马地坟场、新海尔采格的萨维纳修道院墓地、东京的青山灵园、布达佩斯的阜姆路墓地、贝尔格莱德的犹太人陵园……在那些众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地带，我却得到莫大的安慰。我总是在阳光轻抚颈背的午后，带上一束散发清香的白色茉莉花，独自前往墓园，选择一块沉静的石碑，在其面前坐下，对着碑上陌生逝者的照片，献上那束花。

墓地是生与死的边界，死亡带来最纯洁的静美。与死者进行一个下午的无言的沟通，读一读碑上留下的那几行字，感受生者对死者的眷恋，这给我带来深刻的寂静。荷兰导演赫蒂·霍尼格曼不朽的纪录片《永远》（Forever），讲述拉雪兹公墓里爱与艺术的传奇，逝去的人因为活着的人的讲述而得到永生。

我时常想，在荒凉如世界尽头的黑山深处，伟大灵魂的安息是否无人问津。巴尔干半岛的近代史充满流血与死亡，总是无名的牺牲，无名的祭奠，草草埋葬的魂魄，他们在两场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内战中丢失了自己的存在，而四散郊野的荒冢往往只留下歪歪斜斜的墓碑。

在巴尔干半岛，死亡需要得到更高维度的敬意。黑山人把他们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最伟大的领袖佩塔尔二世·佩特罗维奇·涅戈什（Petar II PetroviNjego）的陵墓放在洛夫岑山顶，让其成为世界上最高的陵墓。世事流转，基于国家意志和文化象征意义的诸多博弈之后，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最适合黑山人致敬死亡的方式。

走完461级台阶，才能抵达洛夫岑山顶的涅戈什陵墓

路况恶劣，干燥，狭窄，崎岖，颠簸得简直太不像话。坐在小汽车里，人像一个倒置的陀螺，无法保持重心。我坐在后排座位上，右手紧紧地拽住车顶的安全把手，依然不能控制身体，它不听我的意志，随意地扭成麻花。山路十八弯，我晕头转向。

这是通往涅戈什陵墓的必经之路。它野性难驯，自古以来一贯如此。从科托尔湾蜿蜒而上，通往皇家首都采蒂涅，途经黑山王室佩德罗维奇家族的出生地涅古希（Njegui）村落，一个分叉，再向上，一直在拐弯，每个弯口都对着山的小坡，坡上成排的山毛榉笔直地站立着，像古老黑山那些身形僵硬板正的战士，或者一身肃穆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山坡都有肃杀之气，弯口鬼影重重，道路两侧散落着惨淡的石灰岩碎片。在每个转弯的路口，迪米特尔的双手会猛地发力，抽搐一般地向左或向右打方向盘，每转一次弯都像虎口脱险。

斯拉贾娜和我都选择默默忍受。不要抱怨司机，那会很危险，万一他心情变坏，我们可能会一起摔下山崖。在内心深处，我享受这种危险。命悬一线，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随时坠入地狱，不确定感带来灵敏知觉。屏住呼吸，听洛夫岑山上的松林和山毛榉林发出的沙沙声响，声音里全是孤绝的苍劲。现在是早春三月，山上的白雪还很厚，寒意森森，无法融化，阳光穿不透这崎岖山路，但能打在雪堆上。雪光冷峭，反射纯洁的光亮，晃着司机的眼睛。

黑山人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未登洛夫岑，枉称黑山人”。如果你站在海拔一千七百四十九米的山顶，据说视野能遍及三分之二的黑山领土，风景夺人心魂，无法移开视线。我尚未抵达山顶，但我想，这条布德瓦—采蒂涅—科托尔的山路，若能体验一遭，也不输山顶。

斯拉贾娜不时地从副驾驶座上转回身体看看我，她担心我晕车，也担心冷落我。她总觉得东方人弱不禁风，而且她更无法理解，一个中国姑娘为什么非要去山顶探访黑山“前现代世界”的“伟人陵墓”。你熟悉我们的涅戈什吗？知道他的故事吗？知道他对黑山的意义吗？

黑山人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最伟大的领袖佩塔尔二世·佩特罗维奇·涅戈什（Petar II Petrović Njegoš）的黑色大理石雕塑，出自南斯拉夫天才雕塑家伊万·梅什特洛维奇（Ivan Meštrović）之手

斯拉贾娜一张苍白的脸躲在遮住半个面孔的眼镜片后面，像个科幻世界里从屏幕终端走出来的机器人。她对我非常友好，但也很有疑虑。哦，像你这样的姑娘，应该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应该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一起聊天，拍照，发布一些游览黑山风景的vlog到社交媒体上，再写两篇好看的游记，生活得自由自在，像一只快乐的东方喜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活受罪，去山顶看几块大石头。她不住地叹着气。

这是对我有多大的误解，我心想，但是我不想解释，只是对她回报一种看上去颇为天真的微笑，算是用我的无知宽慰她。大部分时间里，我看向车窗外的山路，看着山毛榉林出神。我盼望着尽快抵达陵墓脚下。

在来黑山很久之前，我就熟读涅戈什的故事了，其中当然包括了他为黑山写下的无法磨灭的民族史诗《山地花环》（Gorski Vijenac）。斯拉贾娜估计无法理解我对这位诗人哲学家难以名状的亲近感，大概是因为他既不像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也不像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既不是一盏照耀黑山民族获得自我认同的明灯，也不是率领士兵们争取黑山自由的统帅。他自我裂变，无法自洽，被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境况深深困扰，一边挥斥方遒，一边扪心自问，他是巴尔干版本的哈姆雷特，爱情不被允许存在，生活已经足够苦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黑山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都还在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在被上帝遗忘的荒野里，无尽的自由伴随着无尽的贫困。黑山此时距离成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不被驯服的属地已经过去三个世纪，他们宁愿在高地的荒芜中忍受空虚，也不愿在肥美的平原上恭顺地成为奴仆。

高处的黑山人，世界观还停留在中世纪，坚忍地等待着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复兴的救赎之光的照耀，并与他们在这世界上唯一的敌人土耳其人不共戴天。这个时期在黑山游历的古埃及学家、英国人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John Gardner Wilkinson）爵士被黑山人原始的生存境况震惊得无以复加。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描绘黑山地区的一些房屋，他这样写道，“甚至不如爱尔兰的小木屋……它们是由粗糙的石头堆叠而成的，或者仅仅是用柳条制作屋顶，上面覆盖着最粗糙的茅草，整个建筑只有几英尺高。”

战争和劫掠的勇气是一个真正的黑山男人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美德。商人被认为是贪财的废物，工匠被认为是无用的人群，没几个人能够读书写字，而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女人来完成的，因为男人除了打仗、放牧和劫掠之外，力气已经所剩无几。娱乐活动主要是夜晚围坐在篝火边，伴随着巴尔干传统乐器古斯里琴的单调弦乐，聆听部落里的长辈们不厌其烦地重复中世纪的英雄传说故事。那是一个静谧、肃穆、混合着神秘主义幽灵的清教徒世界。

那个年代的涅戈什，原名拉德·托莫夫（Rade Tomov），曾经是个放羊娃，面容姣好，性格温柔，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日后成为被选中君主的痕迹。黑山的弗拉迪卡（Vladika）统治体系是叔侄世袭制度，被选中者将成为终身修士，不得结婚生子。但小拉德是个浪漫派，心怀宇宙，多愁善感。作为黑山最显赫的佩得罗维奇家族的一员，小拉德有幸得到万分之一的机会，接受在那个国度内最好的教育。

先是在科托尔湾的托普拉，然后又在采蒂涅的修道院，小拉德踉踉跄跄学会了读写，直到叔叔佩塔尔一世的秘书、塞尔维亚诗人西玛·米卢蒂诺维奇（Sima Milutinovi）做了他的私人教师，黑山未来最伟大的文学家的心智才开始启蒙。米卢蒂诺维奇曾在德国居住，受到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熏陶，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济慈的信徒。他将这些伟大的文学巨人悉数介绍给小拉德，又把谢林和赫尔德的思想灌输给他，所有这一切都将在这位黑山未来的诗人王子主教心中混合铸就浪漫民族主义的模型——底子是塞尔维亚式的民族意识，却自行绽放出属于黑山的花朵。

米卢蒂诺维奇的教学方式非常奇特，他和小拉德朝夕相处，赤脚行走，射击，骑马，像斯巴达勇士一样训练体力，又像苏格拉底一样沉迷长谈。可怕的是，他过分笃信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在黑山这样地形恶劣的地方，他带着小拉德翻山越岭，在山顶乞求获得上帝的启示。他相信暴风雨能够让小拉德获得顿悟，但暴风雨只是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患上了肺结核。最终，正是由于这致命的肺病，黑山史上最有才华的诗人领袖不到三十八岁就英年早逝。

我的心里浸泡了忧伤，想象着没有患上肺结核的小拉德，将会怎样让黑山从荒芜之境升华为现代文明世界中不再被轻慢的一方失乐园。我是太天真了一些，历史不能假设，而黑山的统治者远非我叙述的那样脆弱。小拉德也许充满了早慧的破碎感，但成为王子主教的佩塔尔二世，却像地下室里的黑豹，冷静，无情，无法妥协，伺机而动。

叔父佩塔尔一世去世的时候，心力交瘁，和黑山这块土地无法达成和解，他甚至无法任命一个合格的继任者。氏族纷争，血仇交缠，千钧一发之际，统治者位置的空缺会在顷刻之间造成黑山难以估量的裂痕。在这个情形下，佩得罗维奇家族以最快速度给小拉德穿上叔叔的衣袍，连给他考虑的时间都不留。

事实证明，对新一代王子主教而言，对他权威的挑战不容懈怠，地方反抗中央权威的部落起义此起彼伏，国家建设的道路步履维艰，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世界，除了生性浪漫的声誉远播之外，帝国的元首们对涅戈什两手一摊——黑山既不能得到军事补给，又被禁止将边界线延伸到海岸。两米身高的巨人哈姆雷特将手臂伸向天空，面对着大海的方向，发出和他的叔父佩塔尔一世一模一样的哀叹：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海洋，或者更确切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品尝不同世界之间交流的自由？

一个人的身份如果总是得不到承认，对于个性的发展可能是致命的，他将看不清自己的轮廓，找不到自己的边界，也就无法在现代世界棱角分明的坐标图上定住自己的位置。佩塔尔二世给自己取了“涅戈什”这个独特的名字，灵感来自他的出生地涅古希村落。从一开始，他就要把自己的个性从前辈统治者那些中规中矩的称号中解放出来，因为他的骨子里是一个诗人。为了取得弗拉迪卡的权威，佩塔尔二世为他的叔父佩塔尔一世封圣，又前往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期待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为他祝圣，双管齐下，以期获得神权上的合法性。对于黑山这样一个民智未开的东正教前现代国家，来自俄国的一切都意味着神圣，意味着正典。

涅戈什出生的涅古希（Njeguši）村落，就在洛夫岑山脚下

在黑山的内部，他要合纵连横，面对反叛的不同部落，在镇压和收买之间来回取舍；他征税，因为没有税收就没有军队，黑山就永远无法摆脱靠掠夺和帝国施舍才能运转的诅咒；他建立第一所学校，设立现代社会的议会和警察部队；他满腔热情地把自己塑造成黑山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从俄国带回自茨尔诺耶维奇时代以来拥有的第一台印刷机，开始印刷黑山的第一本期刊，并出版自己的诗集，还邀请塞尔维亚文学和语言改革之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 i）来黑山进行语言学研究；他要把自己打造成个人魅力超凡的民族领袖，而非一个莽直的山地酋长国的头目。于是他放弃了世代的主教长袍，穿起了色彩鲜艳的黑山民族服饰。

本来，涅戈什就是一个身高两米零八的巨人。黑山男人向来高大，所以身形并不是一个黑山领袖获得人民崇拜的加分选项，然而，相比于粗犷如喀斯特地貌上风化岩石的其他黑山男人，涅戈什的容貌却像一个小姑娘一般俊秀。在采蒂涅的涅戈什的主教宫里，悬挂着描绘他的那幅著名的肖像油画——王子主教头戴黑山传统的黑色毡帽，胡须黑亮，面容白皙，眼神温柔，他坐在那里，红黑金边刺绣的皮质坎肩套在白色刺绣外面，右手略显僵硬地横摆在红格子腰带上，他的胸口别着奥比利奇勋章（Obilimedal)，这是以科索沃战役中牺牲的伟大的塞尔维亚英雄奥比利奇命名的表彰英雄主义的国家勋章。他这样几乎与世无争地注视着你，那眼神仿佛是在表示一种难以置信，因为他始终无法理解，自己这么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怎么就要肩负起这样沉重的国家建设的任务。可是那眼神又同时是对自己命运的逆来顺受，因为浪漫主义者接受自己的命运，准备把这命运的难题变成一把向存在难题发起挑战的宝剑。

虽然作为军事统领和国家世俗领袖，涅戈什都恪尽职守，但在十九世纪那样一个文明差异依然边界重重的时代，他还是无法让那些轻慢黑山的帝国用一种公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家。他邀请了很多来自西方世界的人到黑山看一看，国王、历史学家、旅行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官员、记者……他得到的失望无穷无尽。

撒克逊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来到黑山，因为他听说这里有异乎寻常的植被群，而他本人是一个博物学家。涅戈什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国王居住，但国王的回报只是对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对黑山的“草”的热爱，这让涅戈什感到又困惑又无奈；他接待来自英国的官员夫妇，但得到的反馈是这对夫妇觉得他不过是一个等在自己国家捞够了钱财就迁居西方世界的二流子君主；最让他心绪难平的，恐怕就是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爵士的访问。

这位考古学家对黑山无疑有着比他的英国同胞更深入的理解，但他还是被采蒂涅的主教宫窗户外的一座圆塔的景象所惊骇，他在一八四四年旅居黑山时，这样描述这座圆塔：

在修道院(采蒂涅修道院)正上方的一块岩石上，有一座圆塔，塔上有弹孔，但没有大炮；我数了数上面有二十个土耳其人的头颅，钉在护墙周围的木桩上，那是黑山人胜利的战利品；下面的岩石上散落着其他头骨的碎片，这些头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成了碎片；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在欧洲，在一个修道院和主教的宫殿附近，这是一种奇怪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面部特征能保存得很好，或者从这些头颅中寻找土耳其人的面相是徒劳的，其中许多头颅在这个位置暴露了多年，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的脸很引人注目;他的上嘴唇收缩着，露出一排白牙，露出一种惊恐的表情，似乎表明他在临死的那一刻，不是由于害怕，就是由于痛苦，吃了不少苦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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