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伊朗的对峙，正处在一个高度危险的临界点。
连日来，美国不断向海湾地区集结军事力量，航母、战机频繁出动，俨然一副“大战将至”的态势。面对不断逼近的战争风险，伊朗并未只走一条路，而是同时采取多重应对措施：对外保持军事戒备，对美保留谈判空间；对内迅速收紧社会秩序，加强维稳，尽量把不确定因素压到最低。在德黑兰看来，只要国内局势稳住，美国即便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也很难真正动摇政权的基本稳定。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6年开年之初，伊朗多地出现的社会动荡，才显得格外敏感和关键。这不仅是一场内部问题的集中爆发，也在客观上与外部博弈交织在一起。对伊朗而言，只有国内稳定，才谈得上对外周旋；一旦内乱失控，所有筹码都会迅速丧失。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年初的这轮动荡，更像是长期经济压力下的一次情绪集中释放。货币持续贬值，首先冲击的是伊朗社会的基本盘——巴扎商人。许多商人的房租、进货成本以美元或与美元挂钩计算，而收入只能用不断贬值的里亚尔结算，成本越涨、利润越薄，最终陷入“越干越穷”的困境。
在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周边的大巴扎，笔者的现场观察显示，动荡前后，当地连续多日出现罢市和游行。不过，从整体情况来看，参与规模并不算大。主要参与者集中在受冲击最直接的商人群体，以及部分长期对政府不满、较容易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没有走上街头。
相比街头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低落情绪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笔者在伊斯法罕与不同阶层民众交流时，多次听到类似的话：“我们不是想闹事，只是想活下去”“现在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这种无力感并不总是表现为抗议，却在日常生活中悄然蔓延：人们对币值、物价和政策充满焦虑，越来越难为未来做长期打算，同时又在“希望稳定”和“期待改变”之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情绪，使得此次动荡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突发事件，而更像是伊朗社会处在十字路口时的集体反应。从国家到个人，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正在扩散。
当地时间2026年2月9日，伊朗德黑兰，路边广告牌展示着被摧毁的美国和以色列军用飞机的插画。（视觉中国/图）
对内“短期优先”
动荡发生后，伊朗政府迅速调整重心，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内秩序和社会稳定上，推出一整套组合措施。
第一，稳价与保供。
以伊拉姆省为例，当地政府将社会不满与物价上涨、汇率波动和通胀直接挂钩。官员被要求下沉一线，联合监管和执法部门开展巡查，稳定市场预期。同时，政府推动主要生活必需品集中分配，在地方政府监督下发放，以减少囤积和投机行为。压力之下，中央层面还进一步向地方下放了部分进口权限，简化行政流程，允许通过以物易物、海运等方式快速补充基础物资。
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一举措短期内收获了一定成效。以“拉丹”牌1.5升装的食用油为例，动荡前约80万里亚尔（约合人民币4元），动荡集中爆发期间一度升至约600万里亚尔（约合人民币30元），涨幅超过6倍，且多地出现“一人限购一瓶”仍“有价无货”的情形。
而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施行，食用油等基础物资供应基本恢复正常；主要生活物资价格虽未完全回落至动荡前水平，但也已趋稳。
第二，断网。
根据笔者在伊斯法罕的观察，自1月8日21时26分起，当地国内和国际互联网被同时切断，网络、电话和短信一度全部中断，其力度明显高于以往。多家伊朗主流媒体指出，在抗议演变为骚乱后，伊朗“完整、稳定”的国际互联网接入中断数周。后期虽然有所恢复，但普通民众仍仅能“滴水式”短暂连接国际服务，甚至出现“商人需在监管人员在场时获得20分钟国际互联网使用时间”的说法……这种“精确调控”显示，德黑兰正加速推进“长期数字孤立”战略，试图从物理底层彻底切断社会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实时连接通道。
断网带来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据估算，国际互联网中断对宏观经济造成日均损失约5000亿土曼（约合人民币2500万元）。除了显性的经济账，信息阻断更隐蔽的后果在于制造了巨大的“叙事黑洞”。在缺乏独立信源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动荡代价的评估与伊朗官方叙事形成剧烈反差。
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伊朗国内互联网已基本恢复正常运行，国际互联网亦可访问，但网速与稳定性仍低于动荡前。政府在阶段性控制目标实现后逐步回撤强管控，反映出对经济成本与社会反噬的现实考量，也凸显互联网在当代伊朗治理中的敏感性。
第三，安抚与补偿。
伊朗总统办公室近期宣布将公开发布近期事件遇难者信息。据2月1日发布的数据，有2986名遇难者的身份信息已得到确认，另有131名遇难者的身份信息不明，需要进一步核查。政府正在着手建立官方查询系统，以便在尊重逝者隐私的前提下向其家属开放。同时，政府推出“拯救数字经济的八项方案”，对本土数字经济企业、知识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已意识到强力治理带来的经济反噬，并尝试通过财政金融手段进行修补。
整体来看，伊朗政府的对内治理呈现出鲜明的“短期优先”特征，即先稳住局面，再谈修复。短期内，这一策略有效压制了不稳定因素；但能否恢复长期信心，仍有待观察。
强硬、克制与话语反击并行
国内局势趋稳后，伊朗迅速将叙事重心转向对外，尤其是围绕美国的军事施压，塑造“强硬但不失克制”的“复合姿态”：一方面强调美国是紧张的制造者，制造强硬的军事叙事；另一方面反复释放平等谈判信号，争取外交斡旋，表现出较为克制的态度。
实际上，佩泽希齐扬政府正处于两难境地。若接受美方关于削减导弹和停止浓缩铀的苛刻条件，可能引发国内强硬派的政治海啸；若维持现状，则必须面对西方媒体所预警的“自1979年以来最脆弱的生存时刻”。因此，如何通过“复合姿态”稳定国内民心、争取外交声援，成为佩泽希齐扬政府的首要关切。
第一，军事安全叙事：把美国塑造为“紧张制造者”。
伊朗媒体集中报道美国在海湾增派航母、战机与装备，以及在卡塔尔、约旦等地形成支援单元并举行演训，将其定性为“紧张升级”“不稳定行为”，并强调这类举动的目标未必是立即开战，而是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迫使伊朗长期处于高成本戒备。这一叙事一方面为国内的非常规管控提供合理化支撑，另一方面也向外界传递“伊朗将把危机责任指向美国”的政治框架。
第二，外交叙事：不拒绝谈判，但拒绝“胁迫式谈判”。
针对美方一边宣称“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一边不断强调“军事选项依然存在”的矛盾表态，伊朗媒体普遍采用并置式报道，以此说明，美国口中的“谈判”，并非平等对话，而是以施压和威胁为前提的交易。
佩泽希齐扬在与卡塔尔、巴基斯坦领导人的通话中强调，若美方真寻求外交，就应停止挑衅性行为并以行动证明对话诚意。伊朗“不主动发动战争”，但不会在谈判中接受威胁或攻击。这种表述成为了伊朗对外叙事的模板：谈判可以，但前提是安全，底线是尊严。
第三，国际舆论与制度战：指控美国推动“人权化、法律化”的施压工程。
围绕联合国安理会、人权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相关动向，伊朗媒体与受访人士倾向将其解读为分工明确的政治工程：伊朗国内骚乱未达预期后，外部力量转向“人权叙事”与制度性指控，为更强硬政策制造合法性。同时，伊朗强化与地区国家沟通，强调“反对战争、反对制裁、维护主权”的区域共识，以对冲美国的安全叙事，并在外交上塑造“理性克制、支持对话”的形象。
总体而言，伊朗媒体呈现的对美姿态，是以强硬叙事维系内外威慑，以条件化对话保留回旋空间，以制度战话语争夺国际解释权。动荡之后，伊朗政府需要同时向国内证明“我能控制局面”，也向外部证明“我仍有谈判与反制的筹码”。
与媒体官方宏大叙事相对的，是广大普通群众的民间叙事。实际上，与大多数国外媒体所渲染的不同，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军事威胁，绝大多数伊朗人并不慌张。笔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伊朗民众。一名伊朗伊斯法罕大学教师接受采访表示，“特朗普不时发表战争言论，宣称其已在波斯湾部署战机军舰，这并非新鲜事。伊朗人民根本不会畏惧这类威胁。塔巴斯沙漠的守护神同样也是波斯湾水域的守护神”。
结合其他访谈，笔者认为，这一见解颇具代表性。而要理解这种主流民间叙事的逻辑，必须回到问题本身，即长期以来美伊的敌对关系。
美伊关系的紧张，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长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极限施压”以及2025年“十二日战争”对核基地的打击，这种紧张态势被推向极致。长期高压笼罩下，伊朗民众紧绷的神经如同失效的发条，彻底失去回弹的韧性。这种极度疲惫，最终异化为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以及表象上“无所谓”的淡漠。
生活确定性的丧失
显然，个体的焦虑无法阻止里亚尔的崩盘，亦无法修补破碎的生活。这种深刻的无力感迫使人们向现实低头。与其在恐惧中耗尽心力，不如潜入官方的宏大叙事中，寻求某种精神庇护。不可否认，官方叙事拥有一套自洽的逻辑，构成了民众信任的基石。从1980年美军试图投降并解救人质的“鹰爪行动”折戟沉沙，到2025年伊朗以“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贯穿以色列防线——姑且不论是天意成全还是“非对称战略”的胜利，这些战绩确实为民众提供了“国家有能力捍卫主权”的实证。
退一步讲，在这个动荡时代，除了相信国家，个体又何处可依？但是，也需要注意到，这种“不恐惧”的表象极其脆弱。有伊朗受访者坦言，每天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昨晚是否爆发了战争——或许这才是麻木外壳下最真实的生存焦虑。相比之下，另一些受访者的缄默则显得意味深长。这种沉默，或许源于对红线的忌惮，更或许是因为在宏大的地缘政治困局面前，任何个人的悲喜叙事都显得苍白多余。这种普遍的失语，恰恰映射出一种处于临界点的、消极的社会心理图景。这种混合着麻木、恐惧、迷茫的社会氛围，无疑给伊朗的未来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2026年初，伊朗的动荡更像一次“压力测试”，它让人看到伊朗治理机器在短期维稳上的动员能力，也暴露出经济基本面与社会信心的深层脆弱。对普通人而言，最强烈的并非政治口号，而是对生活确定性的丧失。币值、价格、工作与未来计划都在变动中失去锚点。笔者在伊斯法罕听到最多的，并不是“要不要改变”，而是“还能不能撑下去”。这种弥漫性的迷茫，意味着即使街头平静，社会内部的焦虑却并未真正消退。
面向未来，伊朗政府若要降低动荡的再发生概率，首要仍是民生与币值问题，尤其是里亚尔持续走低带来的系统性压力。但从现阶段看，单靠内部行政调控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汇率与通胀困局——稳价可以争取时间，却无法长期替代增长与信用修复。真正触及根源的路径，仍在于对外环境的再塑造，即是否以及如何重启与西方国家的实质性谈判。谈判的关键不在“回到桌前”本身，而在信任重建、条件设计与交换节奏。
如何在安全底线与经济松绑之间形成可执行的交易结构，考验伊朗决策层的谈判智慧。
若能在强硬姿态与策略灵活之间找到新平衡，里亚尔与民生压力或可获得缓冲；若谈判长期停滞，社会将更倾向于“走一步算一步”的自我防御心态，而这种心态一旦固化，往往比一次动荡更难治理。
• （作者：曾涛，伊朗伊斯法罕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何乐星，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