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天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一、被悬置的“晚年”
今年的春节团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对于在城里打工的中老年人来说，“养老”这个词太奢侈了，也太遥远了。它既不是一个可以规划的终点，也不是一个可以预期的归宿，而是一条充满了未知数的、走一步看一步的夜路。
他们就是“农民工”，但在这个语境下，更准确的称呼或许是“城市边缘劳动者”。他们普遍在50岁到65岁之间，既不像父辈那样完全依赖土地，也不像年轻的“00后”那样有机会融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身体还在城里卖命，灵魂和养老却无处安放。
这种“未知”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前路的未知。是继续留在城里打工，还是回村种田？这个选择题看似有答案，实则根本不由他们自己决定——决定权在“工头”手里，在身体状态手里，在用人单位的“年龄红线”手里。
二是保障的未知。养老保险交了，但可能白交；年限不够，享受不到；年纪到了，活儿没了。他们像一群在冬天赶路的人，看着前面的人有棉袄（退休金），自己手里却只有一张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保单”。
二、不敢老的打工人
在这个春节的饭桌和巷尾，我记录下了几个极具代表性的片段，它们拼凑出了这一群体真实的生存图景。
1. 社保“悬空”：交了，但可能白交
从社保情况看，在村里出来的打工人，五六十岁的大致分为三类：没交过的、刚交的、交不够的。
张先生（Z1）是1966年生人，他自2000年之后就陆陆续续出来打工，但是都是打零工，跟着包工头干的是泥瓦匠，自然是没有所谓的社保。包工头随工程走，干的是“天工”和“力工”，轮季打零工，家里农忙回家忙。他出来定点打工比较晚，2017年来到现在的城市杭州，自2018年十月才接触目前的“定点工作”（环卫）。因为真正进入一个像样的、给交保险的单位干活，已经是50多岁的事了。到现在，他勉强交了8年左右的职工养老保险。还有半年，他就满60岁了。
“差好几年呢，够呛。”“到时候单位不要了，我只能把社保转回老家。转回来能有多少？一个月百十来块？管什么用？”
更尴尬的是妻子李女士（L1）。李女士1964年生人，她压根就没在城里交过职工保险，只在村里交过一二百块的“农村养老保险”。自2012年开始，交6年100每年的养老保险，9年200的，最后一年因为到了60岁还没交够15年，所以一次连交带补交了2年的。现在已经开始领钱了，一个月200块钱。如果对于一个农村老太来说，200块钱买买馒头，种个菜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她，一个孩子（儿子）还未毕业、未结婚的河南父母来说，200块钱的收入聊胜于无，养老的唯一指望就是“能动一天，挣一天钱”，因为“稍微动动，就能有上千块的收入一个月”。
这种“社保悬空”并非个例。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不是所有单位都给交，有的单位给交，但交不够。” 许多人是近十年才从零工转成稳定工的，而15年的缴费门槛，对他们来说像一道天堑。一旦跨不过去，单位这些年交的那部分，就真的只是帮社保基金的池子做了贡献，与自己晚年的现金流关系不大了。而一次性补缴的起步线也是10年，也就是没交够十年的，是没有补缴资格的。最后只能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200块的养老金不可能留在城市立足，回村养老仿佛是最终的归宿。
早上四点上班的环卫民工老张
2. 工作“卑微”：生怕不让干了
大年二十九，常年在杭州做卫生工作的老张夫妇仍然坚守岗位。往年他们都是春节过年可回可不回老家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大不了就是少挣几天春节的加班费。今年却有点不一样。酒过三巡老张说了实话：“实在是不敢回家啊。今年单位搞名堂，都说是要辞掉几个交社保的，招那些60岁以上不要社保的，能省钱。”
他告诉我，现在单位根本不缺人，有的是老头老太太排队等着干。为了保住工作，单位想了个办法：今年凡是要请假的、回家的，先签一份“离职协议”，回来再办入职。这样一来，你的工龄断了，社保记录也断了，再回来单位要不要你就不是自己说了算了！
可问题是，一个人一年到头哪有没事的？哪有不需要假期的？他告诉我，最离谱的是有一个年近60的女同事，儿子结婚都没回去，被这个“请假”即“离职”的事情完全拿捏了，生怕“丢了工作又丢了保险”！
“今年凡是单位交社保的，都没敢回家过年。”老张说，“我今年年中家里变故回家办事，也是硬着头皮回来的，当时还给主管送了烟，求着人家别把我顶了。”
这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是这群人最大的心理负担。他们明明已经到了该含饴弄孙的年纪，却要像刚入社会的新人一样，小心翼翼地讨好领导，生怕因为“年纪大”、“有社保”而被优化掉。
3. 心态的“悖论”：挣钱是一种证明
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干？如果只是为了钱，似乎可以解释一部分，但深聊下去，还会发现一种更深层的东西。
老张的四姐张女士（Z2）今年66岁了，也在附近打工，同样春节也没回河南老家过春节。她身份证早就过了用工年龄，托人改了一张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了十岁，在银泰大楼打扫卫生，并且一入职就是给的长工，因为这种既不要社保又能干很久的“56岁年轻人”是很难得的长期劳动力。
她早上九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一天干十三个小时，吃喝都在自己负责卫生的区域，全年无休，休息一天扣200块钱，一个月5100块钱。
问她：“累不累？是不是该歇歇了。”
她说：“累啥？能动就得动。”“家里需要钱啊，还有两个儿子没结婚呢”“在老家闲得住？浑身不得劲。再说了，你只要还能挣钱，就证明你还没老，不是个废人。等哪天真干不动了，躺在床上让人喂，不仅不能帮孩子忙还成了累赘那才是真老了。”
这番话让我触动很深。对老一辈民工来说，“挣钱”是一种融入社会的刚性需求，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证明。他们习惯了养家，习惯了付出，习惯了给孩子提供支持。如果突然停下来，那种“被需要感”的丧失，比身体的劳累更可怕。所以，哪怕是用假身份证，哪怕是在一天到晚连轴转，哪怕全年无休，他们也愿意干。
至于养老，那是完全动不了的时候才考虑的事情！
4. 回乡的“不甘”：种田只能糊口
既然城里这么难，为什么不干脆回村种田养老？
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被访者都摇头。
“种田？不行了。”老张（Z1）说，“咱这儿几亩地，一年到头也是累死累活，刨去种子化肥，一年剩千把块钱。够干啥？买药都不够。”
“在城里，随便干点啥不比种地强？”“实在不行了，我去收废品，或者去市场卖烤红薯，一天也能挣个百八十块。总比脸朝黄土背朝天强。”
从他们内心讲，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数年乃至十年，习惯了哪怕微薄的现金流，也习惯了城市的便利和节奏。让他们回到农村，过那种“自给自足”但口袋里没钱的日子，他们是不甘心的。但现实是，他们微薄的养老金，又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留在城市养老，一旦现在的工打不了的，身体扛不住了，单位要“优化了”，不回村去养老，还能去哪里？
三、为何会陷入“未知”？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需要剖析其背后的运行机制。
一是“恶币驱逐良币”。企业为了节省成本，自然会倾向于招用“不需要交社保”的超龄人员，“现在单位不怕没人干活，有的是人”这个笑话早就已经不是笑话了，反映出的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真实的现状。一定意义上五六十岁的打工者“社保不是福利”，反而会成为拖累他们就业的“绊脚石”，虽然这责任主要在企业。企业“离职重签”等手段剥削老员工实际上是规避法律责任，把养老成本从企业完全剥离出来重新交给社会、交给家庭。
二是制度门槛与现实脱节。15年的社保缴费门槛，对于从土地中走出来、职业生涯断断续续的农民工来说，实在是太高了。他们年轻时没有这个概念，中年时没有这个机会，等到晚年终于想交的时候，时间却不够了。最终的结果就是“职工社保转回居民社保”，待遇断崖式下跌。制度设计时假设的是“稳定的职业生涯”，而他们面对的是“碎片化的生存”。
三是代际责任与自我认同的绑架。
可以这么说，父辈这一代民工（50-65岁）是中国最勤劳、最能隐忍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里，没有“退休”二字，只有“干到不能动，干到死”。他们不仅要养活自己，往往还要补贴子女（买房、带孩子）。这种由传统执念带来的“养家”的任务，压得他们不敢老。同时，如张女士（Z2）所言，“能挣钱”就是抵抗衰老、获取家庭话语权的最后武器，就说明还有用。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就意味着从“生产者”变成了“拖累者”，这种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乃至许多老人无法接受，并且越是年轻时热爱劳动爱奉献，就越不能接受。
结语
春节的鞭炮声终将散去，未返乡的老民工们兢兢业业的坚守岗位，返乡的这些“老打工人们”也将踏上回城的班车，但是他们的前路依然未知：或许明年那个地方就不要他了，或许社保最终还是交不齐，或许某天身体突然就不允许继续劳碌了。
但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未知，嘴上的豁达是真的：“让干干，不让干拉倒，到时候摆个摊卖烤红薯。”这是底层劳动者顽强的生命力，也是他们的自我安慰。只是，当一个社会最勤劳的那批人晚年也要经受“悬空”和“卑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一问城市的高楼大厦里面，有多少块砖是他们这种“未知”的晚年砌成的？我们又能为这些“铺路石”如何铺出一条稍微看的见的回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