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孤独斗士1914-1918》
[德]托马斯·德·帕多瓦 著
盛世同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1月
文 | 托马斯·德·帕多瓦
没有哪一位科学家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样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通常情况下，一位物理学家的名声建立在被专业同行引用的基础上，爱因斯坦却是通过一系列间接的连锁反应而无意中走到了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广义相对论使他享誉全球。
爱因斯坦在战后不久就获得了如此盛名，首先应当归功于他划时代的发现。1914年-1918年，他推翻了牛顿对重力的认识，为科学界开辟了一个关于空间、时间和宇宙结构的全新且不易洞察的领域。如果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我们所经历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那么我们就能够预想到，为什么他直到生命的终点都在思考广义相对论，以及为什么它至今仍在激发人类无穷的想象。
不过，只有看一看政治形势，才能理解他在战后获得的国际知名度。在柏林，爱因斯坦被说成是追求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目标的先锋斗士。如今，他升级为一位楷模。这位物理学家为未来将长期被排除在国际会议之外的德国科学界充当了“招牌”。
除了爱因斯坦，还有谁能在国外重建他们受损的声誉呢？现在，其他国家的人把他视作不曾在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学者的战争狂热裹挟的科学家。
然而，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很久都不知道或不愿承认的是：爱因斯坦是作为瑞士公民来到柏林的。同所有瑞士人一样，德法之间的战争在他看来仿佛是手足相残。他在战争岁月里表现为信念坚定的欧洲人，这对他来说不是自我吹捧的理由。1918年春天，他向医生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尼古莱写道，假如他作为瑞士人采取了另一种立场，那么他就要受到最猛烈的谴责。他早就在批评自己了。他向尼古莱解释说，在纠正公共观点方面，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厌恶我的这番不作为。”
爱因斯坦在这里表露了一战和二战中的其他许多人所表现的同一种谦卑。那些为帮助别人或影响公众意见而有所行动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更多。
由于他在1914年8月留在了德国而不是像瑞士人那样离开，一开始面对普遍的战争狂热，他被咒骂为“态度消极”。如果像很快就遭到“贬谪”的尼古莱那样积极投身政治事务，爱因斯坦也许会被驱逐出德国。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里，他只希望这场噩梦能够赶快结束。
他本可以继续对战争进程不闻不问，完全埋头于物理学。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正好相反，他被同事们视为学者中的例外。对马克斯·普朗克来说，他已经是“哥白尼再世”了。
但是，爱因斯坦觉得自己放不下对公共福祉的担忧。他的全部通信表明，战争破坏和人类苦难的规模之大以及国际科学往来中断令他深感痛心。
在战争中，他复杂人格的一些棱面被特别地呈现出来：他强烈的同情心和近乎怪癖的思想独立性、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他心不在焉又怅然若失的父亲身份、他的无家可归和他与犹太民族的休戚相关、他具有感染力的热情和可能伤到他人的锐利、他勇敢而不落俗套的行为和他对一切军事事物的敌视、他的精英意识和他的谦虚、他的冷嘲热讽和深深的愁绪。
他完全无法理解他的同事马克斯·普朗克、弗里茨·哈伯和瓦尔特·能斯特于1914年秋天在沙文主义的宣言《告文明世界书》中清楚表达的战争热情。这份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德国科学界在战后遭到抵制的宣言激起了他的反抗。作为对此的直接回答，35岁的爱因斯坦为和平主义的呼吁——《告欧洲人民书》——提供了支持。这是一场变化的开端。
从此，战争迅速地让他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新祖国同盟”使他发现了加入关于战争目标的辩论等政治讨论的机会。该组织致力于实现基于和解而没有兼并的和平，并与国外的和平主义社团保持联系。他自己也成长为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
同时，广义相对论就像一头好久没有等到喂食而从他身边羞怯地跑开的小鹿。当他发觉结束这项事业的希望正在减退的时候，他便开始疯狂地对物理学材料进行修改。于是，他在几个星期内就完成了他建立在对空间和时间的全新理解基础上的引力理论——这是现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个人成就。
但在1915年秋季，哪怕是这项紧张的研究也没有妨碍他为一本所费不赀的“祖国纪念册”写下他个人对战争的看法。在一战期间，爱因斯坦从一位只关心科研和教学的物理学教授转变成一位在德国现身于专业领域之外的学科带头人及和平主义的捍卫者。他自由的科学思考和博爱的反战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在政治问题上，爱因斯坦也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他不愿意接受欧洲好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现实，这种理念导致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他的想象力使他得以摆脱当下的思想禁锢，展望未来各国将会团结成一个国际联盟。它将带来希望：实现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这让他在革命期间的柏林以及战后的美国（特别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早已提出类似目标）受到欢迎。对于后来在德法和解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中的成员身份，他在1914年-1918年也已经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和平主义思想使他被柏林的科学界孤立了。他就像水面上的一滴油，他在给海因里希·仓格尔的信里写道。一些差异，包括未曾明说的人生观，把他与众人分隔开来，“但始终通过纯粹的知识——当然特别是物理学——维持着联系”。
爱因斯坦需要像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和马克斯·玻恩那样能够倾听自己想法的思考伙伴。但就算是普朗克和玻恩——他同样喜欢时不时地和他们一起演奏音乐——也从来无法像瑞士和荷兰的朋友那般亲近。
这个独来独往、不循规蹈矩之人坚持自我，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显得“有毛病”，他们把他的和平主义描述成“扎眼”，把他的政治观点形容为“天真”。他的私人通信表明，他以十足的自信和更多的直率面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者。随着战争拖得越来越久，他有意识地挑起政治辩论。他的争论具有格外宽容的特征。
“叔本华有格言曰，‘人虽然能够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这从我小时候起就映在我脑海里，始终是我在面对和承受生活的艰难时的慰藉，也是宽容的一个不竭源泉”，爱因斯坦将来会如是说。
本书为他与弗里茨·哈伯之间常常受到误解的关系花费了不少笔墨。哈伯非常关心他推崇的“新柏林人”及其家庭。但是，他们在科研方面没有共同点，哈伯也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根据资料我们可以确认，爱因斯坦与哈伯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他们在1915年分道扬镳。在战争的后几年，几乎不再有线索表明他们还保持着联系。
爱因斯坦对毒气战态度不明，这有点令人费解。与无限制潜艇战不同，在战争期间使用化学刺激物和化学战剂从来没有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而在爱因斯坦看来，战后禁用毒气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想要给战争预设某些规则和限制，我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战争本来就不是游戏，因此无法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只有“遵守规则”的战争才能被制止。爱因斯坦有没有在私下里向哈伯表示过反对毒气战，我们无从得知。但不大有理由认为，他偏偏会在这个问题上对哈伯有所保留。
爱因斯坦没有气愤地离他而去，相反，他没有断绝同其好友仓格尔口中的“毒气狂热分子”和他自己形容的“疯狂的野蛮人”的联系。基于个人经历，他清楚他的族人从小受到的歧视。对他来说，热衷于同化和军事的哈伯——他的妻子在1915年5月用他的配枪自尽——也是一个悲剧人物：这位值得同情的、接受了洗礼的“犹太枢密顾问”不仅想为德国社会献身，还想要出人头地。爱因斯坦认为，哈伯的命运是“德国犹太人的不幸，是被鄙夷之爱的不幸”，直到1934年哈伯去世后，他还在给其子赫尔曼的吊唁信中如此写道。
整个战争前后，理论物理学都是爱因斯坦的精神锚地。有时，他活得像一个隐士，整日闭居在他深邃的、传记作者也无法洞察的思想世界里，尽管他在许多年后仍真诚地面对许多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审视它们。由于不是专攻单一科目，他始终在相隔很远的领域之间搭建桥梁。他联想式的思想回路和数学遨游是无法被准确描绘的。所有关于广义相对论诞生史的描写都会在这里遇到极限。
爱因斯坦从来都不理解，用实验证明他的理论会在一战后引发如此热烈的欢呼。多年之后，他在给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厄的一封信里写道：“如果说，我在一生漫长的沉思中学到了一点，那就是，与我们多数同时代人所以为的相比，我们距离获得关于基本事实的更深刻的认识还非常遥远……以至于（对广义相对论的）大声欢呼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对此，冯·劳厄有不同看法，“后世将会设定一个不同的尺度。他们不会问这样一个人距离自设的目标有多远，而是会问，他给现有的知识宝库增添了多少东西”，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努力使这样的知识为人类的和平共处服务。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孤独斗士1914-1918》；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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