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剧艺社（“中艺”）是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指导下创办的民营职业剧团，它引领并推动了大后方戏剧运动蓬勃开展，为话剧舞台艺术成熟和抗战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文献汇编，该成果囊括了中艺从成立到解散所能发现的所有第一手文献，同时涵盖了中艺解散后70多年间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文史家的钩沉文章、未刊文献。
书稿由四大板块组成，分别为演剧篇、剧人篇、剧话篇、忆旧篇，共22章。前三编收录的是1949年以前的文献，后一编收录的是1949年以后的文献。
全书共四编，第一编是演剧篇，收录了中艺特写、公演特刊、演出报道、演出海报、排练场上和演出评论等。第二编是剧人篇，包括剧人感怀、剧人印象、剧人行踪、剧人凋零。第三编是剧话篇，包括剧本讯息、剧作评论、其他评论、戏剧生态、理论探讨、茶会座谈、诗词书信、遗闻轶事等。第四编是忆旧篇，收录了回忆录、档案日记、往事钩沉和未刊稿。
第一编 演剧篇
凡 例
第一章 中艺特写
一 战时辉煌期
二 战后衰落期
第二章 公演特刊
一 中华民国第四届戏剧节纪念特辑(《国民公报》)
二 中华剧艺社成立特刊(《新蜀报》)
三 中华剧艺社首次公演特辑(《时事新报》)
四 中华剧艺社首次公演《大地回春》特刊(《国民公报》)
五 屈原公演特刊(《新华日报》)
六 屈原公演特刊(《时事新报》)
七 《屈原》专页(《新蜀报》)
八 《屈原》演出特辑(《新蜀报》)
九 《屈原》专页(《中央日报》)
十 《风雪夜归人》专页(《新华日报》)
十一 《第七号风球》演出特刊(《华西晚报》)
十二 中华剧艺社莅蓉公演特刊(《华西日报》)
十三 《家》专页(《华西晚报》)
十四 中华剧艺社旅内公演纪念特刊(《剧华》)
十五 中华剧艺社公演特刊(《武汉日报》)
十六 中华剧艺社公演特刊(《大刚报》)
第三章 演出报道
一 重庆初创
二 转战成都
三 川西南巡演
四 扎根成都
五 返回重庆
六 途经武汉
七 复员回沪
第四章 演出海报
一 1941-1942年“雾季公演”时期
二 1941-1943年“雾季公演”时期
三 1943-1944年“跑码头”时期
四 1944-1945年“三益公”时期
五 1945-1946年“返渝”时期
六 1946年“复员”时期
七 1947年“上海滩”时期
第五章 排练场上
一 《面子问题》
二 《法西斯细菌》
三 《家》
四 《胜利号》
五 《天国春秋》
六 《桃花扇》
七 《离离草》
八 《棠棣之花》
九 《大雷雨》
第六章 演出评论
一 《大地回春》
二 《愁城记》
三 《天国春秋》
四 《钦差大臣》
五 《面子问题》
六 《忠王李秀成》
七 《屈原》
八 《法西斯细菌》
九 《长夜行》
十 《孔雀胆》
十一 《风雪夜归人》
十二 《石达开》
十三 《复活》
十四 《家》
十五 《棠棣之花》
十六 《桃花扇》
十七 《结婚进行曲》
十八 《戏剧春秋》
十九 《刘伯温与苏皎皎》
二十 《升官图》
凡 例
第七章 剧人感怀
一 导演心声
二 演员心得
三 剧作家心曲
第八章 剧人印象
一 导演
二 演员
三 幕后工作者
第九章 剧人行踪
一 中艺剧团
二 理事会成员
三 演职人员
第十章 剧人凋零
一 沈硕甫逝世
二 张树藩逝世
三 彭波逝世
四 江村逝世
五 施超逝世
六 贺孟斧逝世
七 姚宗汉逝世
凡 例
第十一章 剧本讯息
一 剧本创作
二 剧本审查
三 剧本奖励
第十二章 剧作评论
一 《面子问题》
二 《天国春秋》
三 《屈原》
四 《法西斯细菌》
五 《长夜行》
六 《孔雀胆》
七 《风雪夜归人》
八 《石达开》
九 《复活》
十 《家》
第十三章 其他评论
一 参与演出的剧目
二 综合类评论
第十四章 戏剧生态
一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二 抗战胜利后的汉沪
第十五章 理论探讨
一 剧本创作
二 导表演艺术
三 综合研究
第十六章 茶会座谈
一 戏剧座谈
二 剧人联欢
三 祝寿茶会
第十七章 诗词书信
一 诗词
二 书信
第十八章 遗闻轶事
一 戏场内外
二 婚丧嫁娶
三 日常生活
凡 例
第十九章 回忆录
一 追忆剧社
二 追忆剧人
三 追忆往事
四 晚年重聚首
第二十章 档案、日记
一 档案
二 阳翰笙日记
三 叶圣陶日记
四 常任侠日记
五 黄炎培日记
第二十一章 往事钩沉
一 剧社与社址
二 剧人与剧事
第二十二章 未刊稿
一 信函
二 口述文献
大事记(1941-1947年)
参考文献
后记
马俊山
吴彬做了一件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价值首先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这是一套中华剧艺社演剧与接受文献的集成，填补了中国话剧史料建设的一处重要空白。
据我所知，这也是继《田汉南国社话剧史料整理及研究》（李歆编著，全十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初版）之后，又一大型话剧社团文献汇编。
全书四编二十二章，绝大多数资料采自当年的报刊杂志，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文献的原始样貌，既有创作、演出、人事资料，也有传播接受信息和各种评论文章，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华剧艺社的演剧活动和和内外部关系。
第四编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一些与中华剧艺社有关的档案、日记、访谈、书信和未刊稿，由此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华剧艺社的体温、质感与肌理。
该书的意义在于，它将中国话剧繁盛与萧条的底层逻辑，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话剧研究从文学到演出，从主体建构到体制机制的扩展推进，提供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翔实、可靠的学术资料。而这些底层逻辑已经被各种新老教条，如战斗性、民族化、大众化、现代性等等，遮蔽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材料就是思想。
中华剧艺社是中国话剧“黄金时代”（即成熟期）最具代表性的演剧团体之一。它1941年成立于战时首都重庆，到1947年在上海停业解散，六年间上演了大小几十个戏，打造出《屈原》《天国春秋》《风雪夜归人》等舞台艺术经典，代表着1949年以前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最高水准。
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民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新中国剧社、中国艺术剧社，跟国民党体制内的几个专业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共六个中字号剧团，以及遍及大后方各行各业和大中学校的业余或半业余剧社，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话剧创作与演出的繁盛景象。
其中，中华剧艺社是最具代表性的民营职业剧团。从中华剧艺社的演剧活动中，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中国话剧荣辱兴衰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有的艺术生态。
当代话剧的主客观条件，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相比，无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辉煌亮丽的大剧场，世界一流的舞台装备，已经是当代中国一二线城市建设的标配，并迅速向三四线城市漫延。走进很多县城剧场，其建筑之精美，设施之完备，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庞大的人才队伍，巨量的公共财政支持等等，这都是中华剧艺社那一代剧人梦寐以求却又无法实现的。
他们的创作条件之艰苦，演出条件之窳陋，政治形势之动荡，社会环境之险恶，则是当今的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却创作并演出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剧目，塑造了众多鲜活的舞台形象，产生了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为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和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许多方面，至今仍难超越。
时光流转，政权更替，社会变迁，人心幻化，都不足以磨灭其丰功伟绩，而更显其独特之价值。
面对历史，我们不禁会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华剧艺社的辉煌，又是什么力量窒息了中国话剧的这份荣光？
对此，吴彬在其专著《中华剧艺社演出史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初版）里有深入的探讨和确切的解答。
简而言之，不外乎两点，一是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中国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在激励。主观需求和客观条件，缺一不可。
但能够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却是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中华剧艺社的一切。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说到底，它还是个民营职业剧团，是靠演戏挣钱吃饭，养家糊口的艺术团体，一天也离不开市场。中国共产党对它的影响，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其演艺事业也是在广大观众的簇拥中走向巅峰的。
所以，当内战骤起，市场崩溃之际，无论怎么挣扎，中华剧艺社都无法逃脱停业散伙的劫难。
而国民党的政治压迫，最具杀伤力的是超额捐税。“特别是在抗战后期的1943年7月至1946年12月期间,连续3年半保持在103%以上,令人难以置信”。“无怪乎连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都认为,这实际上是‘寓禁于征’了”。（见马俊山《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结果必然是剧团越演越穷困，剧人越演越潦倒，贫病而亡者不在少数（见本书第十章）。超额捐税不但严重破坏甚至摧毁了话剧的艺术生产力，也扭曲了真实的艺术供求关系，导致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主催”和“义演”。
严酷的戏剧审查，杀伤力反倒有限，经验丰富的剧人们总有办法绕行或糊弄过去。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本书亦有收录。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如阳翰苼的《草莽英雄》，便被中审会禁扣了好几年，直到抗战结束才发还并上演。比起单纯的政治迫害和思想束缚来，跟政权结合的经济打压更像是釜底抽薪，让戏剧艺术变质变味，甚至无法生存。
1943年以后，包括中华剧艺社在内的各职业剧团，剧目生产和演剧质量明显滑坡，演员走穴和粗制滥造的“打游击”演出比比皆是。这都是国民党挤压、摧残、阻断和破坏演出市场造成的。如果正常演出总是入不敷出，演职人员长期陷于衣食无着，贫病交加的境地，生存尚且困难，又怎能保证创作水平和演出质量呢？
中华剧艺社在1943年6月离开重庆而西迁成都，1947年6月以后在上海停止演出活动，主要原因还是艺术与市场的正常关系被政治所破坏或摧毁了。
古今中外无数史实证明，只要给戏剧以市场，戏剧就能发生发展繁荣。无论杂剧还是传奇，京剧还是话剧，其发生和发展都跟市场息息相关。
因为，它们都是大众艺术，其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大众的广泛参与，而大众的聚集处，一是广场，二是市场。所以，无论古希腊戏剧还是中国戏剧，发源地不是广场就是市场，或二者的结合。
公元前六世纪特斯庇斯演戏的地方，是雅典的一个市场，一千多年后的宋金杂剧，则是诞生在称做“瓦市”的大市场里。西方中世纪禁止娱乐，但游走四方的戏剧艺人硬是靠着微弱的市场支撑存活了下来，为文艺复兴时期各地方（国家）戏剧的勃兴保留了火种。杂剧、昆曲、京剧，兴衰之道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在于市场的接受或抛弃。
话剧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上海市场的容纳与庇护，从日本引进的新剧（文明戏）是无法存活的。只要有市场，哪怕很小，戏剧也会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相反，如果市场被侵占或没收，戏剧就只剩了两条路可选。一条是被收编或收买，为权力演戏，或沦为豪门的玩物，戏虽活着，魂却死了。另一条是停业散伙，为艺术尊严和思想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抗战胜利后，原来活跃在大后方的各大职业剧团，以及尝试职业化转型的第二和第九抗敌演剧队，便都面临着这种两难选择。他们挣扎过，抗争过，变通过，但最后都失败了。
特别是像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中央青年剧社这种名义上受国民党控制的职业话剧社团，拒演当局的“剿匪”戏、“戡乱”戏，演其它戏又没有市场，或市场萎缩，票房不足，入不敷出，不散伙又怎么可能呢？
当然，市场并非铁板一块，亘古不变。足以影响市场的因素很多，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等都会使市场扩大或缩小，增厚与变浅。干涸或坍塌也是常有的事。
进步的政治、思想、文化对戏剧艺术的促进作用，一般都是通过扩大戏剧市场的方式实现的。同样，反动的政治、思想、文化对戏剧的扼杀，通常也是假市场之手进行的。
国民党的戏剧审查制度，其目的就是不让剧团演好戏，演反映现实，反映人民意愿的戏。不让剧团好好演戏，或让剧团演不好戏，剧团就没票房，演职员没饭吃，戏剧与市场的联系被割断，进步戏剧就很难生存了。
而中国共产党在戏剧领域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广告、新闻、报道、评论、采访、座谈等合法手段来推广优秀剧目，扩大戏剧市场，支持剧团的生存与发展。这方面的史料本书收录较多，指向多与市场有关。
抗战时期，无论大后方还是沦陷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冲突和紧张一直存在，但演出市场也一直存在。
由于各种因素的钳制和压迫，演出市场的发育并不充分，更谈不到健康，但它为职业演剧提供了最起码的条件——社会化的人力、财力、艺术和思想资源，以及一定程度的创作和演出自由。
艺术生态虽然凶险，但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如果忽略或回避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或学术前提，任何研究成果都不可能真正揭示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奥秘，也不可能对当代话剧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研究归研究，实践归实践，完全两张皮。
我读过不少研究民国话剧的书，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很难跟着作者的思路走进那些曾经的历史场景，回味那些探路者的酸甜苦辣，激动与消沉。
好像我们跟历史隔着一堵墙，甚至隔着几重山，读来读去，绕来绕去，除了一些新旧教条之外，总也找不到戏剧生活应有的丰富、鲜活与生动。
原因何在，我思考了很久。直到翻看过这套《中华剧艺社文献汇编》之后，似乎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话剧跟历史的复杂动力关系，被某些先验的教条给简化了，割裂了，屏蔽了。
鲜活生动的话剧历史，变成了漂浮在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一个个孤岛。而真实的话剧艺术，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些细节——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一则广告，一张戏票等等，都有着广大的社会关联域。更别说题材、人物、立意、表导演和舞台设计，以及后台管理、前台经营、风格构建、传播接受之类更加复杂的问题了。
例如曹禺的《蜕变》，从创作到演出，从剧本到舞台，戏里戏外，台上台下，各种力量的撕扯与缠斗，可能比戏本身还要好看。结果是演出与剧本有别，而作者的解释又跟观众的看法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调整学术思路和理论话语，重返历史场域，从话剧与各种社会要素的动力关系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当然，学术研究可以凭借完备的文献资料复盘过去的场景，但当代话剧实践不可能更没必要从头再来。
在我看来，当代话剧发展遭遇的最大难题，就是艺术生态扁平化、政治化，市场空间狭窄，离开政府的支持，话剧便难以生存。所以，生态修复才是中国话剧繁荣的当务之急。当然，“修复”的意思并非回到过去，而是参照以往的经验教训，除弊兴利，优化和完善当代话剧的生态环境和体制机制，使之健康成长，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艺术产品。
《中华剧艺社文献汇编》为话剧研究提供了某种历史还原和生态修复的可能性。它是一个新的学术起点而非终点。里边有多少成功的经验等着我们去感悟，去总结，去发扬光大，又有多少沉痛的教训，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记取，以免重蹈覆辙。
历经17年的搜罗整理，200多万字《中华剧艺社文献汇编（全四编）》终于要出版了。我本当高兴，但又实在高兴不起来。个中甘苦，非亲历者是断难体会得到的。
说其甘，自然是兴趣所在，对研究对象的兴趣，诱使你不得不做，不能不去做，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理在作怪。
说其苦，则是它耗时间，耗体力，耗心血，耗精力，耗得你没日没夜，没完没了，没东没西，就像西天取经的圣僧，面对着流沙河，一眼望不到边，退又退不得，过又过不去，心里头干着急。“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我是常怀穷尽文献之心，却总有力所不逮之绪。真是青灯黄卷，甘苦自知。
中华剧艺社是抗战时期出现的著名剧团，我与它的结缘，拙著《中华剧艺社演出史论·后记》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此无须多言。有必要多谈几句的，则是这套文献汇编的整理与出版。
这套汇编，可以说完全是《中华剧艺社演出史论》的副产品。当年在南大读博，恩师马俊山先生指导我们做话剧社团研究，曾有将已发掘的文献整理，出一本资料集的打算。后来，随着民国文献资源大量数据化，资料集的事也就未再提起。
但，在我，却一直惦记着此事，毕竟那是我们做博士论文期间辛苦发掘所得，倘若弃置，实为可惜。所以，博士毕业后，我一直没有忘记中艺文献的搜集，特别是2018年，为了完善《中华剧艺社演出史论》书稿，我又专程去了一趟山城，蹲了一周多的重庆图书馆。
之后数年间，随着大量民国文献数字化，我又从网上各种类型的电子资源数据库淘到不少珍贵史料。
2020年4月，我入职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从事专职科研工作。5月上旬，时任研究院院长刘水云教授，得知我整理有中华剧艺社文献，专门打电话给我，鼓励我申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
于是，我便埋首电脑前，将民国报刊上的史料逐字敲成word文档，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多，有时候到深夜1点多才回去睡觉，曾有多次累得几乎要晕倒在电脑前。经过将近两个月紧锣密鼓，加班加点，终于整理出80多万字的书稿。
是年7月，我尝试着申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遗憾的是终未获准立项。次年五六月间，我又闭门于斗室，花费两个月时间把尚未整理出来的民国文献敲打出来，总计170万字。
6月底，当我高高兴兴地准备再度申报后期资助的时候，突然发现申报政策有变，申报者需要自检自查，自己提交一份书稿查重报告。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170万字，要是查重的话，单说费用就得五千来块钱。再者说了，既然是文献汇编，肯定是会重的，思之再三，我也就主动放弃了。
2023年6月，因不忍书稿冷落，心血白费，我抖擞精神，补充史料，以180万字书稿再次申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遗憾的是，这一次又是败北。
与此同时，来自外界的声音也不时传入耳中，或言我做的纯粹是无用功，或云我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更有甚者，认为我所做的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的低端活儿。如此等等，在我实在无力反驳，也没有办法反驳，唯有诺诺默默。
2022年7月，为了加强学科建设，推动教师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校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发布了《关于浙江传媒学院“金鹰学科丛书”出版资助计划申报的通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填了申报表。所幸后来公布的资助名单里，这套文献汇编赫然在列，据说外审专家评价还好。
在我，心里也就有了底，功夫没有白费，总算得到了认可。但遗憾的是，全套书稿字数太多，出版经费资助有限，一次性出齐全套书实在困难。经与学科处商量，暂时只出版其中一册，即这套书稿的第一编，至于其他几册只有等待机缘。
然而，纵是只出版其中一编，在这纸价大涨，费用大增，内卷大行的时代，学校的资助也只是杯水车薪。
2023年6月，学校又发布了《关于浙江传媒学院“金鹰学科丛书” 第二批出版资助计划申报的通知》，我又试着将书稿的第二编拿出来申报。虽然有幸再次获得立项，但出书费用日涨，要想把第二编出版更难。
最后，经与出版社沟通，并请示学校有关部门，决定只用一个书号，将全套书稿一次性出齐，这样可以节省不少费用。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负责人张邦卫教授的大力支持与热情鼓励下，书稿出版工作终于顺利推进。
从2008年3月确定研究中华剧艺社，迄今已有17年。17年间，我尽可能地全面搜集中华剧艺社文献。但我深知，想穷尽太难，只能日积月累，点点滴滴，增之补之，将遗漏的文献以补遗的形式整理出版，那将是后话，亦不多言。
做文献不易，做民国文献尤难，而做演剧文献则是难上加难。
一是大量演剧信息刊载于报纸杂志上，琐碎而零散，搜集不易，就是搜集到了，还需一页一页翻阅，要爬梳洗剔，生怕有所遗漏。
二是抗战时期由于资源短缺，很多报刊只能用土纸印刷，纸张质量极差，留存至今，文字漫灭严重，很难辨识。在这个快餐文化的时代，做文献实在是傻子行为，是下力不讨好的事情。辛辛苦苦做了出来，出版又是老大难。若非基地、学科处和研究院等部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恐怕这套汇编将永远难见天日，随着人事代谢而归于尘埃间。
感谢学校各部门领导的关照，感谢张邦卫、伏涤修、杨彩霞、向宇、范晓雪、刘琴等诸位老师，在我申请资助和办理相关手续中给予的帮助，希望这种扶持学术的善举能够成为一种风尚！
这是我第一次做文献汇编，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怎一个“苦”字了得！
2024年6月25日于浙江传媒学院科创楼
中华剧艺社就像一面镜子，它记录着我们的过去，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
2024年4月改定
吴彬，男，河南许昌人，浙江传媒学院电视与视听艺术学院（纪录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安徽省程长庚研究会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戏剧教学、研究和剧本创作。代表作：学术专著《中华剧艺社演出史论》、剧作集《项羽和范增——吴彬戏曲作品集》。荣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梁辰鱼杯”剧本奖、中国戏曲文化周优秀青年学术论文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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