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山:过完年我就61岁了,依然“含苞待放”

整理:鲁沛怡

编辑:椰宝

审核:李敏

在中国人的国民记忆中,“大山”这个名字不仅仅属于一个名叫Mark Henry Rowswell的加拿大人,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三十七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劲,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穿着军大衣,在央视元旦晚会上用流利的汉语演了一出《夜归》,一句“玉兰,开门呐”,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洋笑星”。

那是一个渴望拥抱世界的中国,大山的出现,恰逢其时地满足了人们对“世界大同”和“文化输出”的美好想象。

三十七年后,当大山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花白的胡须,深邃的皱纹,曾经那个油头粉面的“洋小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在短视频里吟诵《九辩》与《长恨歌》的儒雅长者。

有人感慨“大山老了”,有人疑惑“大山怎么消失这么多年”。

事实上,大山从未离开。

从1.0时代的相声学徒,到2.0时代的文化大使,再到3.0时代的脱口秀演员,大山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如今步入花甲之年的他,正在开启属于自己的4.0时代——做一个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语言表演艺术家”。

(以下文字来自《昨天之后》春节特别版《马上出发》第三期,点击文章顶部视频可看完整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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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衰老”与“消失”:不想装嫩,61岁依然含苞待放

《马上出发》:这两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能刷到很多网友对您的评论,除了表达对您的喜爱外,比较集中的声音是:大山怎么老成这样了?面对这些网友,您会怎么回应?

大山:我自己是不避讳的。如果我想装年轻、装嫩,我就不会留胡子,头发也可以染,但我觉得没必要,我就是这样。我是属蛇的,本命年快结束了,已经六十一岁了。

我不希望一些媒体在报道我的时候,还用我二三十年前的照片。我觉得你既然采访的是现在的我,那就用我现在的形象。而且,看到那些评论说“多少年没见,大山怎么老成这样了”,我其实挺开心的。这说明那些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关注我、没有看到我节目的观众,又找到我了。这是一件好事。

我特别不喜欢装嫩。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好处,要充分去享受。我做的节目也没有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而是一直在往前走。那些觉得我老了的观众,很遗憾地告诉你们,我还要继续老下去。

曾经有很多人劝我,《夜归》那个小品那么火,你们应该再来个续集。但我觉得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再做一个续集没有意思。现在再让我上台背一段贯口、说一段绕口令,我觉得那是重复,没有进步,会让我觉得累。我想追求的是一种“常青树”的状态——三十年前的节目,当时的观众很喜欢;三十年后的节目,现在的观众依然喜欢。

《马上出发》:那您现在的身体和心态,真的感觉到“老”了吗?

大山:也没有。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身体上肯定有感觉,脑子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有可能,未来非常广阔;到了六十岁,你得接受这个事实,舞台生涯可能也就剩十几二十年了。

但我没有退休的感觉,也没有退休的计划。前几天我看了陈铎老师的一个短视频,让我特别佩服。我们二三十年前同台做过节目,他现在80多岁了,去年出差了61次!我算了一下,一次出差怎么也得两三天,那意味着他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我觉得这是我的榜样。按理说我60岁可以退休了,但我感觉自己还在“创业阶段”,还在“含苞待放”。

几年前我讲脱口秀有个段子。我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每十年有一个说法。我是汉语研究专家,我告诉你们,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说法,我今年五十二岁了,五十二岁就叫“含苞待放”。然后我每年都这样说,五十三、五十四,都叫“含苞待放”。到六十岁我没法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六十是耳顺之年。等我到六十一岁,又可以接着用了,六十一“含苞待放”。这不仅仅是一个包袱,也是我现在真实的心态。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比如古诗词朗诵,如果是三十岁的我,哪怕中文说得再好,没有那份人生阅历,我是朗诵不出《赤壁赋》那种豁达的。

《马上出发》:还有网友说“这么多年,大山好像消失了”,您怎么回应关于“消失”的说法?

大山:我没消失,我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从九几年以后就淡出了相声表演,因为我觉得我的相声表演进入了一种套路,遇到了创作瓶颈,于是就开始做别的,比如节目主持。

后来媒体环境变了,观众的收视习惯也变了。以前大家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只有几个频道可选,被动地接受节目。现在是新媒体时代,主动权掌握在观众手里。如果你不主动关注我,大数据算法可能就不会把我的视频推送给你。

所以,当有人评论说“大山消失了”,其实不是我“消失”了,而是你“消失”了——你十几年没关注我,但现在我们又走到一起了,这不挺好吗?

二、回望大山1.0:一夜成名,很快陷入创作瓶颈

《马上出发》: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大家可能误以为《夜归》这个小品是春晚节目,其实那是1989年元旦晚会的节目。当时是怎样的机缘?

大山:我1988年9月份到北京大学留学,11月份主持了北京台与多家省市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国际歌手邀请赛,那场比赛有刘欢和韦唯。后来央视元旦晚会的导演想邀请外国留学生演个节目,就找到了北大,发现正好有个加拿大小伙子上过电视,主持过节目,汉语说得也不错,就选了我。

当时我是和一位巴西女同学搭档,演了小品《夜归》,这其实是一本汉语高级教材里的内容,本意是教外国留学生一些北京流行的方言土语,什么“盖了帽了”“妻管严”之类的,“侃大山”也是那时候的流行语。

节目播出后,谁也没想到效果那么好。“洋腔洋调说土话”的反差,一下就爆了。“大山”这个名字也是从那个小品里来的。我的角色叫“许大山”,这本身也是一个笑点,有一种土洋反差。姜昆老师后来总结得好,说这个名字起得恰到好处,雅俗共赏——比“建华”俗一点,比“二狗子”雅一点。

播出第二天我从北大留学生宿舍出来,就有人认出我,我一开始以为碰到现场观众了,结果走出校门,普通老百姓也认出我来。我的中文名本来叫路士玮,因为这个节目我就干脆改成了大山。

《马上出发》:一夜爆红是什么感觉?您当时意识到自己红了吗?

大山:真的很意外。我本来以为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晚会是元旦播出的嘛,当时我哥哥嫂子计划春节后从加拿大来中国看我,我还特别担心,“上街大家都认识我,这么好玩的事情,能不能坚持一个半月,让我哥哥嫂子也感受一下。”当时我估计这件事过几个星期就没了。真没想到,这一下就是37年。

《马上出发》:1989年您因为《夜归》红遍全国,但直到1998年您才第一次真正登上央视春晚,中间大概隔了十年,这段时间您在做什么?

大山:我的成名主要是两个节目。第一个是1989年元旦晚会的小品《夜归》,“大山”这个名字一炮打响。在那台晚会上,我认识了姜昆老师、唐杰忠老师,还有侯耀文、石富宽两位老师。随后元宵节我又上了一个节目,慢慢地我和姜昆老师就熟悉了起来。

当时北大外国留学生处有一位负责文体活动的老师,我们叫他“大王老师”。他向姜昆老师推荐说:“你看这个外国学生现在出名了,汉语不错,又特别喜欢听相声,你能不能收个外国徒弟?”这个事情就这么促成了。接下来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的元旦晚会,我和姜昆、唐杰忠二位老师同台表演了相声《名师高徒》。

《夜归》是靠“洋腔洋调说土话”去满足大家的好奇心,那一年之后,我在中国的学习和演出已经让我的汉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名师高徒》节目的设计很有意思:老师教徒弟绕口令,结果发现老师一知半解,徒弟反而张嘴就来,就造成了学生比老师还厉害的错位感。

《名师高徒》巩固了我的知名度,也让大家知道了我不是小品中昙花一现的演员,而是正式拜师,进入了相声家谱的外国人。从那以后,我经常和丁广泉老师合作,我们俩成为了固定搭档。那几年虽然大型文艺晚会上得少,但地方的演出特别多,以传统相声表演为主。

我现在总结,这个阶段是大山的“1.0时代”。我作为“洋笑星”主要在学习各种技巧,表演的节目也更多是展示技能。比如《绕口令》这个节目,套路基本上已经固定了:一定要出人意料。第一个意外是“这老外中文不错”,第二个意外是“他绕口令说得还挺溜”。于是我们就开始不断堆砌技能:唱戏、快板、俏皮话、歇后语,每一种都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

但是这种套路玩久了之后就很难再跳出来。时间长了,我的形象逐渐成了一个“超级中国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当观众把你神化了,你再想通过表现“懂”来制造意外就很难了。到了九五九六年以后,这种“师傅带徒弟”的节目就变得非常生硬。

我自己心里也不舒服。我必须演一个特别傲气的老外,在那儿吹嘘自己什么都懂,我觉得这种角色不可爱。观众怎么会喜欢一个一上来就傲慢吹牛的人呢?所以这个阶段自然地走到了尽头。

《马上出发》:所以就从大山 1.0 走到了大山 2.0。

大山:是的。

三、大山2.0&3.0:走了一圈,又回到喜剧

《马上出发》:大山 2.0 您是什么样的形象?

大山:如果说大山的“1.0时代”是学习相声当“洋笑星”,那么“2.0时代”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全方位的文化使者,保持亲和力,但是更多地向非喜剧节目发展。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做了加拿大国家队的文化顾问,帮助加拿大的运动员到中国能入乡随俗。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时候,我又做了中国媒体的代表。最隆重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做了加拿大的总代表,是名正言顺的文化大使了。

做完世博会总代表,我觉得在官方文化使者这个路线上,我已经做到头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那时候我才40多岁,还不至于退休,得想另外一个目标。恰好社交媒体开始兴起,我就开始玩微博。

到了2013年、2014年,我关注到脱口秀在中国开始萌芽,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有了一些脱口秀俱乐部。我觉得和这些比我小个十几岁的人在一起蛮新鲜的,而且我学了这么多年相声,掌握了一些中国喜剧的规律,又在西方听脱口秀长大,应该可以在相声和脱口秀之间找到平衡点。所以我逐渐做出了自己的脱口秀专场,叫《大山侃大山》,突破了相声创作上遇到的瓶颈。

以前演相声,大家把我神化了,觉得我无所不知;脱口秀里,我告诉大家我也会犯傻。而且脱口秀都是我的原创,别人偷不走,因为那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这就是所谓的大山的“3.0”时代,我走了一圈,又回到喜剧。

《马上出发》:2017年前后,国内也有了《吐槽大会》这样的脱口秀综艺,您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去参加这类节目?

大山:我尝试过参加一些电视节目,但我发现我不太适应现在的电视综艺模式,尤其是“比赛”和“真人秀”。

我觉得喜剧非要搞比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可乐的事情。而且这些节目往往还要求命题创作,你非得按照他们的主题创作一段相声或者一段脱口秀,这本身也是非常不可乐的。

我还是喜欢相对自由的创作,拿出自己的创新创意,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磨练出一个成熟的作品,再拿到大众媒体上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不是参加一个真人秀,围绕着一个主题创作,演出的时候前方坐着三四个一本正经的、严肃的专家评委。观众在评委后面,你得为评委表演,评委板着脸审视你。演完了还得点评,还得打分,还得制造后台的冲突和紧张感。这根本不是一个喜剧的氛围。

那种环境太折磨人。大家都是同行,你的节目成功了我也高兴,为什么非要搞个你死我活?所以我更愿意做嘉宾,或者做线下演出。至于做评委,我也不合适,我觉得这些演员太不容易了,我只会说:“真棒!满分!” 这样评委就没法做了,电视台不要你。

《马上出发》: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自己是被时代或者是被中国社会选中的幸运儿吗?

大山:非常幸运,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是我?其实完全可以是别人。当时不光是我,连姜昆老师和电视台导演都觉得意外:这个节目怎么那么火?姜老师后来开玩笑说我们是“歪打正着”。

后来我跳出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大山现象”。我发现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喜剧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并不是说我当时的笑点有多么可乐,而是我代表了一种跨文化的身份。

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二十年,中国敞开国门,外面的东西涌进来,中国人在拼命学外语、求进步、跟国际接轨。但在这种迅速发展中,大家心里隐藏着一种担心:当我们一心一意去学外语时,我们的传统文化怎么办?“全球化”会不会变成“全盘西化”?中国的特色还在不在?

我觉得我的出现好像给了观众一种安慰。看着一个西方年轻人,那么认真地学习中文,甚至能把中国传统的相声演得有模有样。这让当时的观众觉得:原来西方人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语言和传统,原来在走向“地球村”的过程中,中西是可以融合的。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吧。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一个“外国专家”肯定了。

四、四登春晚舞台:极高的荣誉,但不是我的目标

《马上出发》:此前媒体采访您的时候,您曾说上了四次春晚就像参加奥斯卡颁奖礼一样,但是这四次演出又很难称得上是您的代表作。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大山:上春晚肯定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因为只有在文艺、体育等其他领域有杰出的成就,才有资格上春晚。所以我说有时候春晚就像颁奖礼,上了春晚本身就是对我的肯定。哪怕我上去就是给大家拜个年,也是很值得骄傲的。

但是,春晚毕竟是一个专项晚会,它有特定的主题,要有“过年”的氛围。像我刚开始做配乐诗朗诵的时候,准备的第一个长节目是《长恨歌》,特别希望能上春节晚会,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的、社区的,都行,但是他们都觉得《长恨歌》不太适合春节演出。

回过头来看,我上了四次春晚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算是对我的高度认可。我四次春晚表演的四个节目,1998年的小品《一张邮票》,2009年和马东以及几位相声演员表演的《五官新说》,这两个节目是很不错的,另外两个节目我估计观众都不记得,内容很简单,就是“外国友人给大家拜年”。这些节目更多是一种形式和氛围,并不是我自己最满意、最精彩的作品。所以我说,春晚对我而言,是一个荣誉,但不是目标。

《马上出发》:您还记得第一次上春晚的状态吗?

大山:我在1998年第一次上春晚,和潘长江与黑妹演了一个小品。这个小品就像我说的,是电视台准备好的一个节目,海峡两岸题材,需要一个第三方角色,就找到我。

第二次是1999年,我演了一个大家都记不住的节目,还被拉去给《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做背景,我和张凯丽一起上台。导演说可以带上家人,我就真把刚四岁的儿子带上了台。这边抱着儿子,那边凯丽扶着我的肩膀,我儿子还是混血儿。后来就传出来张凯丽是我夫人。过了一段时间有洗衣机厂家打电话找我代言,让我带上夫人。我说我夫人很低调不上电视,对方说:“张凯丽还低调吗?你夫人不就是张凯丽吗?”大家把电视画面当现实了(笑)。

所以春晚特别神奇,那年我认真准备的节目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随便参加的《常回家看看》让大家记住了。

五、大山的“4.0”时代:从古诗词朗诵开始,我想成为语言表演艺术家

《马上出发》:我们再聊聊您的现在,现在这个阶段属于您的“4.0”时代吧? 

大山: 对。2020年我本来计划回加拿大继续演出脱口秀专场,结果疫情来了,只能宅在家里。但是我想我一定要有收获,于是就开始自己录短视频,朗诵古诗词。

我第一个走红的视频是在2020年底。我选了一首冷门的楚辞《九辩》中的一段,来告别这悲催的2020年,没想到引起了很大共鸣。虽然这首楚辞大家不熟悉,但是加上字幕和我的新形式,出现了一种新鲜感,原来这种短视频大家也喜欢。

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新媒体传播不用准备很长时间的节目,一分半的小碎片就够了。所以我就开始找一些配乐去做古诗词,慢慢地在家里做了一个小摄影棚,也自学了剪辑,我发现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所以从大山“3.0”往“4.0”的发展有这么一个过程。

等2022年现场演出恢复以后,我第一次尝试把古诗词朗诵带到我的喜剧专场里。我在喜剧专场里尝试插入十分钟的《长恨歌》配乐朗诵,本来很担心冷场,结果发现观众非常专注,效果非常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观众看大山,从来不是只为了看喜剧,他们看的是一个中西结合的文化现象。只要是表现中国传统语言艺术的,无论是相声、脱口秀、快板,甚至是一些严肃的节目,我觉得观众都是很接受的。

大山“4.0”我会往语言表演艺术家这方面发展,不仅仅是相声和脱口秀。比如我去年参加了两场纪念老舍先生的大型演出,都是在北京的音乐厅和国内一流的朗诵艺术家,像濮存昕老师、斯琴高娃老师等,同台朗读老舍先生的作品。我再巩固一下“4.0”,等我奔七的时候再想想大山“5.0”。

《马上出发》: 为什么由您来朗诵古诗词,大家喜欢看?

大山: 首先,我选的大部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甚至是教育大纲里学过的经典篇目,像《蜀道难》《长恨歌》《赤壁赋》等。现在可能记不清了,但年轻的时候都背过。

另外,我觉得中国观众喜欢从一个新鲜的、不同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他们本就熟悉的文化,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就把自己的理解和风格带进来。有网友说我这是“话剧式朗诵”,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比较贴切,就是融入了一定的现代表演成分和现代配乐,把古诗词里的情感表现出来,尽量让它贴近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也希望它能走向国际,展现出它们的国际意义。

当然,古诗词还有个关键理念,叫“诗无达诂”,指诗词没有唯一正确的理解。只要这首诗打动了你,你的理解就有其道理。所以不同的理解和诠释都应受到尊重。但尤其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去学非自身文化背景的东西,就必须做好功课,真正学好、吸收、理解,再加入自己的演绎和表现,然后听取反馈,反复打磨。比如,有些字该读古音还是现代音,这个度怎么把握,几乎是我们准备每一首诗时都会讨论的难题。

《马上出发》: 您现在拍一条古诗词朗诵的短视频,需要花多长时间?

大山: 如果是舞台上那种比较长篇的配乐古诗朗诵,准备时间至少都是一两年,像《琵琶行》这样比较成熟的节目,绝对是用了两三年时间才觉得比较成熟了。今年我们打算推出《蜀道难》,其实前年就开始演了,但不成熟,所以没给太多曝光,一直在小场合练习。其他短的内容,至少需要几个月。 

《马上出发》: 拍的时候会反复拍很多遍吗?

大山: 会的。比如前年那个比较有影响的《赤壁赋》短视频,我是在加拿大湖上划船时拍的。开始时词顺利背好了,但感觉还没完全表现出来,就反复拍。后来剪辑时数了一下,那条视频总共录了22遍。最后播出的是倒数第三遍。感觉一遍比一遍好,就划回去再来一遍,但拍到后来会有疲劳期,所以我觉得最后两遍好像不如前面,就决定到此为止,把倒数第三条发了出去。结果一上传,点击量就达到了几百万。

《马上出发》:您还是精益求精的。

大山:对,精益求精。我希望每做一个节目是一个节目,咱们别胡来。

《马上出发》:听说您做古诗词朗诵,给您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工作机会?

大山:对,2023年的时候接了一个话剧表演——《肖申克的救赎》中文版。导演张国立老师看到了我朗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视频。视频里我胡子拉碴,摘了眼镜,那种落魄的感觉很有话剧感。张国立老师觉得这就是他要找的感觉,于是邀请我出演老囚犯瑞德,也是故事的叙事者,需要在戏里跳进跳出,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和认可。

第二个就是纪录片《不系之舟》。浙江卫视的团队计划拍摄一部关于苏轼的纪录片,希望找一个“寻访者”,看到了我划船吟诵《赤壁赋》的视频,觉得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我2024年夏天拍的那个短视频,2025年的主要工作就是拍这部纪录片, 所以2025年也可以算我的“苏轼年”。

《马上出发》:从您的“1.0”“2.0”“3.0”到现在的“4.0”或未来的“5.0”,看起来“大山”这个形象或您这个人,是在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到未知领域。驱使您这么做的根本动力是什么?

大山: 我总是希望做一些新鲜事,自己有成就感、有进步感,别老重复。我现在这个年龄段,不太追求做“年轻态”的节目,我要做适合自己人生阶段的节目,但这个阶段本身是个“移动”的概念——我现在60岁,跟50岁不太一样,可能65岁又不一样了。所以“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是一个移动的区间,要不断地去创新、去探索、去做一些挑战自己的事情。

下一步我特别希望把这些诗朗诵做成一套完整的现场演出节目。就像过去我做脱口秀专场,在台上讲一个多小时的单口。现在我希望下一套现场演出节目,能把我的古诗词朗诵和观众互动、甚至戏剧化的舞台剧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正在争取的目标。

《马上出发》:您会担心万一玩砸了,或者反响没那么好吗?

大山: 我感觉迷茫是人生的常态。只要你有追求,就一定会感觉到迷茫。我很多次早上醒来,突然就觉得我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是不是就这样“玩完了”?下一步我做什么?但我总发现,只要随着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能力,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机会,下一步总会搞明白。

六、谈“马上出发”:在不确定中寻找方向

《马上出发》: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马上出发,您怎么理解“马上出发”这个词?

大山:其实我回看自己的发展历程,感觉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事先规划好的。我有一个大方向,比如想学好中文,想做中西文化交流。但具体机会何时来、以什么形式来,往往很偶然。就像当年有机会上电视演小品,这个机会本身是偶然的,但它符合我的大方向,我就选择了它。同时,也有很多其他机会因为不符合我的方向,我就谢绝了。

所以我觉得,“马上出发”并不意味着盲目行动。关键在于你心里得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清楚自己的兴趣和擅长的方向,敢于接受意想不到的机会。对于不符合方向的机会,也要敢于说“不”。尤其对我这样的自由演员来说,成功的一半可能就在于你选择接受哪些机会,以及谢绝哪些机会。

要接受一个事实:很多最成功的突破,可能并非来自你当前的周密计划,而是来自某个偶然的、但方向正确的机会。只要它能推动你朝着大方向前进,哪怕只是一小步,也值得去尝试。

《马上出发》:大方向确定了就要行动起来,不要过度犹豫或空想?

大山:对,关键是得有方向感,并且保持开放的心态。即使机会看起来不那么理想,只要对你有用,就主动接受,别等到一切条件都完美了才行动。没有一步到位的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我对“马上出发”的理解就是,继续往前走,别停下。哪怕迈出的不是你预想中的那一步,目的地不一定很清楚,但只要方向是对的,那就一步一步地迈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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