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2月4日,立春。江汉平原的晨雾还未散去,湖北省监利市章华小学的书法教室里已墨香氤氲。校长黄曙光稍微一沉思,笔锋游走间,一副古朴雅致的春联跃然纸上:八骏嘶风襄禹甸;九州沐日展新猷。马年来了,这所文气斐然的“湖北省兰亭学校”也洋溢着教育的春意与喜气。
黄曙光告诉记者,章华小学是一所学生数超过7000人的“超级学校”,近两年仍一位难求。这样一个巨无霸如何实现“量质齐升”?他将答案归结于两个字:课改。
其实早有耳闻,监利这座位于长江边上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学生人数接近20万,教育曾一度成为当地人心中的痛点——改变在近年发生,因为推行课改,当地一批优质学校拔地而起或焕发新生,重现了历史曾有过的辉煌。
在人们呼唤县中振兴的当下,县域学校如何以课改突围?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这天晚上,记者邀来监利市教育局分管课改工作的局领导李爱梅、监利一中校长姜湘峰、玉沙中学校长易贤智和章华小学工会主席黄斌,一起在中国教师报直播间“围炉夜话”,主题就是“监利课改为什么行”。
与许多故事的开头一样,课改的缘起说来都是“痛”。姜湘峰的话很直白——作为湖北省首批省级示范高中,这所传统名校一度陷入历史低谷,社会声誉一落千丈。“我们的改革不是因为政策要求,而是现实困境下的‘自救’——为了留住学生、恢复升学竞争力、重塑学校形象”。
易贤智接过话头,2021年为了回应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监利市新成立玉沙中学,一所新学校如何让人民满意?他心中笃定:课堂不变,学校无魂;学生不动,教育无光——推进课改势在必行。
但是课改落地谈何容易!疑虑与抵触让改革推进举步维艰,几位亲历者谈起往事,茶香缭绕间,思绪纷飞。
“观念一变天地宽,共识就是生产力。”在李爱梅看来,课改最难的是改变教师的传统课堂观。为此她邀请全国知名专家为监利种子教师团队开展体验式研修,牵头打造“教研节”,围绕课改主题开展“名师大讲堂”“校长谈课改”等系列活动,“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深入,让老师和校长对课改的理解逐步加深”。
黄斌正是教研节的受益者。从第一届教研节她青涩地谈理念与构想,到第二届教研节亲上“下水课”,到第三届教研节带领小伙伴一起绽放,就这样“一年一台阶”,稳稳地成长。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到在课改深入推进中监利的老师和孩子的成长:临近退休的女教师彭琴仍主动投身课改,打破“老教师难转变”的固有印象;从前不被看好的学生子恒,在课改中被慢慢点燃,如今在高中成了尖子生……
因为课改,曾经“陷落”的监利一中,如今再度崛起,还构建起“十大体系”框架……“对学校而言,课改带来的最大红利是构建了一个良性的‘教学生态’,使一所县域中学形成了可持续的‘自我造血’机制。”姜湘峰感慨地说。
监利课改为什么行?在李爱梅看来,是因为“一把手”带头沉下去,局长、校长不仅挂帅,更亲自听课、评课、盯细节。易贤智则表示,是因为课改始终围绕“学生的未来”展开,不偏离、不跑题。其实,也正如黄斌所言:成功的密码不是单一因素:行政高位引领点燃火种,教研系统支撑稳步前行,学校骨干先锋躬身实践。三方合力,缺一不可。
尽管夜已渐深,但监利的课改故事却似乎总也讲不完。
“教育的变革,从来不是等待所有条件成熟,而是在行动中寻找方向。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在直播结束前,李爱梅向各地课改人发出“一起向前”的号召。
留言区里点赞连绵,聊天室内讨论不断,屏幕内外热情未减,那张铺着蓝色桌布的茶几上,李爱梅精心挑选的一枝梅花,迎春吐蕊,正自芬芳。
直播实录
监利课改为什么行
(有删改)
李爱梅 监利市教育局领导
姜湘峰 监利一中校长
易贤智 监利市玉沙中学校长
黄 斌 监利市章华小学工会主席
主持人
黄 浩 中国教师报《新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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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从“生存自救”到“生态重构”
中国教师报:监利是全国人口大县,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我们注意到,在全市范围内,许多学校包括高中龙头学校监利一中近年来一直在深度推进课改,请问,启动课改的最初动因是什么?
姜湘峰:监利一中尽管是湖北省首批省级示范高中,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较长的一段低谷。比如优秀生源流失、软硬件设施跟不上、管理效率低、教学质量下降、社会名声变差等。到了2013年,高考一本过线人数只剩下158人,这个数字成了学校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可以说,监利一中的课堂改革是在现实困境下的“自救”行动。当时的目的是很实际的——留住学生、恢复升学竞争力、重塑学校形象。正是这种生存压力下,学校不得不正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开始寻求改变。它促使管理层和教师反思,认识到只有从课堂根本进行改革,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李爱梅:其实,监利课改在2010年左右就曾有过尝试,但后来回潮了。此次重启课改,政策驱动、现实倒逼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从政策来看,“双减”政策与2022年版新课标相继出台。“双减”要求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而提升课堂效益是关键。如何提升?就要从教走向学,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导向。而现实倒逼更是重要原因。教育局局长朱明波从进教育局工作就将教育教学视为头等大事,他经常深入各学校听课。但起初,多数课堂呈现的是“满堂灌”“满堂讲”的状况,这让他心急如焚。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应该说从那时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推课改。
真正的转折点在2023年春节后,我们请来了张铁道、杨咏梅等专家,对种子教师进行体验式培训。当老师们亲身感受到“被尊重、被激发”的学习体验后,我们意识到:只有改变课堂,才能改变教育的现状。这种从内心生发的改革意愿,成为了监利课改新一轮启动的最强音。
中国教师报:所有的改革都会经历阵痛。课改初期,老师们最大的抵触或困惑,或者说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我们是如何想办法化解这些焦虑的?
易贤智:课改从来不是跟风之举,而是教育发展的内在呼唤。课改最难的是“破冰”,也就是观念的转变。老师们对“为何要改”“如何改”“改了成绩下滑怎么办”等普遍存在的疑虑与抵触。面对这些焦虑,我们没有搞“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而是采取了“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是校长引领。建校第二天,我就组织了为期十天的课改专题培训。我亲自讲课,邀请专家指导,让老师们明白:课改不是折腾,而是回归;不是放弃质量,而是重塑质量。
第二步是评价转向。我们坚决摒弃“唯分数论”,构建了以教研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设立“教研标兵”“课改先锋”,让老师的每一分改变都被看见、被尊重。
第三步是成果驱动。我们先在部分班级试点,当老师们看到实验班的课堂“活”了、学生“亮”了、成绩“升”了,最初的抵触情绪自然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事实胜于雄辩,当老师看到学生眼里的光时,他们的顾虑就消除了。
李爱梅:在区域层面,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让改革不走样、不反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立了一套“行政推动+专业支撑”的机制。
首先是创新培训方式。我们改变传统的“排排坐听讲座”,搞“体验式研修”。让老师像学生一样分组、讨论、展示。当老师亲身体验到“被点燃”的感觉,他们就愿意去点燃学生。
其次是分层分步推进。我们不搞“大跃进”。第一批只选了玉沙中学和监利师范附小两所;第二批扩大到6所;第三批再到21所。让一部分人先跑起来,带着后面的人走。
最后是教联体帮扶。利用城区优质校(如章华小学、玉沙中学)带动乡镇薄弱校。比如章华小学带动黄歇镇的学校,玉沙中学帮扶汪桥中学。通过“强带弱”,让薄弱校的校长和老师有样学样,降低了改革的畏难情绪。我们不逼老师一步到位,而是陪着老师一步步走。
引擎:“教研为王”,驱动课堂深层变革
中国教师报:据了解,教研活动在破解课改难题中起到了“引擎作用”,比如监利特色的“教研节”,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这些活动从设计到执行呈现哪些亮点,起到了哪些成效?
李爱梅:“教研节”是监利课改的“核心引擎”。回顾三届教研节,我们始终坚持“主题引领、步步深入”。
一是主题引领,步步深入。每届教研节都紧扣鲜明主题,首届全方位探索,第二届聚焦课堂转型,第三届突出 “聚焦学习中心”。围绕主题开展系列活动,从校长、教研员和名师指明方向,到教师深入实践,层层递进。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深入,让老师和校长们对课改的理解逐步加深。
二是多方联动,全员参与。我们设计了丰富多元的活动,吸引各方教育力量共同参与。校长在 “教育大讲坛”上分享课改规划,教研员和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在名师大讲堂上组织体验式研修,教师们通过课堂展示、素养大赛等平台展现风采、提升能力。这就像一场盛大的教育派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共同形成强大的课改合力。
三是理念先行,实践落地:教研节始终将新课改理念贯穿始终。从体验式研修让教师理解新课标,到课堂展示体现新理念,再到活动后的复盘研讨,确保理念转化为教学行动,推动课堂实实在在地改变。理念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切切实实体现在每一堂课上。
四是领导垂范,强力推动。一把手局长高度重视,亲自参与教研节关键环节。从组织活动、听课评课到总结发言,每一步都提出明确要求和有力措施;荆州市教科院院长王佑军多次来监利,亲自听课评课多次、讲座多次,为咱们课改指明方向。这就好比一艘船,领导就是船长,带领大家在课改的海洋里破浪前行。
每届教研节参与观摩教师约 5000 人次。如今,从学校管理层到一线教师,都深刻认识到教研的重要性,很多学校也相应地组织教研节,组织体验式校本研修,组织集体备课。朱局长提出的“教研为王”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形成了良好的教研生态。
黄斌:如果说课改是一场探索未知的航行,那么监利特色的 “教研节” ,就是我们一路前行中不可或缺的“灯塔”与“航标”。
第一届教研节,我作为发言者,谈的是理念、是构想,更像是拿出一张尚在勾勒的“航线图”。大家心里有火,但脚下的路还不清晰。到了第二届,一切都开始变得具体而生动。一场场“名师下水课”,一节节“课改展示课”,就像迷雾中亮起的灯火。老师们亲眼看到,课改的课堂可以如此真实而精彩。而刚刚过去的第三届,我们迎来了一次深刻的“双向奔赴”。在“名师谈课改”的环节,我向全市同仁分享了学校课改从“0到1,从1到25,再到106”的探索历程。更令我自豪的是,我们的老师站上了“课改行”的舞台。他们不再是聆听者,而是对话者;他们面对台下几百位校长和骨干教师,从容自信,侃侃而谈,分享自己的实践与思考。那一刻,我看到的不仅是教师的专业成长,更是一个学习共同体的蓬勃生机。
在课堂展示中,这种生机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我们看到孩子们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探究者、大胆的质疑者、高效的合作者。课堂,真正还给了学生;师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合伙人”。当孩子站起来对课本、对知识、甚至对我们老师的结论提出“为什么”时,我们欣慰地知道,“乐学”与“乐教” 的理想,已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教研节,就这样一年一台阶,推动着我们的课改从宏观的“形似”,走向了微观的“神至”,让变革真正发生在每一间教室,生长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中国教师报: 我们了解到,许多学校的课改是从模仿走向本土化的。各位校长在摸索、实践过程中,学校最终形成了哪些适合本校的课改经验或者模式?我们如何不断改进,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姜湘峰:在我们学校,课改已经从单纯的课堂改革,变成了一场包括学校文化、理念和管理的全面变革。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省级示范高中,让老师们有职业幸福感,校园环境优美,学校管理规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特色,教学质量领先。
首先,我们优化了课改的路径,推进了制度的体系化。我们确立了“规范治校、质量立校、特色兴校、文化强校”的理念,目标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省级示范高中。我们构建了“十大体系”的框架,比如“增效提质”的学案设计体系、“四声素养”的高效课堂体系、“内外兼修”的教师成长体系、“科学有效”的质量监测体系、“系统规范”的课程建设体系、“三全三自”的德育管理体系。
其次,我们激发了大家的能动性,实现了管理的联动化。在体系的引领下,我们系统规划了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课、年级的管理和学校的指导,制定了教学管理日程表、周程表、月程表,明确了权责,细化了流程,推动各部门和年级协同合作,实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
第三,我们回归了育人的本质,深化了课堂的素养化。我们构建了“三案三段”的教学管理策略,通过导学案、训练案、补偿案精准掌握学情,通过两读段、课堂段、自习段科学安排学习进程。课堂教学聚焦“四声素养课堂”,即“无声自学、小声议学、大声展学、回声固学”,确立了以课堂为核心,以“四声”为形态,融入教与学的双循环体系,强调德育内驱和“求索”精神,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全面发展。教师的“教”作为“外循环”注重教研引导,学生的“学”作为“内循环”激发自主成长,实现教学相长、双向奔赴。
第四,我们夯实了过程,落实了教学的闭环化。学校建立了“布置—检查—反馈—整改—坚持”的闭环管理机制,由教务处和年级联合成立检查小组,强化过程落实和细节完善,确保教学各环节有效衔接、持续改进。
教育实践重在行动。我们学校将持续在常规中落实、在细节中完善,以务实行动回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
易贤智:玉沙中学的课改模式,经历了从“临帖”到“入帖”再到“破帖”的过程。
建校之初,为了打破“满堂灌”,我们设计了“4321智慧课堂”,强制性地将课堂时间划分为40%自学、30%展示、20%检测、10%精讲。随着实践深入,2024年我们迭代升级为“四学至慧课堂”。其核心环节是“自学—共学—研学—悟学”,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闭环。为确保改革稳定推进,学校同步构建了“至简管理”体系,出台《学校文化顶层设计35条》及24项配套教学管理制度,将课堂流程与师生行为细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日常规范,实现“模式入心、制度入行”。
课堂的变革仅是起点。如今,玉沙中学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更为立体的育人体系:以“四学至慧课堂”为核心阵地,以“至简管理”为运行保障,正向“至仁课程”的广阔领域拓展。“至仁课程”着眼于五育融合与个性发展,通过丰富的走班活动、主题研学与实践体验,为学生提供多元成长平台,实现从“课堂革命”到“课程育人”的系统性升华。
我们的经验是:模式是骨架,管理是血肉,文化是灵魂。只有将三者系统化结合,才能让课改真正生根发芽。
绽放:看见每一个生命的成长
中国教师报: 课改是否真正让学生获得了成长,能否分享一个因为课改而发生转变的学生故事?
黄斌:我想分享一个叫小吴的男孩的故事。课改前,小吴是典型的“学困生”,成绩常在30分左右,性格内向,在班上几乎没有存在感。分组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被选上,甚至被视为“累赘”。实行小组积分制后,为了团队荣誉,组员们开始“承包”辅导小吴的任务,轮流教他,甚至牺牲午休时间。慢慢地,30分成了他的“底线”,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60分。一次次达标,让他眼里有了光。最让我动容的是有一天他兴奋地跑来告诉我:“黄老师,今天分组,戴梓昊很早就选我了!”
在他心里,这简单的“被选择”,意味着他不再是负担,而是“被需要”。课改给他的,远不止分数,更是一份尊严、自信和归属感。现在的他,虽然成绩还不是顶尖,但他脸上的笑容多了,敢在课堂上举手了。
易贤智:在玉沙中学,也有一个叫子恒的孩子。七年级入学时,他是老师眼中沉默的“学困生”,成绩靠后,在课堂上几乎没有存在感。课改后,我们在班级推行小组合作学习,课改后,他在学习小组中担任角色,获得了表达与展示的机会。尽管起初并不完美,但他的信心与兴趣被一点点点燃。最终,他不仅顺利考入监利一中,更成为学校寄予厚望。
子恒的蜕变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课改改变的不仅是分数,更是学生在学校的“活法”。它关乎自信的建立、能力的培养,甚至潜在地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命运。当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时,奇迹就会发生。
中国教师报: 在课改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之中,你们发现教师的状态发生了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了吗?真正从“要我改”到“我要改”了吗?
李爱梅:在课改深入推进中, 教师们从“要我改” 到 “我要改” 的转变,生动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身影里:
像监利师范附小的彭琴老师,临近退休仍主动投身课改,用最扎实的成效打破 “老教师难转变” 的固有印象,哪怕退休也留下了鲜活的课改样本;
章华小学的黄斌主席,上午听了未达预期的研讨课,下午就亲自登台实验,用自己的课堂示范 “什么是真正的课改”,这份主动探索的热忱,正是从 “被动执行”到“主动引领”的写照;
还有章华中学的刘西红老师,作为工作室骨干,不仅扎根本校课改,更带着成熟经验走进未推进课改的农村学校,短短准备后就能呈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灵动课堂,把课改的种子播向更广阔的天地。
这些老师的故事,印证着课改带来的深层改变:从观念上的“要我跟上” 到行动上的“我要突破”,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创造,从个人探索到辐射带动。他们真正体验到了课堂因改革而焕发的活力,这份内生动力,正是课改最珍贵的成效。
中国教师报: 对学校而言,课改带来的最大红利是什么?是口碑提升、生源回流,还是内部生态的重构?
姜湘峰:对学校而言,课改带来的最大红利是构建了一个良性的“教学生态”,使一所县域中学形成了可持续的“自我造血”机制。口碑提升、生源回流与内部生态重构,都是这一根本性转变带来的自然结果。
随着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课堂实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目标上:从“对分数负责”转向“对生命成长负责”。
内容上:从“以教材为中心”转向“以真实世界为课堂”,注重情境化、跨学科学习。
方式上:从“讲授—记忆”转向“任务—探究—合作”,推动学生深度学习与思考。
评价上:从“唯分数”转向“多元评价”,强调过程性、发展性与综合性。
师生关系上:从“管理—服从”走向“引导—共生”,重视情感联结与人文关怀。
正是这些结构性、系统性的转变,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使学校真正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沃土。
中国教师报:事实上,监利还有不少学校在课改方面卓有成绩,如监利市实验小学、章华中学等,大家如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李爱梅:是的,监利课改已经从“一枝独秀”变成了“百花齐放”,我们还有很多学校在各自的赛道上做出了特色:
比如章华中学和玉沙小学,它们是在上一轮课改浪潮中发展起来的优质校。自 2011 年起,章华中学推行 “自主导引理想课堂”,玉沙小学打造 “合作分享课堂”,多年来持续迭代优化。如今,两所学校的课堂成功实现了从 “教” 到 “学”、从 “知识” 到 “素养” 的转变。
再看看老城区的监利市实验小学和监利师范附属小学。这两所学校位置相对偏远,设施也比较老旧,但并未因此受限,而是选择通过课改突出重围。王红梅校长和吴丙枝校长亲自抓、亲自督,秉持 “迈小步、走稳步、不停步” 的策略,分别构建了 “互导式课堂” 与 “自信课堂”,分别被评为全国义务教育教学课程改革实验校和荆州市课改样板校,且都已形成成熟体系。
新建的崇文小学今年刚满三周岁,该校选择以课程改革引领课堂改革,育人效果显著。去年,我们有幸邀请王崧舟老师团队到崇文小学授课,课堂上孩子们展现出的学习能力,赢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赞誉。
以上说的都是城区学校,其实我们农村也有课改先行校。同时,咱们还有学科层面的改革,教研员牵头,结合学科特色和我市课改工作经验,形成自己学科的课改主张。
可以说,监利课改如今基本达成了城乡联动、学段齐动、学科撬动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致远:应对新挑战 回答新命题
中国教师报: 回看监利课改这几年,您认为最关键的几个成功因素是什么?
易贤智:结合玉沙中学的实践,我认为监利课改成功的密码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行政坚定,营造区域生态。这是大气候。监利市委市政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配齐配强专业、有情怀的教育局领导班子,为学校课改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与环境支持。如果没有局里的顶层设计和强力推动,单靠一所学校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第二,校长先行,担当“首席学习官”。这是中坚力量。校长不仅是课改的设计者,更是坚定的实践者。在监利,我们校长都是“干在实处”,他们都是亲自上课、亲自评课。这种“身先士卒”,比任何文件都更有说服力。
第三,以生为本,守住改革原点。这是核心。无论怎么改,我们始终围绕“学生当下学习生活质量与未来发展潜能”展开。我们不追求花哨的形式,而是看学生是否真的动起来了,思维是否真的发生了。
总结来说,就是:顶层有“导航仪”,校长有“执行力”,课堂有“真实感”。只要这三点做到了,课改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中国教师报: 当前课改进入深水区,最大的新挑战是什么?下一步监利打算怎么破局?面对AI赋能教学、跨学科教学等新命题,监利准备好了吗?
姜湘峰:课改已经到了深水区,挑战在于如何真正从“形式改变”变成“素养落地”。面对人工智能和跨学科教学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学校正在积极从“升学竞争”的“红海战略”转向以“内涵发展、特色育人”为核心的“蓝海路径”,用“求索”精神滋养育人生态,培养面向未来的时代新人。
在县域高中的实际情况中,我们正在探索以下可行、能落地的实施路径:
一是根据“学科大概念”开发每学期的核心任务。比如,每学期精心设计2-3个贯穿学科核心的大任务。
二是建立“人机协同”的常态教学机制。一方面,AI主要负责作业智能批改、错题动态归集、学情数据追踪与分析等基础性、重复性工作。另一方面,教师则更专注于课堂深度互动、小组探究指导、个性化学习支持及学生成长关怀,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回归”的有机统一。
三是打造“跨区域、校际贯通式”的校本教研体系。向先进地区、先进学校学习,每月组织一次跨区域、校际的“纵向集体备课”,共同研讨学科素养的梯次培养与教学内容的有机衔接;建设学校的“教学案例资源库”,持续积累典型课例、学生作品与教学反思;实施“青年教师双导师制”,由学科骨干与优秀班主任共同助力其专业成长与育人能力提升。
李爱梅:姜校长提到的也是我们区域正在思考的。下一步的破局点,我们锚定在“系统性评价改革”和“数字化转型”上。
第一,评价破局。首先,实现精细考核:将课改全面纳入学校和教师绩效考核,从教学方式转变、学生效果提升、创新实践等多维度考核,引导重视课改。其次,进行多元激励:设专项资金,加大对优秀学校、团队和个人的物质与精神奖励,激发教师课改积极性。
第二,技术赋能。首先,借助AI 分析教师需求并记录分析教研活动,教研员和名师工作室开发个性化教研,激发教师课改主动性。其次,促进分层发展,均衡城乡教育:借AI 搭建平台,依校情分层指导,助力新校稳步推进课改,助力乡镇校,共享资源,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品牌打造。首先,优化 “教研节”:延续亮点,结合课改需求,增加多元活动,提升影响力。其次,就是打造特色品牌:挖掘屈原文化、红色文化等地域特色,将其融入课改,开发校本课程,塑造监利课改品牌。
来源 | 中国教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