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2日，在“The Duran”频道的一档名为“Dangerous times w/ Larry Johnson (Live)”的节目中，著名国际关系分析师、前中情局分析员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与亚历山大·梅尔库里斯（Alexander Mercouris）及亚历克斯·克里斯托弗鲁（Alex Christoforou）共同深入剖析了当前极度紧绷的全球地缘政治局势。节目详细复盘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之间长达三小时的紧张会晤，并以此为切入点，全面评估了美国在应对伊朗和乌克兰双重危机时的战略困境、美国军事工业基础的现实短板，以及华盛顿内部情报系统对最高决策层进行的系统性信息扭曲。
中东地缘博弈与美国军事力量的现实边界
在近期备受瞩目的美以高层会晤中，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差异：美方出席人员主要由谈判专家和政治顾问组成，包括威特科夫、卢比奥和库什纳等致力于达成交易的人物；而以色列方面则清一色是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强硬派代表。这种人员构成的错位，直观地折射出双方在战略目标上的根本分歧。内塔尼亚胡显然意在通过展示军事紧迫性来施压美国对伊朗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特朗普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激烈交锋后，似乎坚守住了“不发动新战争”的底线。这种拒绝并非仅仅出于政治意愿，更多是基于对美国当前军事能力的理性——或者是被迫理性的考量。
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战术悖论。 虽然美国航母打击群依然在波斯湾周边游弋，但为了规避伊朗反舰导弹的威胁，它们被迫停留在距离伊朗海岸线约一千英里之外的安全水域。这一距离对于航母舰载机和护航舰艇携带的“战斧”巡航导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战术劣势，因为这一距离几乎触及了许多打击手段的有效射程边缘，极大地削弱了美军对伊朗内陆纵深目标进行持续、高强度精确打击的能力。如果航母编队试图通过抵近部署来提高打击效率，则通过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战例可以清晰预见其后果：即使是装备相对简陋的胡塞武装，在面对美军数个月的狂轰滥炸时依然保持了导弹发射能力，甚至成功击伤了过往船只并击落了昂贵的MQ-9“死神”无人机。相比之下，伊朗拥有比胡塞武装庞大九倍以上的国土战略纵深，以及一个经过数十年建设、高度复杂且深埋地下的导弹工业体系。
伊朗的导弹库存和生存能力被西方严重低估。 尽管以色列和西方情报机构常声称伊朗导弹已被拦截殆尽或库存告急，但分析指出，伊朗至少拥有超过一万五千枚各类弹道导弹的庞大储备。更关键的是，这些导弹大多部署在深层地下掩体中，配备了高度机动的发射系统。美军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猎杀飞毛腿”的失败经验表明，依靠空中力量寻找并摧毁移动导弹发射架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伊朗并非孤军奋战，有迹象表明其防空和雷达系统正在获得来自东方大国的技术支持，包括反干扰能力极强的三坐标雷达系统，这使得美军原本依赖的电子战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更令华盛顿担忧的是，伊朗已经展示了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能力，这种武器能够穿透现有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在之前的冲突中，伊朗通过“饱和攻击”战术已经证明了即使是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也会在短时间内耗尽拦截弹药，而美国目前的军工产能根本无法支撑这种高强度的消耗战。
乌克兰危机的外交破裂与战术转向
在欧洲方向，局势同样在向着不可逆转的军事决战演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期一系列异常强硬的表态，标志着克里姆林宫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耐心已经耗尽。此前，外界曾对名为“安克雷奇对话”的接触抱有期望，甚至传闻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向莫斯科递交了一份书面提案。然而，从俄方随后的激烈反应来看，华盛顿似乎背弃了在谈判桌上的某些承诺，或者其提出的条件被莫斯科视为缺乏诚意且具有欺骗性。俄罗斯领导层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与当前的美国政府进行闭门谈判是徒劳的，因为美方谈判代表缺乏落实协议的政治实权，且华盛顿习惯于在谈判中采取“双重欺骗”策略，即对冲突双方分别许诺以维持自身的主导地位。
随着外交大门的实质性关闭，俄罗斯正在战场上转入全面进攻姿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日益枯竭。一场现代化的装甲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培养一名合格的坦克驾驶员通常需要一年的系统训练，而乌克兰目前被迫将未经训练的新兵匆忙送上前线，这种“填线”战术不仅导致了惊人的人员伤亡，也无法发挥西方援助武器的效能。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军工机器已经全面开动，据爱沙尼亚情报部门的报告，俄罗斯目前的炮弹年产量已达到七百万发，其火炮身管和重型装备的生产速度远超整个北约的总和。这种物质基础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战争的走向：俄军不仅在顿巴斯地区稳步推进，更有可能在未来将战线推向基辅和敖德萨，寻求通过彻底的军事胜利来确立战后秩序，而非寄希望于一纸脆弱的停战协议。
欧洲领导层在这一危机中表现出了一种与现实完全脱节的“平行宇宙”状态。 尽管前线局势对乌克兰极为不利，但欧盟和北约的高级官员们依然在重复着“俄罗斯即将崩溃”、“乌克兰必胜”的陈旧叙事。这种认知失调不仅源于意识形态的傲慢，也源于对自身工业能力的盲目自信。事实是，欧洲的去工业化进程已经严重削弱了其战争潜力，德国作为曾经的工业引擎，如今甚至无法独立推进第五代战机的研发，而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在部署时频频遭遇机械故障，这些都是西方阵营在硬实力上衰退的缩影。
华盛顿的决策困境与情报系统的系统性误导
美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陷入战略被动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源于华盛顿决策圈内部的信息扭曲。中央情报局（CIA）和其他情报机构正在对白宫进行系统性的信息误导。 这种误导并非简单的失误，而是机构利益驱动下的刻意为之。自十多年前情报分析部门与行动部门的“物理隔离”被打破以来，情报分析员的独立性丧失殆尽。他们被迫在这个“行动主导”的体系中，为既定的秘密行动背书。如果CIA在乌克兰或亚美尼亚策划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破坏行动，分析部门就绝不会向总统提交一份“该行动注定失败”或“俄罗斯实力依然强大”的报告，因为这将直接损害行动部门的利益和晋升机会。
因此，呈递给特朗普的总统简报往往充满了经过过滤的虚假信息：如俄罗斯经济即将崩溃、普京政权不稳、伊朗不堪一击等。这种信息茧房导致美国最高领导层在制定政策时基于完全错误的现实认知。即使特朗普本人声称想要结束战争，但他所依赖的决策依据却是那些致力于维持冲突的“深层政府”官僚所提供的。例如，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突然访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在外交惯例上极不寻常，背后很可能是CIA在利用这两个国家作为新的反俄、反伊跳板，而这种地缘政治的微操往往超出了总统本人的直接控制范围，显示出一个独立于民选政府之外的庞大官僚机器正在自行运转。
此外，美国军工供应链的脆弱性也成为了制约决策的关键瓶颈。 一个鲜为人知却致命的细节是，由于中国对镓等稀有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美国最先进的F-35战斗机的雷达生产已经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关键原材料的短缺导致部分新出厂的战机无法安装合格的雷达系统，甚至出现了用配重块填充机头雷达罩以维持重心的荒诞传闻。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国防预算，但其高科技武器的生产严重依赖于其战略竞争对手的原材料供应。一旦发生大国冲突，这种供应链的断裂将直接导致美军高技术装备的瘫痪。
内部治理危机与全球秩序的不可逆转
在国际影响力衰退的同时，美国国内的治理危机也在加剧，爱泼斯坦案的处理方式便是这一危机的集中爆发。新任官员帕姆·邦迪（Pam Bondi）在处理爱泼斯坦文件时的拙劣表现，被视为是建制派试图掩盖真相的绝望挣扎。这不仅仅是一桩涉及性丑闻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张揭示美国精英阶层与情报机构深层勾连的黑网。 公众的愤怒在于，尽管有大量证据指向包括前总统、皇室成员和情报高官在内的权势人物，但司法系统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拖延和混淆视听来阻碍调查。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对法治精神的践踏，正在迅速侵蚀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合法性基础，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宣扬“民主与法治”时显得愈发虚伪和无力。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权力的重心正在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金砖国家（BRICS）的崛起已不再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是正在发生的经济现实。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正在构建一套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贸易和金融结算机制。当美国试图利用金融制裁作为武器时，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传统盟友在能源和外交政策上的日益独立，以及非洲国家在驱逐法国势力后经济状况的改善，都证明了西方主导的旧秩序正在瓦解。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多极化的新时代，而美国和欧洲如果继续沉迷于过去的霸权幻觉中，拒绝适应这一新的现实，最终将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打击下迎来更加痛苦的衰退。这一转型期充满了危险，因为衰落的霸权往往会为了挽救其地位而采取非理性的冒险行动，但这无法改变历史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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