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斩杀线之下，重新成为“体面人”的幻觉

电影《小丑》剧照

“可以，没问题”，自力更生者的尊严

人群里有一个 40岁的男人，名叫亚力克斯·休斯（Alex Hughes）。在我看来，他的人生经历和关注点不偏不倚。亚力克斯身材高大，步履稳健，举止友好，开朗体贴，有些发白的金发整整齐齐地塞在公司统一发放的帽子下面。他是个很有抱负的共和党人，经历了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变，也是 2016年和 2020年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的派克县80%选民中的一个。

我们的谈话始于一个意料之外的遭遇。我们正沿着派克维尔主街旁的人行道走向一家小咖啡馆，这时亚力克斯突然停了下来，两眼定定地看向街对面。“看到那个停车场了吗？我这个就是在那儿落下的。”亚力克斯歪了歪头，露出一条从他右耳一直延伸到下巴附近的伤疤，有 13厘米长。“再往下 10公分，那家伙砍中的就是我脖子，我也就没命了。”

我们在咖啡馆里拿好三明治坐下来以后，他开始进一步解释：“那时候我才 20岁出头，是 90年代一个周六的晚上，我跟一群朋友一块儿出去玩。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一直在找工作，这个地方周末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于是我们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在周围随便转转。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们听到有两个醉醺醺的家伙在停车场里大声说话。于是我们想着可以把车开出来，开着车在周围转转，等他们觉得无聊了，走了，我们再回去。但是我准备从一个醉汉旁边走过去开车的时候，那个醉汉拦住我，打了我一拳，又砍了我一刀。我也一拳打在他脸上，但还是向后倒在水泥地上，血流不止。好在有个朋友把那家伙拉开了，没让他把我脑袋给剁下来。警察来了，逮捕了他。他因犯致命武器袭击罪，判了十年。这就是 90年代这片地方黑暗的一面。”

亚力克斯的梦想是养家糊口，也许当个小企业主什么的，但经济衰退让他这个计划举步维艰。很小的时候，亚力克斯就因为父母离婚而经历了不安定的生活。“对于我妈妈，我只记得她离开以前我找她要汽水喝。她离开以后，没寄过贺卡，也没打过电话。就这么走了。所以，我的继母成了我真正的妈妈。”他父亲再婚后，亚力克斯成了三个孩子当中的老二。他有个哥哥，是他父亲最早一段婚姻留下的，还有个小很多的妹妹，是他父亲和继母生的。家庭生活可能会毫无预兆地变得面目全非，其原因超出了孩子的控制范围。

而工作上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亚力克斯的祖父是煤矿工人，亚力克斯从小就听着煤矿里险象环生的故事长大。亚力克斯的祖父在煤矿上受过重伤，所以警告亚力克斯的父亲和亚力克斯本人不要进煤矿，而是去找更安全的工作。于是亚力克斯的父亲成了长途运煤卡车司机。16岁时，亚力克斯搬去和祖父母一起住，也开始学着粉刷房子。到 19岁时，亚力克斯开了个粉刷房子的小公司，自己也成了家。

他回忆道：“工作机会减少以后，我开始试着修电梯。然后我发现，我可以接煤炭公司修理机器的活儿。我在俄亥俄州一家小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卖大幅面惠普打印机，可以打印煤矿地图。随着旋转刀片在煤矿井壁上不断旋进，挂在墙上的大幅矿井地图每天都在变。煤炭产业非常需要‘大干快上’的文化。于是他们问我：‘要是我们把打印机和说明书寄给你，你能安装吗？’我不知道怎么安装，但我可以读说明书，我也需要工作。于是我就说：‘可以，没问题。’然后我就这么一路‘可以，没问题’地得到了为一家加拿大公司担任本地技术员的工作，后来又给梅西能源做视频，还给在脸书上开展全国广告活动的一个家伙干了一段时间的活。”

但是到了 90年代，亚力克斯自力更生的“可以，没问题”策略再也不能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了。跟他的小伙伴们一样，他的父母没有钱供他上大学，他的朋友中间上了大学的人也很少。因此亚力克斯开始考虑自己创业，想法是在派克维尔开一家小文身店。要开这么一家店，并“尝试一些关于计算机网络的想法”，他说：“我贷了一大笔钱来起步，一开始也挣了不少钱。”

但亚力克斯继续说道：“我没有及时发现经济衰退的征象，也不知道对经济衰退应该担心到哪个地步。我的文身店和电脑生意都垮了。我是小企业主，所以也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和食品券。我不得不搬去父母家，跟他们住在一起。

“刚开始，我靠着干一些小活儿拼拼凑凑地过日子。但是后来，这些小活儿也渐渐没有了。我试过修冰箱、修打印机，搞 3D 成像。但那些活儿也越来越少。没什么能让我做的了。我应聘了去街边一家杂货店装袋的工作，但没有人给我回电话。

“而现在我不但要支付各种账单，还要还商业贷款。那时候我已经离婚了，还得照顾我女儿。到我什么活儿都没得干还欠了国税局 12.8万美元的时候，就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房子？没了。

“车子？没了。

“家具？没了。

“我和我老婆的婚戒？当掉了。

“那时候我就像自由落体一样往下掉。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一个位置是我的。我不得不问我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亚力克斯也考虑过离开肯塔基州东部。“你会碰到很多人都想说：‘我爱这里的大山，这是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我的家乡，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我非常钦佩这么想的人。但我觉得，大山把我困住了。但是，也不是说你可以直接收拾行李，搬走，变成无家可归的人，寄希望于在底特律、托莱多或芝加哥找到份工作。要离开，你需要钱，也需要人脉，但我什么都没有。”

亚力克斯回忆道，“我被砍伤的那回，他们给我开了好多类阿片止痛药。毒品给了你选择——是保持清醒，过得跟在地狱里一样，还是来上一片？”煤炭相关工作——挖煤、卡车运煤、修理卡车——流出肯塔基州东部的同时，奥施康定也正在流入，对于受到诱惑的人来说很危险，对于制药公司来说则意味着财源滚滚。

“我开始想，如果社会这么讨厌我，那么社会规则在我身上就不适用。我还想着，在我家后院造冰毒卖掉来付账单、还贷款会是多么容易的事。”他的声音再次慢了下来。“你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你想着，‘这个社会上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我触底了。我不想活了。我回到牧师那里，开始祈祷。”

现在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18年，但亚力克斯仍然很严肃。“拿刀砍我的是一个古怪的酒疯子，在 90年代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事儿很糟糕。但没了工作比那还要糟糕。失业对我的改变比任何事情都大。你永远不可能从失业当中恢复过来。”

如果你是白人，又很穷

34岁的戴维·梅纳德（David Maynard）坐在一辆蓝色斯巴鲁的驾驶座上，两眼紧盯着路面。他一头深棕色长发扎成了马尾辫，鬓角勾勒出他圆圆的、严肃的脸。他身形魁梧，穿着一件大号 T恤。戴维的妻子谢伊也是个大个子，也穿了件跟戴维一样的大号 T恤，一头金发，性格温柔。

我们正在重温这对情侣爱情中的秘密时刻——结果发现他俩的爱情属于“大逆不道”，因为戴维家比谢伊家穷。我们的目的地是派克维尔东北方向约 40公里处一家商场里的小电影院，八年前他们俩就是在那里开开心心地举行的婚礼。

他们俩跟亚力克斯·休斯是好朋友。谢伊以前做过很多收入微薄的工作，基本上都入不敷出，现在则当上了用户体验设计师和安卓开发人员，能挣不少钱。他们现在都有了一门随时都能派上用武之地的技能，可以选择是离开还是留下。亚力克斯日夜不停地在路易斯维尔寻找机会，而谢伊和戴维·梅纳德选择留在普雷斯顿斯堡郊外舒适的拖车里，要在线工作的时候，谢伊就开车去附近的公共图书馆蹭网。

贫穷是戴维的原罪。与贫穷相伴而来的，有两个问题。第一，对一个孩子来说，贫穷意味着恐惧、匮乏和耻辱。第二，在谢伊的父母看来，贫穷意味着戴维不应该跟谢伊结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恋情是大逆不道。戴维和谢伊都能看到，戴维的父母一贫如洗。戴维说：“我是拖车垃圾*，好吧？我叔叔就在我们拖车后面卖毒品。有个女的在离我们三个拖车的地方被杀了，因为几个抢劫犯听信了一个谣言，说她继承了一大笔钱。我上学的时候需要特殊教育。就是说我有学习障碍。谢伊的爸爸妈妈讨厌我。他们叫我‘拖车垃圾’。他们甚至也管她叫‘拖车垃圾’，因为她愿意与我为伍。”

“对，我妈，我爸，还有我奶奶都认为我可以找到比戴维更好的人。”谢伊从后排探出身子，证实道，“但我不这么认为，于是我们就私定了终身。”她咯咯笑着说。

他们俩都认为谢伊家属于“上流社会”。戴维解释说：“她奶奶有两家赛百味的店，开老款的凯迪拉克。要是走在路上碰见了我叔叔，谢伊的奶奶绝对不会停下凯迪拉克去捎上他。”

“我们这里，你要是穷的话，可以通过结婚来摆脱贫穷。”戴维说着，透过车窗看向峭壁。“跟和你睡觉的人结婚，直到他们开始跟别人睡。在我们山这边就是这样。山那边是有钱人，有些老师就住在那边，就没这么糟糕。所以到我和谢伊这个年纪，我们山这边的人一般都结第三次婚了，每次婚姻都会留下一个孩子。”对谢伊和戴维来说，他们幸福的婚姻是尊严的深层来源，因为稳定、幸福的婚姻太罕见了。

戴维的父亲患有肌肉萎缩症，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依靠残疾救济金维生。“我爸妈租下这块地，还按揭贷款买了这辆拖车。爸爸一直到去世前几个月才终于把贷款还清。”

戴维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差，身体也不好 ——溃疡、糖尿病，还有心脏衰弱的早期迹象。他尝试过很多工作——沃尔玛、移动电话运营商呼叫中心、赛百味，还有一家麦当劳。他说：“在麦当劳，我得把装满薯条、重得要命的托盘从冰箱端到厨房去。”谢伊补充道：“但是戴维端着托盘的时候晕倒了。第二次晕倒以后，麦当劳炒了他，他也被宣布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进了残疾人名单。”后来我问他们两口子准不准备要小孩，谢伊柔声回答：“考虑到戴维的心脏病，我都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还有多久，所以我们决定不要了。”

如今谢伊经过培训，会给手机编写应用程序，能找到薪水高得多的工作了，但在那以前她找了一份在 8号汽车旅馆晚上独自在前台值班的工作。戴维也会过去，带着电脑在吃早饭的地方找个角落坐着。谢伊解释说：“有一回有个流浪汉进来问能不能接点热水泡个面，然后待在这里过夜，我就让他进来休息、吃东西，但是后来他就把这儿当成家了，于是我叫了警察。警察来了，发现他是记录在案的性侵犯，把他带走了。戴维让我感觉很安全。”

白人和黑人的共同点——贫穷

“在新闻里你能听到很多关于种族的讨论，但关于贫困的一点儿都没有。”在前往下一站的路上，戴维说。在他看来，两党都没有按照贫困真正的样子去讨论贫困，去讨论白人和黑人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痛苦。

戴维解释道：“我们小学只有几个黑人小孩。其中一个叫艾伦。我们的校车司机从寄养家庭收养了艾伦。艾伦经常跟我说，我讲起穆尔拖车公园的样子，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听起来特别像他在底特律生活过的街区。我从来没去过密歇根州的底特律，但是我敢打赌，艾伦家所在的街道，就是穆尔拖车公园的另一个版本。要是去观察一个白人垃圾和一个贫民区垃圾，你不会发现任何区别。工作就算有也糟糕得很。毒瘾。毒品交易。犯罪和坐牢。支离破碎的家庭。打架。我还是个奶娃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拿枪指着我。这里的警察很凶，底特律的警察也很凶。他们［底特律居民］很多人都靠政府救济，我们也是。黑人会欺骗政府，我们也欺骗政府。我听说里根总统对‘福利皇后’大发牢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有很多小孩的黑人女性。我们也有福利皇后，我们家就是。我有个表亲不得不收养了自己的妹妹，因为他妈妈一直生一直生生了好多，还因为毒品坐牢了。我们家全是酒鬼、瘾君子、毒贩、杀人犯。我不跟他们说话。”

“我们用故事来思考。我们有两种主流叙事，但我这样的人哪个都不符合。”戴维开始讲述。“首先你会有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的叙事。你肯定听过这样的成功叙事：一个人白手起家，最后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于是你说：‘祝贺你！你很聪明，很勤奋，真的太棒了。’但是你瞧瞧那个说自己白手起家的家伙，你会看到他起家的时候肯定不是真的一穷二白。他的故事其实是从一些资本开始然后得到更多的资本，这才是白人的正常叙事。

“然后你还有第二种叙事，是说黑人的。人们会说：‘哦，你是个黑人。就是说你很穷。你从一开始就一无所有，现在也仍然一无所有——那是因为你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有个问题。如果我是穆尔拖车公园里的白人垃圾……我唯一拥有的叙事告诉我，我是白人，所以我有优势。这是我起家时拥有的，肯定会让我领先一步。但要是这手牌没能让我领先一步呢？我一无所有不是因为种族主义，而是因为懒惰和愚蠢。没有任何借口。如果你是白人，又很穷，人们就会想：‘你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被困在最底层的？’我要是好好看看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我一开始一无所有，现在也还是一无所有，我不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因为我是白人。所以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我比一无所有还要差劲。如果生为白人男性就能有那么大的优势，那除了我个人的失败以外，还有什么能解释我今天的局面呢？”

很多像戴维·梅纳德这样在贫穷红州长大的人，在实现美国梦的道路上走得比别人艰难。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往往更加严格，认为如果我失败了，那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一种耻辱。戴维说的是尊严悖论，但又补充了一些新内容：种族，以及在流行的成功叙事中，种族的作用。

“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个黑人说：‘我认为，没有任何白人能理解贫穷的滋味。’我一听，就觉得，‘哎，伙计，那你是没见过我’。”戴维顿了顿。“但如果我是个黑人，看到穿成我这个样子的白人，我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个穷人，因为我还可以跑去塔吉特百货买件衬衫、买条裤子，看上去就像中产阶级，也不用解释什么。但同样穿着的黑人可能就必须得解释一番。我是伪装成穷人四处走动。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黑人看到我穿着塔吉特百货买来的衣服就会想：‘你要是白人，那就没事儿。’”

“谢伊的妈妈总是说，我应该靠自力更生出人头地。但哪来的那么多自力更生啊？”戴维问道。缺失的就是这一部分，也是一直让戴维感到沮丧的原因。

缺失的叙事带来了尊严问题。当年身为谢伊的准新郎，戴维感到耻辱，但并不是因为让露丝·马林斯无法进入波比袜烤肉店的种族主义，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两党都不敢明明白白说出来的——社会阶层。

戴维·梅纳德可以宣称自己有幸存者的尊严。他体贴周到，已婚，一边帮助谢伊一边创作自己的怪兽艺术，但他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穆尔拖车公园活了下来。尽管如此，最后结果仍然表明，在并不赞成这门亲事的姻亲眼里，幸存者的尊严并没有多大价值，在其他美国人眼里也无法兑现成什么，而他们的意见才是美国尊严经济的基础。

戴维也感觉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客全都看不见自己。“民主党人只关心肤色、性别和性取向这几个方面的身份认同。所以我不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只关心爱国主义和税收，很多人不是种族主义者就是有钱人，不相信有社会阶层这么回事，跟我讲要自力更生之类的那套说辞。所以我跟他们也尿不到一个壶里。

“而无论哪边的政客都是从超级富豪手里拿钱。我认为所有政客都应该穿上橙色连体服去工作，上面钉着一排大纽扣——政客从捐款人那里拿到的政治献金越多，纽扣就越大。”

戴维没有可以信赖的政治代表，因此只能自己努力塑造自己的身份。珍妮弗·席尔瓦（Jennifer Silva）精心研究了年轻工薪阶层夫妇，撰成《功亏一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里，工薪阶层的成年生活》一书。她发现，这些人构建了另一个版本的美国梦。他们并没有把实现美国梦的道路描述成变得更有钱、有房有车，而是描述了从遭受命运摧残到完全恢复成一个正常人的过程——通往情感上的美国梦的道路。尊严也可以建立在恢复的基础上。

戴维也努力在情感上的美国梦中找到尊严的位置。人们会在网上点击他创作的怪兽以示赞赏，也有一些创作者会以他们的帖子有多少点击量来衡量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对应着这种无法预测的计量，戴维的情绪也时好时坏。

与此同时，戴维也发现自己还要在公众对农村贫穷白人的刻板印象面前大动感情地为自己辩护——尽管可能只是私下里说给自己听。“就好像你一直必须得说：‘对，我们是农村贫穷白人，但是不对，我们不是种族主义者。对，我讲话有地方口音，但是不对，我知道美国总统叫什么。对，我妈很早就生下了我，但是不对，她是个天资聪颖的人。对，我有残疾人证，但是不对，我是真的有残疾。对，我是在这座大山穷山恶水的一边长大，但是不对，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太折磨人了。”

戴维觉得，如果人们对你的刻板印象不会让你坐立不安，那倒也挺好。戴维觉得，你无法逃离自己的社会阶层，也不可能不需要解释。“太折磨人了。”就算是在讨论被主流叙事排除在外的境况，戴维也觉得，想象中的耻辱陷阱很容易让自己陷进去。“我要是走出这片地方，把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些话讲给别人听，别人肯定会说我是种族主义者。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我感觉他们会认为我是，所以我害怕去商场，也害怕待在任何会有人把我看成种族主义红脖子的地方。他们会误以为我是要去派克维尔参加那场游行的那种人，一想到这些我就抓狂。”

戴维感觉自己被视为“一无所有”，无法“出人头地”，因而是耻辱的主要目标。在他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光荣的叙事适合他这样的贫穷白人。他是幸存者，也因此感到自豪。但幸存者的尊严感觉好像很脆弱，但是他也需要这种尊严来抵御诋毁他的人。就这个局面来看，戴维想不出任何办法把贫穷黑人和贫穷白人团结起来：贫穷黑人是民主党，贫穷白人是共和党，你能怎么办？

被偷走的尊严：美国保守派的失落、耻辱与奋起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

在这本延续其“情感社会学”研究路径的重要新作中，霍克希尔德将目光投向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深入肯塔基州派克维尔，一座曾依赖煤矿繁荣、如今却因产业凋敝而陷入经济与文化双重衰败的白人小镇。她与那里的矿工、牧师、退伍军人、破产者、毒品受害者对话，倾听他们如何谈论“被抢走的骄傲”与“丢失的尊严”，以及“被视而不见”的愤怒与羞耻。在霍克希尔德看来，他们之所以愈发认同右翼政治，并非出于对现实利益的理性计算，而是为了找回一种被剥夺的主观感受——重新成为“体面人”的幻觉。

本书提出了“尊严悖论”这一富有洞察力的概念：尊严的缺失并不一定导向对抗或觉醒，反而可能转化为身份焦虑和排他性政治的温床。霍克希尔德不以批判者自居，而是以一位社会学家和田野工作者的耐心与同理心，试图理解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他们的世界观为何如此顽固地自洽。这是继《故土的陌生人》之后，作者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文化与情感政治的又一次深描，也是理解特朗普主义与右翼崛起的关键读本。对于当下加剧的社会断裂，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这群“陌生人”的故事中看到全球情绪政治的折射，理解尊严如何被剥夺，同时理解极化时代同情何以仍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