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中原王朝对契丹政权的影响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6-02-11 17:33发布于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

作者：杨军

来源：《历史研究》2025年第11期

摘要：契丹族群起源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中期活跃于大凌河流域、由8个“东北群狄”部落组成的联盟。联盟形成的核心动因，在于各部对中原文明的共同向往及向中原王朝朝贡的共同行为。这一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族群，通过不断吸纳周边部落（即契丹“别部”），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边疆部落整合，其间，中原王朝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在北方民族由松散部落联盟聚合为稳定政治共同体，并最终建立政权过程中，中原王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形塑作用。

关键词：辽史契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中，国内学者往往将北方民族的族群形成及其民族政权的形成作为两个问题，分别展开研究。对研究对象的分解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视角，导致在研究中存在弱化中原王朝影响的可能。以契丹史研究为例，早在20世纪40年代，契丹史研究的奠基者陈述已经对契丹族群形成和契丹政权形成分别展开研究。同样是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赵卫邦关注的是契丹国家的形成，而华山、费国庆则更为关注契丹社会。虽然蔡美彪在1964年发表的《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试图将两者结合进行研究，但此研究思路并未引起学界关注，此后的研究者更为关注契丹族群的形成，对契丹建国的研究则“集中在开国年代和即位方式两大问题”。此外，也有学者较为关注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但其研究重点是唐朝对契丹的治理。将契丹族群形成问题与契丹政权形成问题综合考察的研究，近20年仅有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亦未给予契丹族群形成过程中的中原王朝影响以特殊关注。因此，本文以契丹为个案，通过考辨契丹族群的形成及其向国家演进的过程，尝试就中原王朝对草原族群的影响展开具体研究。

一、契丹族群建构：古八部时期

学界通常将契丹族群的起源上溯至北魏。《魏书·显祖纪》皇兴二年（468）夏四月辛丑记有“高丽、库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手、悉万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相关记载亦见于《魏书·契丹传》：

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

《魏书·契丹传》所载部落名称中，伏弗郁部、羽陵部显然是对《魏书·显祖纪》的“伏弗郁羽陵”断句错误所致，应为具伏弗部、郁羽陵部。可见《魏书·契丹传》记载出自《魏书·显祖纪》，《魏书·契丹传》所载匹絜部、黎部，也是对《魏书·显祖纪》所载“匹黎尔”的错误拆分。《魏书·契丹传》文意应是契丹有部落先向北魏朝贡，在其影响下，悉万丹等部才纷纷向北魏朝贡。此部落名称未出现在《魏书·契丹传》下文列举诸部之中，应是见于《魏书·显祖纪》而不见于《魏书·契丹传》的羽真侯部。故上引《魏书·显祖纪》应标点为“高丽、库莫奚、契丹（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手、悉万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阗、波斯国各遣使朝献”，可证北魏初具伏弗等8部已经形成新族群，并已被冠以“契丹”之名，应即所谓契丹“古八部”。

概言之，在5世纪中叶，活动于北魏东北边疆的8个部落，因共同向北魏朝贡而逐渐结成新的族群，是契丹的源头。从《魏书》称其为“群狄”来看，这些部落可能并非出自同一族属。契丹自形成之初，其族源就是多源的。《魏书·契丹传》：

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

“莫弗贺（纥）”为契丹部落首领的称号，而非整个契丹族群首领的称呼。但此段记载的主语为“契丹”，以下记事恐非单指契丹某部，应是此时契丹整个族群首领与契丹各部落首领共享“莫弗贺”称号，尚未形成专属契丹族群首领的独特称号。由此可见，此被称为“契丹”的族群，在形成之初仅有“众万余口”，活动在“白狼水东”。

《北齐书·文宣纪》天保四年（553）：

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高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复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甲辰，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麾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潘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

北齐部队进入平州境内之后兵分两路，主力部队走西道，四天之后抵达白狼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平房子镇黄道营子村汉代古城），由此开始急行军三天，“倍道兼行”，一天之后到达昌黎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再经一天渡阳师水（今辽宁省北部大凌河上游之牤牛河），第三天与契丹决战。从其行程来看，最终决战地点在今大凌河下游以东，即“白狼水东”。可见北齐进攻的契丹，正是见于上引《魏书》记载的契丹。至北齐天保四年，在不到1个世纪时间里，契丹人口由万余人发展至“十万余口”，显然不仅仅是自然繁衍的结果，而是有其他部落融入。这一由“群狄”八部组成的新族群，在近百年时间里，不断整合周边部落，迅速发展壮大，最终引起北齐的注意。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引《北齐书》记载中，已经出现“契丹别部”的概念，说明至晚在6世纪中叶以前，契丹已经存在“本种”和“别部”的区别。在契丹此后的发展演进中，“别部”不断被整合进“本种”八部之内，所谓契丹八部一直是一个变动的族群。

在遭受北齐打击之后，契丹不得不降附突厥。《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范）墓志铭》记载，志主李范“曾祖缬，齐授八部落大蕃长”。由此可证，契丹“本种”在降附突厥的同时，也接受北齐册封，墓志所见“八部落大蕃长”称号，可与前引《魏书》相印证，证明契丹族群形成之初即内含8个部落。北齐册封契丹首领的头衔中包含的“八部落”字样，对契丹部落结构起到固化作用，自此以后八部结构成为契丹传统，此即契丹族群形成过程中中原王朝政治影响力的体现。可以说，传世文献有关契丹“古八部”的记载得到出土文献佐证，学界认为史籍中有关契丹“古八部”记载不可信的看法需要重新审视。

《隋书·契丹传》：

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杨坚）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部，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

契丹降隋时人口数量未见记载，上引《隋书·契丹传》记载隋高祖开皇年间契丹的两次整合。一次是“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此支契丹应即开皇四年（584）以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的契丹；另一次是“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此支契丹降附突厥时间不详，但从“固辞不去”记载看，也应融入了契丹族群。以每家仅5口估算，两次整合进契丹“本种”的人口已经超过7万人。由此估计，至6世纪末，契丹总人口将近10余万，已经恢复至北齐天保年间的水平。

据《旧唐书·契丹传》“其君长姓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按兵民比为1∶5的学界传统计算方式，唐初契丹总人口应在20万人以上，较隋末大约翻了一番。这个发展速度显然不是自然繁衍所能达到的，说明此期间仍存在契丹“别部”融入“本种”的情况。

综上，5世纪中叶，8个“东北群狄”部落整合形成新的契丹族群，人口约万余人，社会性质由部落发展为部落联盟。此后近一个世纪（约八九十年间），通过对大凌河流域诸部落的持续整合，至北齐天保四年，契丹族群人口已发展至“十万余口”。虽遭北齐打击一度衰落，但契丹族群通过对“别部”的不断吸纳，至6世纪末期，人口规模基本恢复至北齐天保年间水平。到7世纪上半叶，最终形成了由八部构成、拥有20余万人口的族群，即史称的契丹“古八部”。一个由临时、不稳定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永久性、稳固的联盟形态的确立，标志着契丹族群共同体的形成。追溯其源，正是对中原文化的共同向往和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促使原本各行其是的“东北群狄”各部共同朝贡，从而走到一起形成新族群。同时，北齐册封的“八部落大蕃长”封号，既是对契丹既有八部结构的认可，也对其联盟内部八部分立的组织结构起到固化作用。此后无论契丹族群经历何种变迁，部落如何分合重组，契丹联盟始终保持着八部的基本框架。

据《李范墓志》，李范曾祖缬“齐授八部落大蕃长”，祖毕“诏授契丹大蕃长”，父摩会“以武德元年授本部八蕃君长”。至少三代人时间内，该家族一直掌控契丹“古八部”，跨越北齐、隋、唐。授予摩会家族三代人的头衔可能是相同的，皆为“契丹八部落大蕃长”，“八部落大蕃长”、“契丹大蕃长”皆其简称，“本部八蕃君长”则不是官名而是叙事，即委任其为本部八个部落统领的意思。唐朝初建，李范之父摩会“以武德元年授本部八蕃君长”，即被任命为本部八个部落的首领，是唐朝对其家族领导契丹“古八部”权力的肯定。贞观二年（628），“其君摩会率其部落来降”，贞观三年，“摩会复入朝，赐鼓纛”，显然具有相同意义。正是在此背景下，摩会为取得唐朝信任，才遣其子李范入质。

据前引《李范墓志》，摩会作为“本部八蕃君长”于贞观七年去世，其子李范亦于贞观十四年客死长安。随着摩会、李范父子相继去世，唐太宗开始考虑挑选新的契丹首领。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借东征高句丽之机亲自考察契丹八部所有首领。相关文献中也有记载，如《旧唐书·契丹传》“太宗伐高丽，至营州，会其君长及老人等，赐物各有差，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新唐书·契丹传》则有“帝（唐太宗）伐高丽，悉发酋长与奚首领从军。帝还，过营州，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差赐缯采，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

因此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契丹此时自有继摩会之后的“君长”（即“八部大蕃长”），尽管史书未载其名。新旧《唐书》记载太宗“会其君长及老人等”、“尽召其长窟哥及老人”，并“授其蕃长窟哥为左武卫将军”、“以窟哥为左武卫将军”等情状，表明窟哥此时身份应仅为契丹某部首领（蕃长），而非统领八部的最高“君长”。据新旧《唐书》记载，契丹诸部蕃长皆随唐太宗东征。撤军途经营州时，唐太宗即表现出对窟哥的特殊关注。换言之，经过亲自考察，唐太宗已选定窟哥为统领契丹八部的新首领。

二、契丹族群发展：从窟哥八部到李失活八部

贞观十九年十月唐太宗在营州召见契丹八部首领，考察各蕃长以确立契丹新首领。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新唐书·契丹传》记载：

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河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俱隶松漠府，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

此举措重大意义在于确立松漠都督府一府十州为唐朝管理契丹的新体制，“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即改以窟哥为唐朝的代表，结束摩会家族对契丹八部的统治。唐朝此举对契丹的影响极为深远。

首先是对契丹新部落结构的认可。为论述方便，先将见于《魏书·显祖纪》的契丹“古八部”名称，与上引《新唐书·契丹传》所载窟哥八部名称及相关羁縻州名列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松漠都督府所辖羁縻州，徒河、万丹、羽陵、日连、匹黎等5州，州名分别出自契丹“古八部”的阿大何、悉万丹、郁羽陵、日连、匹黎尔5部的名称。可是《新唐书》记载的窟哥八部名称，与“古八部”名称迥异。表明此时契丹八部的构成已非原始的“古八部”，州名的使用，仅仅是唐朝在羁縻州体制下，对契丹“古八部”历史记忆的一种形式上的保留。实际上，经历长期发展演变，契丹族群已由原来“群狄”构成的“古八部”，演变为新组成的以窟哥为首的八部，即传世文献记载所谓“大贺氏”八部。唐朝根据窟哥八部设立松漠都督府及下属羁縻州，是对契丹新部落结构的认可，固化了部落演变的结果。由于失去唐朝支持，摩会一系从历史上消失。

其次，有关窟哥一系的历史记忆，成为契丹有关族源的“标准”说法。据《新唐书·契丹传》，窟哥之孙枯莫离“为左卫将军、弹汗州刺史”。弹汗州之名源于檀石槐曾建庭的弹汗山，意在纪念檀石槐，表明唐朝官方认为窟哥一系源自鲜卑檀石槐联盟。然而，自东汉延熹九年（166）檀石槐联盟建立至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设立弹汗州，已近5个世纪。在此期间，北方草原历经多次政权更迭与族群重组，作为尚无文字传统的族群，窟哥一系恐难清晰、准确地确认自身是否源自檀石槐联盟。因此，将窟哥一系与檀石槐相联系，更可能是在窟哥一系自称为鲜卑后裔的说法上，由唐朝官方依据史籍记载所进行的历史建构。至辽朝初年，刻于会同五年（942）的《耶律羽之墓志》称，“公讳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沠出石槐”，此“石槐”是指鲜卑檀石槐。说明至辽朝建国初，契丹已经认为耶律氏近祖为“佶首”，远祖是檀石槐，接受了此种来自中原的历史书写，并将其作为自己族群的历史记忆。契丹族群演变至窟哥八部之后，通过中原王朝的历史书写，以鲜卑为族源、以檀石槐为祖源的谱系构建才逐渐形成并稳定传承。

《新唐书·契丹传》代表了对契丹建国前史的新历史书写，“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魏青龙中，部酋比能稍桀骜，为幽州刺史王雄所杀，众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龙之北。至元魏，自号曰契丹”。上述历史叙述与最早构成八部的“东北群狄”的历史恐怕无法对接，因此《魏书·契丹传》相关记载，以及北齐对契丹打击等前史尚存的记事，皆为后代史籍所不取。

最后，经历此番整合之后，契丹族源更加复杂。蔡美彪认为，蜀（独）活部即乙室活部，而乙室活部则是辽代的乙室部。《旧唐书·张孝忠传》载“张孝忠，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室）活部落酋帅”，《新唐书·张孝忠传》则载“本奚种，世为乙失（室）活酋长”，权德舆也说“公讳孝忠，字孝忠，其先燕人……曾王父靖，乙失（室）活部落节度使。王父逊，部落刺史”，皆称张孝忠为奚人，其曾祖张靖、祖父张逊“世为乙失（室）活酋长”，出自乙室活部的契丹独活部，很可能与奚人存在渊源。《李范墓志》有“公讳范，字弘则，契丹乌丸人也”，董永强据此认为，“摩会氏族应出自屡经混合后融入契丹的古乌丸遗部”。《耶律羽之墓志》则将契丹族源追溯至鲜卑檀石槐。以上皆可证明契丹族源的多样性，其复杂程度远超最初的“东北群狄”。

曾成认为，传世史料之所以记载窟哥八部分为九州，而称窟哥为“持节十州诸军事”，是因为“按照唐代设立都督府的惯例，都督府之下皆有与都督府同名的直辖州”。而松漠都督府所管的第十州，应当就是松漠都督府的直辖州——松漠州，“松漠州的存在，表明当时的契丹部落联盟长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直辖部族”。显然，由唐朝推动的对契丹传统部落组织的改造，构建了超越原有部落联盟之上的组织架构与权力体系，成为契丹从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演进的起点。

在6世纪中期，契丹由“东北群狄”构成的“古八部”，转为由后融入此族群的窟哥所领导的部落，族群领导权由摩会家族转至窟哥家族。窟哥一系可能出自鲜卑，契丹碑刻资料将契丹族源追溯至鲜卑的历史书写可能与此有关，新构建的族源、祖源、属源得到契丹族群内部的认同和相对稳定的传承。因此，应将见于史籍记载窟哥八部的出现，视为契丹族形成的开端，上述演进动因则是唐朝建立松漠都督府。可以说，唐朝在契丹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武周时期发生的“营州之乱”，对契丹部族组织造成的影响史无明文。乱后契丹依附突厥。据《旧唐书·契丹传》：

开元三年，其首领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种落内附。失活即尽忠之从父弟也。于是复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以镇抚之。

李尽忠即窟哥之孙，李失活为“尽忠之从父弟”，也是窟哥之孙，契丹八部首领显然一直在窟哥一系传承。李失活内附之后，唐朝重建松漠都督府，“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但没有明确重建后的松漠都督府下辖州数。《新唐书·地理志》：

松漠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以内属契丹窟哥部置，其别帅七部分置峭落等八州。李尽忠叛后废，开元二年复置。领州八：峭落州，以达稽部置。无逢州，以独活部置。羽陵州，以芬问部置。白连州，以突便部置。徒何州，以芮奚部置。万丹州，以坠斤部置。匹黎州，以伏部置。赤山州，以伏部分置。

学界通常认为，上述记载遗漏了以纥便部设立的弹汗州，松漠都督府应仍旧是10州体制。问题是，《新唐书·地理志》在叙述松漠都督府的沿革时，讲到“李尽忠叛后废，开元二年复置”，随后记载的“领州八”，应该是开元二年（714）复置后情况。将此记载与《旧唐书·契丹传》“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记载相对照，可见八州就是八部落，说明原窟哥八部的伏部，因为分置匹黎州与赤山州，至李失活八部时已被视为两部，纥便部也已不在契丹八部数内。

唐廷以纥便部置弹汗州，窟哥之孙枯莫离曾为弹汗州刺史，皆说明纥便部是窟哥本部，即窟哥家族所在部，李尽忠、李失活应皆出自纥便部。因此，将《新唐书·地理志》未提及纥便部归于漏载，显然缺乏说服力。

《旧唐书·契丹传》称李失活“率种落内附”，此记载颇耐人寻味。“种落”一词在史籍中虽多为泛指，但也常用作“本种”、“附落”的合称。《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记载颇能说明问题：

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卬”领导羌人的构成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本种”，其部人称“种人”，以及依附于“本种”的部落，即所谓“附落”。由此看来，《旧唐书·契丹传》所载李失活领导的“种落”，居于主导地位的“本种”是纥便部，八个“附落”即为建立在原来七部基础上的八个羁縻州，纥便部拥有凌驾于八部之上的地位。因此，唐朝在重建松漠都督府时，以纥便部为都督府，不再有八州之数，而以八个“附落”为八州，形成新的一府八州体制。李失活所统八部已非窟哥八部之旧。据《辽史·营卫志》“时契丹因（孙）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可见乱后曾对八部进行过重组。李桂芝认为，重组者为李失活和可突于。

关于“大贺氏”八部名称，史籍存在另一种记载，最早见于五代时期苏逢吉所撰《（后）汉高祖实录》：

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实活邸，四曰纳尾邸，五曰频没邸，六曰内会鸡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县四十一，县有令。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

上述引文应是对李失活八部的记载，从对音角度看，其与窟哥八部的关系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有些部名显然出自不同音译，如芮奚与内会鸡、达稽与利皆、独活与实活，但其他各部名称的对音存在明显出入，如果认为是同一契丹语词的不同音译，还是比较牵强的。窟哥八部与李失活八部的名称存在明显差异可以证明，学界认为营州之乱后契丹八部有过重组的看法是正确的，主导此次重组的应是窟哥、李失活家族所在的纥便部。出于同一原因，纥便部在此次重组过程中获得凌驾于八部之上的地位。

上引《（后）汉高祖实录》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管县四十一，县有令。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册府元龟》卷975引开元十二年三月敕，“契丹有八部落，宜赐物五万段，其中取四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兵士及百姓，余一万段与燕公主、松漠王、衙官、刺史、县令”。开元十四年“七月癸卯，（契——引者补）丹部落刺史出利、县令苏固多等来朝，授出利将军、固多郎将，并放还蕃”。从以上记载可知，松漠都督府辖8州，即契丹八部，长官为刺史，即八部部落首领“大人”。州下辖县，长官为县令，8州共41县，平均每州约5县，显示出唐代羁縻体制相当完善，对契丹的管理十分严密。

辽代契丹部族组织是“部”下辖“石烈”。据《辽史·百官志》，石烈的首领称“某石烈麻普。亦曰马步，本名石烈达剌干”。对照《辽史·国语解》“达剌干：县官也”，“麻都不：县官之佐也”，可知辽代契丹语中担任石烈官的达剌干、麻普（即马步、麻都不），译成汉语为县官或县官之佐。参照前引《（后）汉高祖实录》记载，契丹称“部”的下级组织为“县”，并将其等同于中原州县体制下的县，这一观念由来已久。

唐代羁縻体制对契丹影响深远，在羁縻体制下确立的县一级组织，成为契丹最稳定的基层社会组织，并一直延续至辽朝建立以后。换言之，在契丹部落整合及其内部社会组织的演进过程中，唐朝发挥了关键且不可替代的影响，是形塑契丹部落联盟的重要外部力量。

三、契丹族群定型：遥辇氏时期

李失活之后，契丹八部首领分别是：娑固、郁于、吐于、邵固。但自娑固时起，可突于掌握实际的权力，导致“可突于之乱”爆发，最终杀死可突于的是“契丹衙官李过折”。李过折被唐朝封为“检校松漠州都督”，出身部落不详，不久“为可突于余党泥礼所杀”。自贞观二十二年窟哥举部内附、唐置松漠都督府，至开元二十三年李过折被杀，窟哥家族对契丹八部的统治共存在87年，此即学界所谓“大贺氏时代”。

学界通常认为，杀死李过折的“泥礼”，即见于《辽史》的“涅里”、“雅里”。《辽史·营卫志》记载“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辽史·营卫志》称“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时间是准确的，但称“时契丹因万荣之败，部落凋散”，将大贺氏衰落，涅里立阻午可汗、重组八部等史事归因于武周时期孙万荣、李尽忠的营州之乱，却是张冠李戴，实则一切皆源于开元时期的可突于之乱。与新旧《唐书》记载相对照可知，涅里斩杀李过折之后，“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即故有族众分为八部”，重组契丹八部，从此开启契丹遥辇八部时代。

《辽史·兵卫志》称“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据《辽史·营卫志》，遥辇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迭剌部“其先曰益古，凡六营”，“阻午可汗时，与弟撒里本领之”；乙室部“其先曰撒里本”，“阻午可汗之世，与其兄益古分营而领之”；乌隗部“其先曰撒里卜，与其兄涅勒同营”，“阻午可汗析为二：撒里卜为乌隗部，涅勒为涅剌部”；突吕不部“其先曰塔古里，领三营”，“阻午可汗命分其一与弟航斡为突举部”，“塔古里得其二，更为突吕不部”；品、楮特二部，都是“阻午可汗以其营为部”。

由此可见，《辽史·兵卫志》称大贺氏“仅存五部”并不准确，可突于之乱后，原八部大体得以保存的只有三部，在涅里和阻午可汗重组八部时，皆将之一分为二。另外两部——品、楮特皆是“以其营为部”，“营”即八部下的社会组织石烈，品部和楮特部实际皆只残存一个石烈，涅里和阻午可汗将之升格为“部”，以此凑成八部。李桂芝指出，阻午可汗组建遥辇八部时，凡是一分为二的部，都是弟领旧部，兄组建新部，可能与北方民族“幼子守产”传统有关。因此，上述由弟统领的三部，即乙室部、乌隗部、突举部，以及“以其营为部”的品、楮特二部，当与窟哥旧部有关。《辽史·兵卫志》所谓“分五部为八”，应是此义。《新唐书·契丹传》载：

天宝四载（745），契丹大酋李怀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是岁，杀公主叛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更封其酋楷落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

李怀秀降唐，上距开元二十三年“泥礼”杀李过折整整10年，因此学界对《辽史·世表》将李怀秀视为阻午可汗的说法不乏质疑。但是随着天宝四载（745）李怀秀降唐，唐朝重建松漠都督府，并以静乐公主下嫁李怀秀，可见唐朝已承认新组建遥辇八部。因此，学界将天宝四载年视为契丹遥辇氏统治的开端是比较合理的，自此至天祐三年（906）痕德堇可汗去世，遥辇氏统治共持续161年。

可突于之乱中的两位关键人物可突于、李过折，在正史中皆被称为衙官，此官名显然出自中原官制，有学者认为，衙官是因羁縻府州设置或和亲公主到来而出现的中原王朝官称。《旧唐书·契丹传》载：

时契丹衙官李过折与可突于分掌兵马……过折夜勒兵斩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

《李过折墓志》载：

府君讳过折，字过折，其先阴山王之种，即虏族也。初以副相可突于执心倔强，太上皇忌之，府君知其故而为之谋，枭其首而献其可，然后率彼部落数千余人，咸挺身以许国，遂将命而归天……开元廿三年忽以众寡不敌，奄终王事，春秋四十有二矣。

《李过折墓志》称可突于为“副相”，此称谓亦见于《旧唐书·尹思贞传》“国之副相，位亚中台”，可见“副相”并非官名，而是泛指宰相之亚。《李过折墓志》称可突于为“副相”，明显具有贬低意味，是为了暗示李过折才是契丹宰相。据前引《旧唐书·契丹传》，二人“分掌兵马”，地位对等，并不存在正副之别，实际上二人应皆为契丹宰相，将之分正副不过是谀墓之词。由此看来，主导契丹八部的纥便部，成为凌驾于八部之上并管控八部的力量，其内部掌权者被唐朝封为松漠都督府的衙官，俗称其为宰相，此体制也为遥辇氏所继承。

《辽史·兵卫志》有“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二府”即见于《辽史》记载的南北宰相府。《萧孝恭墓志》：

公讳孝恭，其先兰陵人也，高祖以前六祖，世世皆拜南宰相。高祖左仆射、判平州诸军事，先拜南宰相，亲受牙筹讳杨宁。第（弟）南宰相讳蒲打宁。祖，南宰相、兼中书令讳德顺……烈考南宰相、兼中书令、魏国公讳惟信。叔父南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西京留守事讳惟忠。远祖迄今拜相者一十一人矣！

《萧孝资墓志》：

考讳惟忠，在道宗时，有忠孝大名，著于当世。自始祖至烈考凡九世，而相继位为南宰相者十有一人。

若以30年为一世，由萧孝恭（1038—1081）、萧孝资（1056—1109）的生年上溯10世，则其最早任南宰相的始祖大约生于738—756年间。涅里立阻午可汗，“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也是735年以后的事情。故首任南宰相的萧氏始祖，有可能与涅里、阻午可汗存在过交集，可从另一角度证明“二府”即南北宰相府。

《萧孝恭墓志》所载墓主结衔为“北朝大辽国南宰相府所官初鲁得部族，故本部族节度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兰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萧孝恭之父萧惟信，《辽史·萧惟信传》称其为“楮特部人”，证明初鲁得、楮特为同音异译。日本学者爱宕松男认为，楮特部是遥辇氏阻午可汗所领之部。涅里所立“二府”，一个是遥辇氏可汗的统治机构，此为延续从前的衙官传统，另一个应该是涅里自己的统治机构，虽然未有可汗之名，却具有可汗之实。以地理分布而言，遥辇可汗的本部楮特部在南，涅里所在的迭剌部在北，可能是后世南北宰相府名称的由来，即南宰相府是遥辇氏可汗的统治机构，北宰相府是迭剌部的统治机构。

因此所谓“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是设立分别属于遥辇可汗、涅里的两套统治机构——南北宰相府，并将契丹八部分隶南北宰相府。《辽史·营卫志》称楮特部“隶南府”，亦可证南宰相府为遥辇氏的统治机构。据《辽史·营卫志》可知，迭剌、品、乌隗、涅剌、突吕不5部隶北宰相府，楮特、乙室、突举3部隶南宰相府，即遥辇可汗直辖3部，涅里自统5部。力量对比显示，契丹可汗虽出自遥辇氏，但契丹八部是以迭剌部为主导，实权掌握在涅里手中。《辽史·太祖纪》：

（神册）六年春正月丙午，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迭里为惕隐。南府宰相自诸弟构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辖得里、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

锄得即初鲁得、楮特的异译。上引记载表明，南府（南宰相府）“名族”——尤其是隶属于遥辇可汗本部的楮特部贵族——积极参与了反对耶律阿保机的诸弟之乱。正如前文所述，南宰相府及其核心部族楮特部本属遥辇可汗本部，他们维护旧制、反对耶律阿保机集权的举动实属情理之中。平定诸弟之乱后，耶律阿保机暂时以锄得（楮特）部的辖得里、只里古代理南府宰相事务，但最终任命皇弟苏担任南府宰相，并确立了宗室担任此职的惯例。此举彻底终结了遥辇氏通过南府掌控的权力，是耶律阿保机建国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旧唐书·契丹传》只记载泥礼（涅里）是可突于“余党”，并没有交待其身世。苗润博认为，阿保机家族先从庆州黑山北部迁徙到潢水上游流域，继而由此迁至潢、土交汇之处。吴翔宇认为，契丹松漠府中早已存在一支被称为六百家奚的奚人集团，可突于、涅里是其成员。笔者则倾向认为，阿保机家族加入契丹前的族属可能是室韦。从学界已有研究看，涅里家族及其部落是后期融入窟哥家族所主导族群的附属部落。按史籍惯用概念，应称其为“附落”，但在“本种”的窟哥八部衰落之后，耶律氏由原来的“附落”成为主导族群的“本种”。

综上，与唐朝在窟哥时期通过设立松漠都督府等制度安排，确保其家族对契丹八部稳定统治的情形相对照，至遥辇氏时期，因营州之乱导致唐朝对契丹控制力度减弱，契丹内部在窟哥八部向遥辇氏过渡过程中发生一系列内乱（如可突于之乱），最终实现八部重组。二府掌八部体制是遥辇时代具有特色的部落体制，其形成受到唐朝羁縻体制及衙官制度影响，体现中原官制对契丹的影响。二府掌八部体制的出现，证明契丹部落联盟内部已经孕育出超越传统部落联盟框架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的持续增强，必然导致部落联盟的解体，推动契丹向国家形态演进，契丹社会已处于向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态转变的关键节点。

结语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是“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存在裂变和聚变两种趋势。在此基础上，北方民族社会组织演进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当裂变趋势始终占主导地位时，社会组织就会停留在前国家社会，维持较低社会发展水平，东北乌桓、西北羌人都是如此。当聚变趋势突破裂变制约时，社会组织就开始向国家演进，曾经建立政权的族群皆是如此：建立诸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建立与中原王朝对峙政权的族群，如东北契丹、女真；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族群，如北方蒙古、东北满族。从前述对契丹个案研究可以发现，在社会组织聚变趋势压倒裂变趋势过程中，存在如下规律。

首先，对中原文明的向心力，是北方民族社会组织聚变整合的原动力之一。被称为“东北群狄”的各部，“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莫不思服”，是其“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东北部族对中原王朝的向往，是构成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交往，并推进北方族群彼此间交往的内在驱动力。推动原本各自独立的8个部落走向联合，组成新族群的动因，不是战争以及所谓对资源的争夺，而是对中原文化向往的共同心理，以及向中原王朝朝贡的共同行动。

北方民族的向心力，正是中华文明凝聚力的重要体现。需要强调，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中原地区先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周边各民族的吸引，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演进中形成的包容性。突出的包容性集中体现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流趋势中。

早于契丹的典型案例是，在鲜卑族群整合过程中，向汉朝朝贡以及汉朝巨额赏赐，无疑是鲜卑诸部聚变一大原动力。慕容鲜卑兴起后，《晋书》追溯至慕容廆曾祖莫护跋，强调其“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显然此向心内附的举动，成为诸部聚变整合的动力。“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对中原文明向往也是莫护跋率部内附动力之一。对鲜卑诸部的内附，汉朝“通胡市，筑南北两部质宫，受邑落质者（百）二十部”。降附汉朝的鲜卑部落达120部，可见向往中原文明的共同心理，和向中原王朝朝贡的共同行动，对鲜卑影响之广泛。这正是鲜卑诸部能够经历充分整合，最终建立一系列地方政权及开启北朝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北方民族社会组织聚变初始阶段，中原王朝的保护与支持成为突破裂变趋势的重要力量。北方民族的社会演进规律决定了弱小部落只有两种结局，或者承受强势部落的武力打击并被瓜分，或者是降附强大部落成为其“附落”，无论哪一种结局，其社会组织整合过程皆宣告终止。而来自中原王朝的保护，可以使弱小部落保持独立状态，并继续其社会组织聚变整合。契丹的经历比较典型。太和三年，当面临柔然等外在威胁时，为避免被瓜分或沦为“附落”，契丹主动选择“内附”，获得中原王朝保护。

中原王朝对降附北方民族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开元十二年三月，唐朝对契丹的赏赐规模与分配方式具有典型性，“契丹有八部落，宜赐物五万段，其中取四万段先给征行游奕兵士及百姓，余一万段与燕公主、松漠王、衙官、刺史、县令”。据《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契丹“胜兵四万三千人”，按兵民比1∶5的传统推算方式，其总人口约20万，以5口为1户，折合约4万户。唐朝开元十二年三月赏赐契丹的物资总计5万段，相当于按户均1.25段的标准配给，足见此次赏赐力度之大。前引汉朝对鲜卑诸部的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以为常”。据估算，公元140年前后鲜卑总人口约80万人，依此计算，汉朝对鲜卑诸部的赏赐，大约人均每年337.5钱。根据对肩水金关汉简的研究，河西地区粟的价格通常在每石40钱至160钱之间，据此价格计算，337.5钱最多可购8.4石粟，最少可购2.1石粟。《盐铁论》称“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成年男子月食30斗（即3石）粟，老幼妇女的食用量当少于此。依此估算，汉朝每年对鲜卑的赏赐，保守估计可以供给鲜卑每人近1个月口粮，乐观估计，可以供给鲜卑每人近3个月口粮。可以说，中原王朝的支持是北方民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最后，在确立羁縻统治之后，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对北方民族形成深远影响，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基调和底色。如前文所述，契丹八部体制，包括八部的基层建置及二府统八部、南北宰相制度，在其形成过程中皆可明显看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在羁縻体制下，唐朝参与契丹首领的继承、部落的重组、部落内部社会组织的整合以及管理体制的确立，是形塑契丹族群的重要力量。唐朝在契丹部落中植入的中原文化因子，不仅在当时影响契丹族群发展，而且直到辽朝建立，文化因子的影响力仍旧存在，南北宰相府即为典型例子。正是在其部族乃至政权的形成过程中，中原王朝持续发挥影响力，才使得以契丹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形成中国认同。

北方民族社会组织聚变的规律是，对中原文明的共同向往心理和对中原王朝的朝贡行动构成了内在原动力，而中原王朝提供的保护与支持则是推动这一进程持续发展的关键外在保障。在此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族群最终形成中国认同，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北方民族社会组织的演进过程，正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在社会组织形成过程中，中国认同已经成为北方民族认同的基调与底色，北方民族在发展壮大之后，无论是建立地方政权，还是建立与汉族政权对峙的北朝，抑或是发展为大一统王朝，皆以中国自居。学界早已关注的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就是典型例子。

遗憾的是，有关古代中国北方民族前国家时期的史料记载匮乏，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此问题关注不足，研究更多集中于北方民族建立政权之后，客观上不免凸显了所建政权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原政权的竞争面相。所谓“征服王朝论”，不过是故意夸大竞争性，而忽视了北方民族正是因为认同中国，才参与到中国内部的竞争中去；所谓“新清史”，则是片面夸大了北方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并刻意为其建构中国之外的源头，却忽视了特殊性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中“多元”的体现。任何割裂“多元”与“一体”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皆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杨军，系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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