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巴票,是提前找到俄罗斯的留学生帮忙买好的,因为西方经济制裁的缘故,大部分的国际支付的手段在这里都无法正常运作。虽然你还是可以看到街上的商店大都贴着“支持visa/master”,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向世界开放了三十多年的俄罗斯,好像又重新走向了封闭。
没有小白条的不安与紧张如影随形,在塞瓦斯托波尔能不能入住,也是未知数。尽管如此,我仍决定继续前往。
01 英语在这里不起作用
在辛菲罗波尔市区,我们找到一辆黑车前往市郊的大巴站。
售票厅的工作人员不会英语,沟通主要依靠手势。她大致明白我们要去塞瓦斯托波尔,示意我们去路边等车。但原定于16:30发车的大巴迟迟未现身,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零星刷新在车站的乘客也一个接一个地上车,我们还守在原地动弹不得。
我拿着车票试图向周围的人求助。大多数人在回答之前,都会先长时间地打量我——这种目光并不掩饰距离感。他们细细端详着眼前这个和自己有着巨大差距的东方面孔,很显然这里很久没有见到外国人了。
英语在这里几乎不起作用。因为英语普及率不高,我抛出的关于大巴的所有疑问都没能得到有效解答。
虽然语言不通,但大多数当地人仍然愿意用俄语认真地回答问题,甚至会细致地比划路线,只是当语言变成乱码,交流也都无疾而终了。也有少数人,在意识到对方完全不懂俄语后,语调反而愈发高昂,言语中透露出“你在俄罗斯怎么能不会俄语”、“你不会俄语当然办不明白事”、“找不到路多少有些活该”的指责感,他们似乎在通过语言本身确认某种优势。这种态度在年长者身上尤为明显,那是对自己语言的骄傲,是从那个俄国仍然如日中天的时代携带至今的自信。
最终,我们都没有等到那趟早该来到的大巴。直到一辆写着“Севастополь”的小巴士驶过,我将它拦下。它并不在我的行程计划中,但司机同意以原票价一半的价格载我们前往塞瓦。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出发了。
前往塞瓦的市郊车站(作者拍摄)
进入塞瓦斯托波尔的过程,是渐进而明确的。小巴沿着夹在低矮丘陵之间的平原行驶,一个多小时后,路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船锚雕塑,锚顶是一颗红星,锚身刻着城市的名字——这是一种典型的苏联视觉语言,也是一种无需解释的身份标识——海军城市。
驶入市区后,塞瓦斯托波尔呈现出一种比辛菲罗波尔更为繁华的面貌。作为直辖市,它在城市更新和公共空间上显得更“官方”,街头随处可见普京的宣传画像。还有不同时代的纪念碑,共同强调“英雄城市”的历史连续性——沙皇时期这里走出过海军将领,二战时期苏联人在此抗击德军。
塞瓦斯托波尔的政治身份,数十年来几经变换。二战后,它被从克里米亚划出,设为苏联直辖市。五十年代,为促进俄乌友谊,赫鲁晓夫将整个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只是那时候的人们没有料到,这个牢不可破的联盟会在四十年后从它的内部不攻自破,曾经血浓于水的两兄弟还会在21世纪反目成仇。苏联解体后,这里成为乌克兰的直辖市。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俄罗斯重新控制了这里——尽管这一现实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但是这里又变成了俄罗斯联邦内和莫斯科、圣彼得堡同一级别的直辖市。
塞瓦街头的普京海报(作者拍摄)
02 偶遇迪米和他的善意
找到青旅,敲开门,我把护照递给前台阿姨。我带着几分侥幸心理,想试试看没有“小白条”能不能蒙混过关(关于小白条的问题前文有写,这里就不赘述了)。她反复翻看,我察觉到她是在找那个本该夹在护照中的“小白条”,而前台阿姨也很快意识到“小白条”没在这里。她用非常严肃的声音告诉我:“没有‘小白条’,就不能入住。”
没有网络实在寸步难行,我再次乞求能得到一些通融——通过翻译软件解释了自己遗失“小白条”的前因后果,并保证第二天会去移民局补办。她摇头拒绝,并补充道:“这不是我的责任。你现在就去补办,否则不能让你入住。我想整个塞瓦斯托波尔都不会接待你这样的客人。”
我只能开启又一轮的解释。毕竟那天是周六,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我实在没有信心可以当天重获“合法身份”。
海边穿着C罗球衣的本地男孩(作者拍摄)
僵持之际,一名年轻男子走进大厅,他用一口标准的英语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这是我在克里米亚第一次听到如此流畅的英语,以至于我有点走神,难以置信自己在俄罗斯行走的这么多天里第一次听到如此干净利落的英语。在此之前,也只有在辛菲的街头小店买沙威玛时,做沙威玛的小哥用略带口音的英语“兄弟,兄弟(bro, bro)”地叫我——他们是从土耳其来这里工作的穆斯林。
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流利用英语沟通的对象,我难掩激动地把情况和他又解释了一遍。他靠着鞋柜仔细地听着,当我讲到关键节点的时候他还会附和地点点头。
小哥听明白我的遭遇后,又切换到俄语模式和青旅前台的阿姨交涉——当我听到“dada(Да-да)”和“nini(Ни-ни)”不停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
虽然听不懂俄语,但从他紧锁的眉头大概也能猜到结局,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末了,他回过身无奈地冲我们摇了摇头。“老一辈的俄罗斯人很死板,她不肯让你们入住”,他顿了顿又紧接着说道,“这不是你们的问题。别着急,我再给你们想办法。”
他拉着我们从前台移到了大厅的沙发上。窗外是黑海,此时夕阳正在从海平面的尽头缓缓落下,把当年沙皇为了抵御奥斯曼建造的海上城墙映照出来,真是一个奇妙的夏夜。
小哥叫迪米特里,来自索契,是一名英语教师,也是一名旅行者。他说自己去过31个国家,明白人在异乡遭遇制度性阻碍时的无力感。
他打电话询问了附近几家青旅,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拒绝入住”。“没办法,现在时局太特殊了,这不怪你们,”他一边接着搜索,一边解释道,“欢迎来到克里米亚。”
最后,迪米特里在俄版Airbnb上找到了一家民宿,并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完成预订,得知我们的信用卡无法线上支付,还主动代付了三晚约6000卢布的费用(约合人民币538元)。我赶忙拿出钱包想要把钱给他,他推了回去,说“不着急,先把你们送到民宿再说吧”。
他提出要开车送我们过去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很纠结:一边是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太多,一边又想着能有一个本地人带路,能省下很多的麻烦。最后在迪米一声又一声的催促下,我们坐上了他的车。
路上闲聊起来,迪米特里说自己很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去过中国,他在青岛周边的一个小城市当过一个月的英语外教。有意思的是,当时他是在中介网站上找到的这个项目,还向网站支付了1000美元的报名费,然后自费购买机票飞到中国,结果无偿地教了一个月的英语。
抵达民宿后,迪米这才收下费用,并告知我们补办移民登记的地点。他留下电话,说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随后,他独自驾车返回了海边。
我们和迪米特里的合影(作者拍摄)
03 一座被英雄化的城市
当晚迪米载着我们驶出海边的闹市区,一进入城市,塞瓦反而变得异常安静。后来有一天晚上和迪米吃完饭闲逛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大家在默默遵守的“宵禁”——虽然官方没有任何一条公告要强制实行,但是入夜后塞瓦市区内的灯光几乎会全部关闭。除了偶尔有一辆过路汽车的车灯,或者几盏已经早早打烊的店铺门口微弱闪烁着的霓虹灯,此外再没有任何的光源。
整座城市被黑暗笼罩,迪米说这是为了避免城市在夜间成为乌军的空中目标。
在塞瓦的街上每隔几百米就可以见到一个混凝土的白色掩体,这是为了在开阔地带躲避乌军无人机而设置的临时掩体。2024年的一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在海滩度假的平民伤亡后,政府统一在人流密集处都建起了这样的掩体,用于紧急避险。
用于躲避无人机的白色掩体(作者拍摄)
这是离前线有些距离的塞瓦,战争并没有以全面动员的方式占据日常生活,它更多是通过一种低烈度、但持续存在的方式渗透进城市的时间结构与空间安排中:夜间路灯的关闭、混凝土掩体的常态化存在、对无人机的潜在警惕——一切细节从容地进入城市的肌理。它们并未被高声宣布,却被每一个人默契地执行,战争不再是一个需要不断被提及的事件,而是一种被接受、被适应的背景条件。
最初决定前往克里米亚,我关注的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在2014年之后、在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这片争议地区如何被重新纳入国家叙事之中?人们又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份认同,如何在其中生活?
我们的汽车驶过市中心,道路两侧的建筑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并置——既有社会主义的粗野,又有新古典主义的细腻,你能看到罗马柱的顶端雕刻着镰刀锤子的浮雕。迪米说,二战期间德国的轰炸机一度把塞瓦斯托波尔夷为平地,如今所见大多是斯大林时期兴建的。斯大林偏爱白色,这座城市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统一而冷静的外观。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几天里,迪米特里一直在给我们科普克里米亚的历史,当然大部分都是围绕着沙俄以及苏联对这里的统治展开的。我逐渐意识到,我想要的答案并不只存在于新闻或口号中,它体现在城市的夜晚、制度的边界、以及人们对历史的反复讲述之中。
塞瓦斯托波尔的地标沉船湾(作者拍摄)
迪米曾告诉我,当下的俄乌战争是一场“收复失地”的斗争,伟大程度不亚于卫国战争;同样,今天的克里米亚乃至整个俄罗斯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对伟大“卫国”战争的传颂。回顾近百年的历史,抗击纳粹的那场战争,几乎是俄罗斯唯一被普遍认可具有绝对正义性的战争。因此,在经历多轮去苏联化之后,这段历史再次在这片土地被召回,成为当下最稳定、也最安全的爱国主义叙事。
克里米亚,尤其是塞瓦斯托波尔,正好提供了一个现实而具体的入口。当镰刀锤子重新出现在纪念章和建筑浮雕中,历史不再只是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种解释当下的工具。它为现实提供意义,也为牺牲提供合法性。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塞瓦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争议地区,更是一块被反复证明“历史正确性”的地理样本。在这里,历史、战争与日常生活并未分离,它们彼此嵌合,构成了一种持续运作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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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青芒
编辑|西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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