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界，有些名字犹如灯塔，给无数处在黑暗中的从业者送去关于风险与人性的指引光，保罗·都铎·琼斯便是这样的存在。今天我们整理了一段释于2019年的高盛对话保罗的视频，完整PDF都在星球了，如果对您有帮助，还请点赞关注转发，感谢您的支持！
保罗并非学院派出身，也没有靠家族资源一步登天，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从孟菲斯棉花交易大厅里走出来的一位实战派，从21岁拿着一本技术分析书说服父亲亲友开账户，到创立都铎投资公司，再到1987年在黑色星期一前精准做空股市，保罗一直都在用账户上的实际盈亏书写自己的华尔街传奇。
保罗同时经历了黄金年代与电子化和量化这两个交易时代，这也让他体验到了八十年代那场缓慢而残酷的“物种大灭绝”：数十万场内交易员的生态被计算机与几家超大规模的量化机构所吞噬，而流动性所提供的利润也从高度分散走向了极度集中。
保罗对这种技术性失业与财富集中的洞察，放在今天AI与高频交易的语境下依然让我们振聋发聩。
在交易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同时，保罗还赋予了自己另外一个身份：慈善家。他很早就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转向了对“使命感”的追求，从认领布鲁克林贫困社区的孩子，到创办罗宾汉基金会，他累计捐赠出数十亿美元。这位金融大师的温度，或许慈善界早已感知到。
今天这期对话浓缩了保罗这么多年来对市场、杠杆、政策以及社会公平与慈善的思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交易员、一位传奇金融家的生命宽度，不仅仅局限在市场周期中，深入到其对人性与社会制度的反思与批判中，或许我们才能丈量到更精确的宽度...
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欢迎来到高盛讲座，也欢迎在雅虎财经上观看的各位。
我今天要介绍的嘉宾——保罗·都铎·琼斯，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好友，多年来我们在很多事务上都有合作。
保罗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出生并长大，所以他的口音——对他非常有利——绝不是装出来的。
1980年，在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的四年后，保罗从做棉花期货交易做起，然后一步步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都铎投资公司。
1988年，他创立了罗宾汉基金会，致力于缓解纽约市的贫困。2013年，他共同创立了公正资本（Just Capital），这是一个旨在建立更能反映美国民众优先事项的市场的非营利组织。
这其中还有很多值得补充的内容，待会儿我们会一一聊到。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作为和在座许多刚出学校、处于职业早期的年轻人一样，你一毕业就做了棉花交易，之前有在公司里工作过吗？
Paul Tudor Jones：我在E.F. Hutton工作过。
主持人：E.F. Hutton，听起来很传统。
Paul Tudor Jones：是的，不过这里没人懂这个笑话吧？
主持人：是的是的，没错。
Paul Tudor Jones：曾经有个很棒的广告：「E.F. Hutton一说话，所有人都会停下来听」，就像快闪活动一样。
主持人：对，就像超人在电话亭里换装变身，是那个梗吧？
Paul Tudor Jones：对，对。
主持人：然后你进入交易大厅，开始交易棉花期货，一度十分激烈；但你做得不错，并且开始创业。能否告诉我，你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你的？
Paul Tudor Jones：有趣的是，我之所以成为交易员，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个游戏迷。我玩过所有的游戏，像什么大富翁、人生游戏、飞行棋、扑克，还能接龙。我爱玩游戏，所以——
主持人：你在接龙游戏里也很好胜？
Paul Tudor Jones：所有游戏里都很好胜。天哪，我想说的有好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看到我们的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在那边示意，让我冷静点，这里是公共场合，别太放飞自我。
（笑）
主持人：是的，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做自己，这也是我常被告诫的。每次上台，都会有人对我说，别做你自己。
Paul Tudor Jones：总之，我玩了很多游戏，比如国际象棋，但后来年纪大了我就不行了。上大学时我负责记账之类的事，毕业时我差不多已经有了概率论硕士的水平。
那时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除了喝啤酒——这我特别在行。大四的2月份，我接手账本那个人，他叫罗伯特·E·威尔逊（来自阿肯色州威尔逊），他建议我试试大豆期货，说他们在阿肯色有大庄园，要对冲大豆收成，足球赌博跟这个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
正好那周末我读到一篇关于理查德·丹尼斯的报道，他是交易所的大咖，他说自己在宿醉时交易得最好，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情绪。我心想，这跟我的天性是挺契合的。
我发现人生很奇妙；昨晚和21岁、28岁的孩子们在家听了斯坦福今年的毕业演讲，演员斯特林·布朗说：幸福生活的秘诀不在于选择什么职业，而是找寻你的使命。
对我而言，无论做什么，都是被一种使命召唤吸引着，而不是我逼自己去做；顺其自然，人生会把你带到目的与快乐的交汇点。
主持人：你当年自成一派的时候，是本地玩家还是过江龙？
Paul Tudor Jones：我一开始是——
主持人：在楼上。
Paul Tudor Jones：我起初是作为——
主持人：只是现在可能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Paul Tudor Jones：嗯，回想起来当时做本地交易员的日子，确实很有趣。
主持人：这些人就是站在交易所里的那群人。大家都看过电影《颠倒乾坤》吧，就像电影里那样，他们都挥舞着手臂。
Paul Tudor Jones：说回来，如果回想的话，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疏忽——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我一开始是做经纪人的。
我那时候做得很好，21岁进去，考了个Series 7，只复习了两周就通过了。
然后他们给我——至少在哈顿的商品交易部是这样——给了我一本技术分析的书，McGee和Edwards的《股票趋势的技术分析》。
所里的人说，你读它，回家再读一遍，然后再读一遍，读完之后你就可以开账户交易了。
所以大概在四周内，我就试着说服我爸的朋友们开账户让我交易。21岁那会儿真的很可笑，但就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我开始为这些账户交易，我最初的老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棉花投机者，叫Eli Tull，他把我派到纽约去。
我想我在那儿的交易大厅做了六个月，然后回到新奥尔良，之后又回到纽约，那段时间我非常享受和客户的互动。我天生喜欢社交，所以很喜欢这份工作。
我们一直在赚钱，我也一直和他们保持沟通，但过了一阵子，我意识到如果只为自己交易，那我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那时的佣金——这会让你很激动——是每口合约90美元，你能想象吗？现在是多少？
主持人：今天只要用90美元就能交易价值4万美元的合约。
Paul Tudor Jones：是的，确切地说，是每张合约90美元佣金，我意识到我可以为自己做交易并做清算。
我记得那时的结算费也不过每张合约30或40美分。我开始为自己做交易，并且做得非常非常好。
主持人：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很成功吗？
Paul Tudor Jones：差不多是这样的。不过我有过两次非常痛苦的学习经历，我几乎把一切都赔光了。比如我有1万美元，结果亏到零；然后我又挣回大约2万美元，然后又亏光了。我记得——
主持人：你是不是故意用这些小数额，方便我们更好理解？
Paul Tudor Jones：不，不，那时候我22岁，是1978或1979年，那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是巨额了。
我记得第三次我亏光钱时，我父亲来找我，说我得做点安全的东西，比如房地产。
主持人：对，借贷。
Paul Tudor Jones：我说不，我要坚持做下去，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但我想说的是，到1980年左右我做得相当好。我父亲一直说你得干点体面的事，所以我申请了哈佛商学院并被录取。
我当时想他们能教给我什么？我那时靠自己已经交易了一年，可能赚了得有几百万美元，那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去波士顿的前一周我正准备把东西装上U-Haul开车上路，突然间觉得这太疯狂了——他们不会教我这些东西。
于是我就没去，继续回来做交易了。后来我开了一家对冲基金，说回到重点：为自己交易有个问题，我很孤独。虽然赚得很多，但我很孤独。
那时候交易所三点就关门了，我四点半到家，看《星际迷航》，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财务上满足，但其他方面很空虚。
主持人：就是没有跟其他人交流带来的那种智力满足感。
Paul Tudor Jones：是的，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它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集体灭绝”。要说遗憾的话，那就是在八十年代可能有十万个人像我一样的场内交易员——
主持人：这个“生态系统”非常庞大。
Paul Tudor Jones：对，规模巨大，我估计那套生态每年大概会产生50到100亿美元的利润，虽然分配极不平均，但确实是在那生态中流动。
随后电子交易出现了，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这让整整一个职业群体遭遇了“物种大灭绝”，但过程是如此缓慢、渐进，以至于没人察觉。
这有点像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前兆：我们把那些本应以某种分散或相对平均分配的利润给压缩了。
我想大概有三、四家甚至两三家公司（Renaissance就是其中之一，D.E. Shaw也是）把那整个利润生态给吸收了，然后——
主持人：他们把那种被视为市场负担、为之获利的低效收益挪到了别处。
Paul Tudor Jones：其实只是转移而已，我不愿称其为低效，它只是拥有一种流动性提供者的交易属性，从分布在十万人的手里，变成分布在大约一千人的手里——这就是计算机的力量。
如今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种因经济变迁而带来的变化，你也能看到现在这种巨大的收入分化：拥有量化技能的人能以规模化做到以前需要数十、数百、数千人才能完成的事。
主持人：你现在可以看到，Uber已经取代了多少出租车司机对吧？Uber的估值——不管你觉得是五十亿、六十亿还是多少——其实反映的是风投的钱，而不是那些成千上万的失去收入的出租车司机的价值。
这种模式一直在重复。另一方面，华尔街原来的那个生态，包括专门的做市制度在内，虽然被冲击，但很多人还是找到了新工作。
好了，回到正题，你创办了对冲基金，然后我带你回到1987年，那一年你面临着一个大时刻——那年的大崩盘。
Paul Tudor Jones：确实，87年的崩盘很有意思，因为是当时的市场基础设施导致了它的发生。
我记得我在76年开始做商品交易。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里，所有的商品期货都有涨跌停限制。
我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棉花或大豆常常被限制上涨，因为那是价格允许波动的最大幅度，他们不会再放开，因为担心人性的非理性和暴民效应，所以有了这些限制，再后来金融期货出现了。
有个趣事，你知道吗？1984年我曾想进高盛工作，那会儿你们刚开始考虑期货的事，结果他们说“不不不，我们不会做期货这种生意。”
主持人：说实话，我当时找不到工作。
Paul Tudor Jones：“我们不会那样做，毕竟我们是高盛，我们不会涉足那种生意。”（接上文高盛所说）
主持人：我没能进高盛，我只在Jay Aaron找到了工作，后来Jay Aaron被高盛收购了。
Paul Tudor Jones：原来如此。
主持人：高盛这些家伙到底怎么了？
Paul Tudor Jones：天哪，我也不知道。
（笑）
主持人：摆架子，自命不凡。
Paul Tudor Jones：不过话说回来，87年的金融期货完全没有限额，简直是场等着发生的意外。
然后又有了投资组合保险；按任何历史指标看，股市都被高估得离谱。十年期利率约10.5%，股市股息率只有大约4.5%到5%。
这个跟今天比，差了五百个基点——现在十年期大概在7.25%到7.5%之间。
主持人：但股票的远期价格本来就会高得多。
Paul Tudor Jones：是的确实是。可那时并非如此，所以当市场最终崩溃时，我想我在过去40年里学到的一点是：这些价格模式和价格故事常常是老调重弹，只是角色、时代和情节不同了而已。
那次在我看来很像1929年。我清楚地知道，一旦因为衍生品结构而崩盘，那么下行空间将是无限的，真的是无限，因为期货没有张跌停板。
我会把它比作今年二月的那次回撤——那周跌了七、八个点吗？做空VIX的结构就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这完全是时间问题，而二月第一周的整个崩盘完全是由衍生品引发的。
回顾过去30年中，一些最大的金融危机通常也是由衍生品驱动的，因为杠杆都藏在那里。
主持人：杠杆，对。
Paul Tudor Jones：是的。
主持人：所以我很想问，你刚才把过去的某些方面与当前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显然现在没那么糟，股息和利率的关系也不像当时那样，你认为当前市场存在很多过度膨胀吗？
Paul Tudor Jones：我认为现在任何资产价格的可持续性都值得怀疑。我之所以这么说有几点原因。
首先，我不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能长期维持。放眼历史，正常的长期实际利率约为200个基点，而现在可能低了30到40个基点；正常的短期实际利率在100到120个基点，而现在可能是负40左右。所以利率政策显然不正常。
若只是看3.8%的失业率、2.8%的CPI，利率应在4.5%甚至5%左右，所以利率最终是无法维持的。就像六十年代末我们通过操纵利率，让实际利率为零，这最终造成了七十年代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在重蹈覆辙。
因此我不认为货币政策可持续，而财政政策更是荒谬——今年赤字会升到4%，未来几年每年再加半个百分点，三年内可能到7%，这不可能持续。
长期来看，股票、房地产等价格必须回归到250年来存在的正常实际利率和期限溢价，财政政策要可持续，这很可能意味着资产价格在非常长的时间里会下跌，短期内则……
主持人：火上浇油。
Paul Tudor Jones：我认为已经被点燃了，随时可能会爆发。
主持人：一阵接一阵地燃烧。
Paul Tudor Jones：没错。
主持人：是啊，奇怪的是这是在已经被点燃的火上再浇汽油。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一是火势会更猛烈，二是当你真正需要汽油时它就没了，所以会——
Paul Tudor Jones：所以想象一下下一次衰退来了。
主持人：你会怎么办？
Paul Tudor Jones：天啊，这会很有意思，这将会——
主持人：那时你会在哪里？
Paul Tudor Jones：嗯，希望到时候我已经大幅做空了。好，这是个好问题。下一个衰退真的很可怕，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自动稳定器。
货币政策很快就会耗尽，而我们没有任何财政稳定工具。2000年，上次失业率是3.8%时，我们还有2.5%的预算盈余。
主持人：我想那些制定政策的人都希望增长率能涨到足以解决问题的程度。但实际上并不会，这听起来牵强，但这就是他们的说法。
Paul Tudor Jones：你笑了。
主持人：我得为平等说一句——
Paul Tudor Jones：里根当总统的时候你就可以跟我这么说。
主持人：好的好的。你在做交易员时，实际上还有另一份职业——你在一个小圈子里很有名，但我觉得你作为慈善家的影响更大。
“慈善家”听起来很高大上，但你大概在创办公司时甚至更早就开始做慈善了。能不能讲讲那段经历？
我跟你提到过，我记得当时有个新想法，‘I Have a Dream’是谁最早发起的？
Paul Tudor Jones：尤金·朗（Eugene lang）。
主持人：对，尤金·朗收养了一个幼儿园班，并承诺如果孩子们坚持下去，他就会资助他们上大学。
就在那之后，我听说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这么做了，他就是保罗·琼斯。
Paul Tudor Jones：我记得那时我在公寓的沙发上，32还是33岁，看到《60分钟》里关于“I Have a Dream”的片段，那一刻像是在召唤我，我看了就想，我也能做到。
第二天我给尤金·朗打了电话，因为我那时觉得生活里缺了点什么。我是在那种从小就被教导行善如同刷牙的家庭中长大的。那段节目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我就跟尤金·朗认领了那个班。
我记得他们开会时每人要分一个区，本来有五个人，但我迟到了，于是他们就把贝斯德台（Bed‑Stuy）分给了我。
主持人：我是东纽约人，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Paul Tudor Jones：总之，这成就了我和Bed‑Stuy之间的长期情感，我认领了那个班。
哇，真是大开眼界，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社会学知识、没有洞察力，什么都没有，我只有——
主持人：拜托你可是孟菲斯人。
Paul Tudor Jones：好的我不说这个了。
主持人：你对Bedford‑Stuyvesant了解多少？
Paul Tudor Jones：我去了那里，然后三年下来，情况变得很疯狂，因为突然间我们有一些孩子因为暴力事件失踪了，我们失去了相当高比例的孩子—
主持人：你们一开始有多少孩子？
Paul Tudor Jones：我们有86个孩子，所以刚开始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大约三年后，很明显我完全力不从心，我们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没有改善。
我们每季度都有成绩单之夜，但成绩始终没有好转。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课后项目更偏向情感交流，我们会玩运动之类的，但实际上毫无章法。
大约四年后，项目里开始出现一些年轻母亲，情况开始变得具有压倒性起来。
主持人：最后有多少孩子上了大学？
Paul Tudor Jones：我们最后大概让31人上了大学，大约是社区入学率的四倍；然后大概有一半人顺利毕业。
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我学到努力和结果之间有巨大差别——我投入了那么多，天啊，大概每个孩子每年花了四五千美元，却几乎看不到成果。
我们都知道的一些指标——学业成绩、升学、出勤、辍学——我们的孩子在这些上都没有改善，因为没有聚焦、没有明确的使命划分，也没有和孩子们建立起相互理解。
我们没能提供他们所需的支持，而他们的成长环境噪音太大。仅仅做他们的朋友、给他们承诺，无法抵消他们所处的艰难环境给他们带来的挑战。
这就是我在“I Have a Dream”项目中的经历，后来对我们在罗宾汉基金会中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启发。
主持人：因为它教会你要专注于结果——认可努力，但不要在没有成果的时候给予奖励。
Paul Tudor Jones：努力并非无关紧要，但你必须以目标为导向，设立阶段性目标并对自己负责；这些我很早就学会了。
我很喜欢这个理念和这个班级，并一直资助这些班级到90年代中期。那时令人失望的是，留在我们课后项目里的几乎都是女生，约90%，
男孩跟不上女孩，这很令人沮丧，我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所以我了解女孩。
主持人：是的，你发现了这个永恒的真理。
Paul Tudor Jones：男孩在发育上可能稍有滞后，但这依然是一次开眼界的经历。于是我改变了重点：不要再花钱做课后补救、贴补丁了，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解决问题？
那时我创办了一所特许学校，起初是为男孩追求卓越而设，后来也为女生开了分校，但我们是从男孩开始的。
这成了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早期我和诺曼·阿特金斯一起工作，你还记得他是——
主持人：我妻子在他的董事会。
Paul Tudor Jones：是的，她很了不起。
主持人：没关系，你没必要这么说。
Paul Tudor Jones：不，她确实很了不起，令人难以置信。
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只要有正确的激励、方向、专注和教育基础设施，就能彻底打破所谓的“成就差距”。
我记得五年内——也许是四年——我们在曼哈顿543所小学中名列第一，98%的学生都是非裔美国人，来自城市贫困区。
主持人：虽然我可以就你所做的事说很久，每次和你聊都会学到新东西，但为了节省时间，请跟我们讲讲罗宾汉基金会以及你想实现的目标吧——事实上，你在罗宾汉基金会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就。
Paul Tudor Jones：我觉得罗宾汉基金会的早期像是三个笨蛋一起干活，只是没有馅饼大战（指场面彻底指控，变成一团乱的闹剧）的那出戏。
主持人：那差不多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Paul Tudor Jones：一开始我们是边做边摸索，但好在我们能从失败中学习，并且很快意识到要以结果为导向。罗宾汉基金会最棒的地方是——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慈善”这个词。
主持人：我懂你，这听起来确实有点...
Paul Tudor Jones：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部分是参与了慈善工作——我的很多挚友、一起度过最多时光并且最让我快乐的人，通常都是在这些事业中结识的；你会遇到最优秀的人，然后建立起一种共同体的纽带，从中得到巨大的喜悦与满足。
就我个人而言，这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珍贵的部分。谈到罗宾汉基金会，它的本质就是成千上万颗高尚的心与头脑的集合，“罗宾汉国度”这个名字确实名至实归。
你也曾在董事会，我见过很多人加入，有的长期留下，有的后来离开，但无论参与程度如何，他们在离开时总是变得更成熟、更强大、更快乐，也更有使命感了。
主持人：我记得这事，我得说出来，毕竟你自己是不会说的。这不仅关乎你们的捐助或成效，而且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实践中用过。
前几天有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记得在911之后，市区里的人都忙着帮小商户，却拿不到钱，因为大家都在想怎么把钱直接给到位，结果最后都要走政府表格、要验证。
然后你和罗宾汉基金会说：为什么不对所有说需要的人无条件发5000美元？如果我们要求繁琐的手续，那么会有多少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这个救助？我们是宁愿多发给少数不该拿的人，还是在有些人最需要的时候一点也不给？
这想法在当时真是了不起。
Paul Tudor Jones：是的，我们为911办了募捐音乐会，募了大约6000万美元，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提供帮助。
有趣的是，层层官僚和繁文缛节导致那些受害的家庭什么也没收到。年底到了、节日到了，他们一点儿援助都没有获得。
后来我们说，算了，干脆每个家庭直接发5000美元吧，但我们甚至找不到遇难者名单，罗宾汉基金会最后弄到了一份名单，然后我们就给每个人寄了一张5000美元的FedEx支票。
那影响力太震撼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各种帮助，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帮助落实到位，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成功的时刻之一。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回到所谓的“使命”——罗宾汉基金会的很多举措都是应急反应。
早在90年代艾滋病严重时，我们董事会里的小约翰·肯尼迪、Rolling Stone主编Jann Wenner、Ken Langone和Druckenmiller，为是否资助针具交换计划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而艾滋病的问题出在针头传播，地点基本是在威廉斯堡公园，那里有很多瘾君子。左翼说我们不能做，会被抨击；而Langone和Druckenmiller则说，这计划很有效，能阻止艾滋病传播。
主持人：对，所以那些右派居然想支持瘾君子使用的器具、针具，真可笑。
Paul Tudor Jones：但我们也参与了很多这样的项目，比如青少年怀孕、911事件、桑迪飓风救援。
主持人：但关键是，这不仅是传统做法。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慈善或社会投资，但你们带来了很多新意和洞见，这些做法起初让我震惊，但后来我觉得这是最明智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
Paul Tudor Jones：是的，我们现在仍在这样做。事实上，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焦点。我们有一位新的执行董事，Wes Moore，他很出色。
他带领我们一致把重心放在社会流动性上。因为现在，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父母的收入。社会流动性将可能成为我们今后的首要目标。
如何打破束缚？如何打破那些让你受限的枷锁？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生活在自由和平等机会的国度，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对年轻人设置了更僵化的社会限制，这真是令人尴尬。
主持人：顺便问个数字，罗宾汉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放了多少资金？
Paul Tudor Jones：大约有30亿美元。
主持人：很不错的一个整数。
Paul Tudor Jones：这是个不错的开始。
主持人：是啊，你看，我们最初只有1万美元进行交易，而现在的慈善捐赠已经增长到30亿美元。我很喜欢这个话题，但我想谈的是“资本”——我指的是那种批发式、机构化的方法，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Paul Tudor Jones：那是另一次召唤，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去管一家非营利组织。
Deepak Chopra给我打电话说，保罗，我有个学生有个想法：为什么公司不能成为行善的力量？为什么不能把人力和财力用于正义的事业，也就是所谓的“公正资本”？
我当时心想，天哪，Deepak，真的拜托了。后来我回家想了想，我记得在Robinhood时，我们拼命想从纽约市拿到配套拨款，因为慈善总是这样，你要逐街区争取，如果能让政府来配套私人资金，那就太好了——
主持人：办法有效，但他们为什么不资助？
Paul Tudor Jones：是的是的。然后我开始琢磨，嗯，好吧，美国的私人慈善捐赠每年约3600亿美元，而联邦政府是4万亿美元，所以政府的规模差不多比私人慈善的规模大十倍；然后私营部门是15万亿美元，这是政府的四倍。
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实现社会变革，就必须通过企业运作得方式来推动。于是我回拨给Deepak，说，我联系一下我在高盛的好朋友们。
主持人：不，还是讲讲那个指数是如何组织的吧，我觉得观众们不了解它是什么。
Paul Tudor Jones：好吧，总之，基本上，我们最后——
主持人：我们会回到你在高盛的那些好朋友那儿去的。
Paul Tudor Jones：好的好的，那么长话短说，后来我们想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创建一个指数，选取罗素1000指数，也就是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然后创建一个包含各种指标的指数。
不过我们一直在想，天啊，如果我们创建了它，肯定会被指责存在某种偏见。所以秘诀就是我们每年都去美国民众那里做民调。
主持人：调查时什么问题对你来说最重要？
Paul Tudor Jones：我们会要求民众在空白纸张上写下「你认为的企业保持公正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有非常清晰的看法，而且和华尔街的运作方式完全不同。
举个例子，上周我和你谈话时问你近况，你说“还行”；我又问你什么时候退休，你说“天哪，43个季度的财报，我真不知道，我太热爱这份工作了”，这大概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的调查就是问公众：什么最重要？你们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因此被教训？本季度会怎样？我要不要退场？」吗？
但在美国民众的回答中，「你如何支付报酬和对待员工」这一结果占23%，排第一；第二是你如何对待顾客；第三是你的产品是否质量好、价格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有社会益处；第四是运营是否环保可持续；第五是是否支持本地社区；第六是是否支持国内创造就业，能否让人有经济上的安全感；最后第七（仅个位数）是你如何服务股东和管理层。
这很惊人，因为公众认为股东利润只占7%，而我们知道华尔街的运作更多是以股东为中心。
主持人：你发现了排名最优的公司与财务成功之间的相关性，这听起来挺巧合的。
Paul Tudor Jones：事实上这里有个很棒的例子：我们新建的这个ETF——Just 500（代码 J-U-S-T）里， 纳入了罗素1000前50%的公司，它们的平均薪酬高于后50%，平均创造的岗位也多出了20%，罚款少了70%到90%，捐赠给慈善是后者的2.3倍，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们的平均股本回报率（ROE）高出7%。
所以，如果按美国公众认为的最重要事项去做，公司不仅会更公正，而且也会更赚钱。
我们可以讨论原因，其中一个是：当员工薪酬与待遇是最重要的指标时，走在新经济前沿的公司通常拥有技能更高、动力更足的员工，能做出优质产品并善待顾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商业模型，却能带来大量超额收益。
因此我认为社会有必要重新思考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宣扬的老资本主义定义——他在1970年说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利润。那时最高税率是91%，后来降到70%，且财富不平等远不如今天严重。
顺便说一句，我最近看了《华尔街》，戈登·盖柯“贪婪是好的”这句话曾一度成为我那代人的口号。
主持人：那部电影刚上映时，大概是贪婪的高峰。你知道的，简直是贪婪的胜利。
Paul Tudor Jones：有趣的是，自1985年以来，情况持续恶化：那时美国底层人有90%的人都拥有35%的财富，而如今只有23%，那多出来的12个百分点流向了最顶端的千分之一。
到底是谁在受益？我们定义的这种资本主义能持续吗？
主持人：无论如何，这种状况迟早会被扭转，或明或暗，不会自行永远维持下去。
Paul Tudor Jones：是的，总之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持续，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个极端例子。
更有趣的是，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曾说，若正义消失，那么社会这个庞大而紧密的结构会瞬间瓦解。
回望过去30年发生的事，我认为这并不公正；希望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和改变人们的观念来进行改善，因为每种文化都是基于同侪认定的正当性。
主持人：所以，这不仅仅是个口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回去和你在高盛的老朋友们聊聊。
Paul Tudor Jones：总之，正是在高盛的帮助下，我们才开始大量做这些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这个指数不仅能驱动投资者的行为，也能推动消费者的行为。
因为我们将拥有那前100家公司，这些公司可以在他们的产品上贴一个印章，表明它们在年度的排名榜上排名前10%。
所以，希望五年后，“公正”这个概念会无处不在。当你去买一盒玉米片时，也许会看到一盒带有“公正”印章的产品，也许看不到，希望你会选择带有印章的那一盒，因为这会让管理层思考他们的分配机制是什么样的？
主持人：关键是，这个指数也可以被用来衡量可投资的产品，通过让人们投入更多资金来奖励公司。
Paul Tudor Jones：更多的资金和员工——我有四个二十多岁的孩子——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查看美国前1000家公司在各项指标上的排名。高盛，你们应该很高兴，因为你们大概排第65名。
你可以看到公司在各种指标上的得分，然后用脚投票，选择想去做的工作。
主持人：不仅如此，这也是一种奖励，因为这会让公司更容易筹集资金，而且这并非慈善行为。
从你的角度看，这些公司实际上更优秀了。我想我们现在要把话题交给别人了。
好的，我想感谢雅虎团队到目前为止的直播，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感谢你，保罗。
Paul Tudor Jones：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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