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编辑 汪洋
新秀集团全球箱包选品中心内，汇聚着来自各地的皮具、包具品牌。拜喆喆 摄
临近春节，平湖·中国服装城内热闹非凡。专程从上海驱车前来的陈女士，一次购齐五件鹅绒服，她满意地告诉记者：“这家工厂店价格实在，一件才六七百元，比商场便宜不少，而且能亲手摸到面料、看清做工。”她随手展示一件可拆卸领子的羽绒服，称赞道：“这个设计很贴心，春秋天还能当作风衣穿。”
类似这样厂家直供、实惠消费的景象，正在浙江多个地方上演。武义的康巴赫厨具举办工厂内购会，各类厨房用品以优惠价被抢购一空；海宁皮革城推出低至0.3折的皮衣，吸引顾客排起长队；瓯海眼镜小镇把展销搬到社区，58元的配镜套餐深受老年顾客欢迎。与此同时，杭州环北服装城也迎来年终内购高峰，不少市民趁周末前来挑选新年衣物，享受直接从厂家购物的价格实惠。
工厂内购，作为这个年末浙江消费市场的一股热潮，正燃起与普通促销截然不同的火焰。它不是“薅羊毛”式的捡漏，其背后映照出的，是浙江厚实的制造业根基与“藏富于民”所积淀的充沛消费活力。
详情点击》》
潮声丨工厂内购的烟火气里，藏着浙江制造的大秘密
对浙江“工厂内购”现象的经济学观察
近期，浙江平湖的羽绒服产业、海宁的皮革产业以及瓯海的眼镜制造基地出现了较为集中的“工厂内购”现象。大量消费者直接进入工厂或仓储区域选购商品，形成阶段性消费热点。从表面看，这一现象可被视为企业在库存压力下采取的促销策略。然而，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工厂内购”更可能反映出制造业在存量竞争背景下，对既有流通体系交易费用上升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其核心并非简单的价格竞争，而可能在于交易结构与企业边界的重新安排。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企业边界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内部组织成本之间的比较。当市场交易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企业倾向于将部分市场交易转化为内部组织活动。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普遍采取生产与销售相分离的分工结构：工厂专注生产环节，而销售、渠道建设与终端触达主要由品牌商、经销体系及平台完成。这一结构之所以能够维持，关键在于外部渠道在信息整合、市场覆盖和交易撮合方面具备的相对效率优势。
但在当下，传统流通体系的交易摩擦呈上升趋势。一方面，分销层级较多导致信息搜寻成本与协调成本增加。产品在不同层级渠道之间流转，需要反复议价、匹配订单并调整库存，链条越长，协调成本越高。另一方面，账期延长与回款不确定性上升，使资金占用成本成为制造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约束。在这种背景下，渠道端往往更倾向于延后结算或压低采购价格，而制造端则承担更高的现金流压力。
与此同时，为维持品牌溢价与渠道曝光所需的营销支出持续扩张。无论是线上投放、平台推广，还是线下门店陈列与促销支持，其本质都是企业为争夺终端注意力所支付的成本。在增量放缓的市场环境中，这类支出的边际效率下降，但成本却并未同步收缩，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整体交易费用。
当传统渠道体系的交易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其效率优势时，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便会下降。此时，“工厂内购”成为一种可被理解的选择：部分制造企业绕开既有渠道体系，将终端交易环节纳入自身控制范围。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阶段性的纵向整合，即生产端在特定时期内兼具销售职能，从而在交易链条上减少中间环节，并降低由多层渠道带来的交易费用。
因此，“工厂内购”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能否长期替代传统渠道，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趋势：在存量竞争环境下，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市场交易与内部组织之间的边界，并在必要时以更直接的方式触达终端消费者。企业应对经营压力的方式不仅包括降价与促销，也包括对交易结构本身的调整。由此可见，当外部市场难以持续提供低成本的交易条件时，企业边界可能出现外延扩张，并通过阶段性纵向整合与交易链条缩短来寻求新的均衡。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