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写，就再有一个人来写，可能也没有我这么好的条件了。我必须去写。”疫情期间，年逾七旬的薛冰着手去写《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带着自觉的使命感。三年后，这部70万字大著将藏在历史褶皱里的南京展现于世人面前。
近三十年来，薛冰一直在做一件事：将折叠的南京一层层铺展开来，熨平，再重新放进当代人的认知里。从《家住六朝烟水间》到《秦淮河传》，从《南京城市史》到《烟水气与帝王州：南京人文史》，他将被前人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那部分历史，印刻于二十余本非虚构著作，他期盼有更多的人走近“真实的南京”。
实习生 李昀格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书斋里的研究：
从“折叠”处打开南京
薛冰的书房，是南京城的一座记忆库。
走进他130多平方米的居所，40平方米的客厅被书墙包围，另有16平方米的书房全部被书籍占据。总计约3万册藏书中，有5000册和南京相关，“关于南京的重要的文献，一定要看的文献，我肯定是有的。”薛冰笑着说。这些书中，有明清古籍，有民国文献，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类出版物，还有整修秦淮河的原始公文档案。
这样的积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小说家的薛冰，在“寻根文学”浪潮中试着探寻南京的历史脉络。真正促使他系统性研究的转折点，是1996年开始的城市大拆建。“南京老城的风貌，到90年代初还是保存得相当好的，”薛冰回忆道，“96年以后搞房地产开发，大规模地拆建，让我感觉到这个城市很快变得不认识了。”这种陌生感刺痛了他，也催生了他的第一本南京主题著作《家住六朝烟水间》。这是一本长销二十多年的南京读本，薛冰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对南京从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到今天的历史文脉进行梳理，写南京的性情，也写南京的灵魂。
真正奠定薛冰学者身份的，是2005年出版的《南京城市史》。说起写作这本书的缘起，薛冰回忆，2000年前后，南京市规划局在市民评议中排名一直靠后，“因为城市建设出了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规划做得不好，实际上我们去研究规划的时候，发现不是规划做得不好，而是因种种原因规划没有得到落实。”怎样来做历史文化名城新的建设和发展？首先就要对历史文化名城有充分的了解，当时南京市规划局委托薛冰厘清南京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份委托催生了《南京城市史》。这本书成为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多年的南京研究中，薛冰一次次打破了人们对南京的单一想象或认知。
长期以来，“秦淮文化”几乎成为南京文化的代名词，但薛冰提出，“秦淮文化如果只局限于夫子庙为中心的十里秦淮，不足以概括南京。”他认为，南京文化至少有三个彼此交叠的层面：以夫子庙为代表的市民商业文化，以皇宫遗址为核心的古都政治文化，以及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以清凉山为高地的教育文化脉络。他系统梳理了清凉山从六朝军事堡垒到唐宋怀古胜地，再到明清时期书院林立、文人云集的演变，指出这里曾是南唐避暑行宫，王安石求学之地，孕育了状元焦竑，汇聚了龚贤、方苞、吴敬梓、袁枚、魏源等文化巨擘，江南图书馆荟萃一时俊彦，是南京作为“天下文枢”的重要实证。“环绕清凉山大约有20所大学，这样的密度在国内是罕见的。”
他提出南京文化是多层面多中心的多元文化，正是因为文化多元，它造成一种宽松包容的环境氛围，宽容的心态，所以能不断地把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南京来，在这里创获杰出的文化成就。任何人到南京来都会很快地融入南京。
对南京的另一重误解则是南京不是建都的好地方，“很多人喜欢把南京打扮成悲情城市，说在此建都的都是短命王朝。”薛冰说，“如果同时期横向比较，在南京建都的王朝未必就是最短，东吴、南朝和南唐都是实例。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不断有新王朝到南京来建都？为什么中国古都中，只有南京能够不断复兴？”在他看来，“南京的经济、文化脉络一直没有中断，始终保持在较高层面，所以它具备成为新都城的基础”。
在研究南京城市史时，薛冰还提出一个深刻问题：“我们讲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一共才450年，但南京有3100年建城史，450年以外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导向了他的《南京人文史》的写作。
2019年—2023年，薛冰带着这个问题，每天写上1000字，其他时间研读关于的南京史料，数年时间，这部70万字大作将藏于历史褶皱处的南京一一展平。“过去讲建都的时间多，非建都时间基本上就忽略掉了，而讲建都的时候，讲政治史多，经济和文化讲得少，讲经济史时，农业讲得多，商业讲得少，而南京恰恰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南京经济史的重点是商业和手工业；讲文化的时候主要讲科举，诸子百家、市民文化讲得少；还有，过去史书上就只讲男人，女性没有地位。”所以，在这部书中，薛冰以四条主线贯穿：王气隐显、文脉绵延、商贸集散、佳丽沉浮。那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部分在他的著作中一一以其本来面目呈现。”所以，在这部书中，薛冰以四条主线贯穿：金陵王气（450年建都史）、文脉绵延（文化发展史）、商贸集散（商业经济史）、佳丽沉浮（女性历史）。那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部分在他的著作中一一以其本来面目浮现。
在这些著作中，很多历史公案，经过薛冰细致的史料扒梳和严谨的论证，恢复了其本来历史面目。“隋朝平毁建康城”是非常流行的说法，但薛冰经过层层考证予以否定：首先，《隋书·地理志》明确记载被“平荡耕垦”的是丹阳郡城和扬州州城，两者均属政府办公所在地，都在建康城外，是人们误读文献，将平荡耕垦的范围扩大成整个南京城；隋朝重建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筑家宇文恺曾到建康考察明堂遗址，描述其梁柱屋瓦尚存。陈霸先陵被毁，隋文帝下诏恢复，并安排五户人家世代守护陈陵。这是对“平毁建康城”这一流行说法最有力的反驳。隋末动乱，隋炀帝曾计划到南京来做太上皇，“如果建康城都被毁掉了，他怎么会想到南京呢？”
薛冰的研究紧扣“被忽略的真实”：既关注建都史的辉煌，更挖掘3100年建城史中“非建都时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肌理；既书写男性主导的历史叙事，更以“佳丽沉浮”主线打捞女性历史的褶皱；既重科举与文化名人的光环，更凸显南京作为“重要商业城市”的经济特质。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对边缘视角的发掘，让他的著作不仅“写得最多”，更“解决争议最多”——每一部作品都是对南京记忆的修复与扩容，每一次论证都以史料为锚、以逻辑为链，最终沉淀为对南京历史“本来面目”的深刻把握。
行走街巷的守护人：
以行动留住古城历史风貌
薛冰的书斋研究，从未脱离南京历史文化保护的实践。
2009年，南京南捕厅大板巷一带面临拆迁，计划改建别墅。关键时刻，薛冰与南京大学姚远教授发起倡议，全国29位专家签名，层层上报。最终，温家宝总理批示，这片历史风貌区得以保存。
这场“老城南保卫战”成为他从学者走向社会实践者的标志性事件。南京的大板巷和小西湖成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型。这两个案例，他都是深度参与者。
2023年，薛冰作为江苏省唯一专家受邀参加中宣部文化遗产保护座谈会。会上批评了很多城市，但南京的大板巷和小西湖是做得好的，是全国的典型。这两个案例，他都是深度参与者。
“保护第一，传承优先”，薛冰反对大拆大建式的“仿古”，主张保留城市生长的真实痕迹。“大家走到大板巷感觉是什么？这就像老南京——它不是一瞬间长起来的，是几百年上千年慢慢成长起来的。”走在大板巷，可以看到明清建筑、民国建筑、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建筑并存，“这是个真的巷子，不是人造的风景区”。
作为历史文化专家，薛冰参与了许多文化建设项目的规划评审工作。2023年长干古城被考古发现，薛冰提出，门西地区正在当年长干里范围内，门西更新应该与长干古城遗址保护统筹兼顾，以长干桥串联城墙内外两片，在老门西更新项目中融入“长干里”文化元素，“李白等人的诗歌，让长干里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在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与其费力费心去营造新概念，不如直接利用长干里这个品牌。”薛冰说。
薛冰的保护实践，建立在三个基础上：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和考古发现。“我有这么多朋友在，他们有发现会及时告诉我。”他说。考古专家、规划师、文史研究者构成的信息网络，让他能及时掌握城市变迁的动态。加之从小在南京生活，“东南西北中我都待过，南京大街小巷我都走过”，这种亲历性认知，让他的判断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针对性。
南京文化的摆渡人：
让更多年轻人爱上南京
薛冰与南京的关系，早已超越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范畴。他是这座城市的知音、译者和守护人，在多个维度上与南京进行着深度对话。
薛冰的写作，始终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当朋友指出《南京城市史》“主要讲城市空间，城里人的活动讲得少”时，他酝酿多年后写出了《南京人文史》，“50万年的人类生活史，6000年的文明史，450年建都史，3100年建城史，我希望把它全部能够说清楚”。这部疫情期间完成的70万字著作，是他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在信息碎片化时代，这种系统性的历史叙述尤为重要。
作为方法论倡导者，薛冰不仅提供结论，更提供研究范式。“你要做学问，就老老实实把所有材料全部摆出来，”他说，“我自己没有先入为主的结论。”面对一个历史问题，他会将历代记载全部排列出来，追溯最早的说法，分析后来的变化，探究变化的原因。这种追根寻源式的研究方法，在浮躁的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此外，他还尽可能地去现场考察，“搞地图，搞文献，加上考古资料，从中间来看它是一个什么状况。”
从两岁随家人迁居南京，到如今年逾古稀，薛冰用一生阅读一座城。他的书房里，默默存放5000余种关于南京的文献；他的足迹，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他的笔墨，勾勒出南京三千年的轮廓。
写作《南京人文史》的时候，薛冰已年过七旬，“这种事情我完全可以不做，我动手写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他说，“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个人来做。”这种自觉的使命感让他拿起了笔，“我有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有各方面的朋友支持，就再有一个人来写，可能也没有我这么好的条件了。我必须去做。”
校对 盛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