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眭达明
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一日寅时初刻，与曾国藩同床共枕十九个月的陈氏妾，在安庆两江总督官署去世。陈氏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十二月初四日，卒时尚不到二十二岁半。一条鲜活的生命说没有就没有了，她的家人该是多么伤心和难过！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然而十分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居然听不得陈氏母的哭丧声，并在当天日记中毫不避嫌地写下了这种文字：“是日内室后事皆陈氏之母与兄嫂为之。申刻大敛。竟日闻其母号泣之声，心绪殊劣。”
如果不是在曾国藩日记中读到这段话语，打死我也不敢相信出自他的笔下。曾国藩对陈氏并不是没有半点好感，对于陈氏母（应该称之为曾氏岳母才对）的哀伤和哭嚎，为何如此反感和厌恶？在这句极其反常的话语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曾国藩笔下对陈氏妾的记录
对这个陈氏妾，曾国藩要说有多深感情，自然谈不上，但始终有好感，则是事实。不信请看陈氏去世前一天的曾国藩日记：“二更三点又与洪琴西（洪汝奎，当时在皖南劝农局工作）谈祁门各事。说话太多，倦极，睡不成寐。三更四点稍寐。四更五点闻号哭之声，则陈氏妾病革，其母痛哭。余起入内室省视，遂已沦逝，时五月初一日寅初刻也。妾自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入门，至是十九阅月矣。谨守规矩，不苟言笑。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自壬戌（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三吐血后，常咳嗽不止，余早知其不久于世矣。料理各事，遂不复就寝。妾生以庚子（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辰刻，至是年廿四。”
当天晚上曾国藩跟人谈工作到深夜，上床时已经十分疲倦。可能是用脑过度原因，所以躺下后总睡不着。三更四点好不容易睡着了，四更五点就被陈氏家人的哭号声惊醒。曾国藩入内看视时，陈氏已经断了气。此后他就和陈氏家人一起料理后事，再也没有上床休息。
在这段日记中，曾国藩详细介绍了陈氏的生卒时间，简要描写了她的去世过程。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写了和这个小妾共同生活了多长时间，陈氏何时开始得病，以及她的为人情况和行为举止等等，可谓点点滴滴，一一放在心头并记录在案，说明陈氏妾在他心上，是有一定位置的。
另外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弟沅弟》书中，曾国藩也写道：“陈氏妾入室已二十日，尚属安静大方。”
可见从陈氏进门到去世，曾国藩对她始终有好感，至少没有恶感吧。
原英王府，湘军攻破安庆后成为曾国藩的“督帅行署”
对陈氏妾的相貌，曾国藩也是中意的。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湘军打下安庆，有了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后，曾国藩动了纳妾心思，家人、朋友、同事和部下于是积极替他张罗。先是季弟曾国葆买来一位詹姓女子，曾国藩在船上见面后，发现“体貌颇重厚，特近痴肥”，就没有接进门。不久之后，曾国藩的亲兵营长韩正国，在外地寻访到一位湖北籍陈姓女子，觉得各方面条件蛮合适，就约定十月二十四日接进曾氏公馆。当天下午三时左右，陈姓女子被领进门时，曾国藩的第一印象是“貌尚庄重”。饭后，陈氏女子即“入室行礼”，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小妾。
看来还是自己的警卫长官更了解曾国藩的女色嗜好。
就在此前一天的十月二十三日，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的周腾虎，不仅搬进了安庆两江总督官署（太平天国原英王府），而且住在官署的正堂之西。认真读过曾、周两人的日记后，笔者有趣发现，陈氏“入室行礼”后，曾国藩不仅照常处理公务，而且傍晚后还与周腾虎聊了许久天。此后二十多天里，周腾虎和曾国藩虽然往来频繁，但在《周腾虎日记》里，始终不见一字有关陈氏的记录，既说明曾国藩把这个新人藏得很深，也从侧面证明陈氏确如曾国藩所说：安分守己，谨言慎行，循规蹈矩，严守妇道。否则，作为关系亲密又来往频繁的近邻，在曾公馆即使看不到新人身影，也应该听得到年轻女性的声音，这就怪不得陈氏去世后，曾国藩对她的行为举止予以充分肯定了。
天下当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原为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僚，胡去世后转到曾国藩幕府工作的莫友芝，二十四日那天就在日记中写道：“似闻大帅此日有纳宠之举，官幕诸人皆若不知者然。”
这个莫友芝真有意思：似乎听说曾国藩当天纳了妾，却无法得到证实，更是无从打听，只好把疑问留给自己，此后也没在日记中再提过。
曾国藩听不得陈氏母的哭丧声，与陈氏本人显然没有多大关系。
曾国藩也有失望和烦恼
对这个陈氏妾，曾国藩当然也有失望甚至心烦的地方。
上面提到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澄弟沅弟》一信，曾国藩就同时写了这样的话：“余身体平安，惟疮癣之痒迄不能愈，娶妾之后亦无增减。”陈氏虽然“尚属安静大方”，但仍然“不能有裨于吾之病耳”。
陈氏是人，不是治疗癣疾的药物，怎么能让曾国藩的癣疾好起来呢？原来当初在众人的撺掇和鼓动下，他同意娶妾的理由是“代为爬搔”，也就是帮自己搔痒，以便晚上能睡个安稳觉。这条后来被公开宣扬的纳妾理由，是不是一个不高明的借口，其中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我们虽可表示怀疑，但曾国藩确是这么说的；而以前癣疾发作时，他都是自己“手不停爬”，所以常常“彻晓不寐”，这一点也是事实。如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致澄弟》信中，曾国藩就写道：“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
然而有了陈氏这根“痒痒挠”之后，原来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并没有出现。其中原因当然不是陈氏没有帮曾国藩搔痒，而是搔了也不解决问题。这还是陈氏身体好的时候，不久她就病了，不能正常帮曾国藩搔痒了，当然更会让他失望。
陈氏的病确实让曾国藩大伤脑筋。她是娶进门的次年正月初三日开始吐血的，此后即“无日不病”。陈氏得的是肺痨，在当时属不治之症，于是在曾氏日记中，不仅经常有陈氏的发病记录，而且病情发展十分迅速。如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五日：“陈妾日内患病，本日服药略愈。”三月三十日：“陈氏妾吐血二三十口，病颇重。”四月十四日：“徐毅甫（徐子苓）来久谈。渠善医，……又因陈氏妾吐血，不能吃饭，请其诊视。”五月初四日：“陈氏妾本日吐血甚多，自午至夜，所吐以数碗计，夜间呻吟不止，病势殊甚。”初五日：“陈氏妾病日增，余虽倦，不得酣寝。”初六日：“妾病未少愈。”六月二十三日：“陈氏妾久病不愈，两日内全不吃饭。其父知医理，请之诊视。病已沉笃，据云非药力所能痊。夜阅批稿数十件。二更三点至上房，竟夕不能成寐，室中呻吟声不止。”
陈氏从得病到“病颇重”，总共不到三个月，说明曾国藩与她共同生活的十九个月时间里，陈氏只有前面七十天是好人，此后不仅不能指望她搔痒，而且曾氏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有时甚至弄得他彻夜不眠，要说不心烦，圣人都难做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再也不在日记中记录陈氏的病情，原因可能也在此。
曾国藩的亲兵营及其长官韩正国，无疑也受到了陈氏的病情影响。此后不久，这个部队便被当作“嫁妆”，送给了去上海作战的李鸿章，韩正国本人更是抵沪不足半年即战死沙场。后来，曾国藩在日记中虽多次说明，韩营长是迫切希望建功立业，才积极主动要求上战场，但他越这么说，笔者越觉得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不是我心理阴暗，而是生活经验告诉人们：好事如果做砸了，有时比做了坏事的后果还严重；对于领导人的私生活，下属们尤其是身边人千万不要乱讨好。小时我经常听热心助人的父亲说：坏事不能做，好事也不能多做。当时我是不能完全理解的，现在终于领会他的意思了。
曾国藩日记重新记录陈氏病情，是同治二年四月十七日：“陈氏妾病势日笃，心绪作恶。”二十日又写道：“是夕陈氏妾病甚笃。”二十七日曾国藩再写道：“陈氏妾病笃，医药琐语，入耳烦心。”
另从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中可知，自当年三月十七日起，陈氏就没有进过食。已经整整四十天粒米未进的人，药物还能起什么作用啊！曾国藩为此心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曾国藩烦的当然不止是陈氏本人，而主要是她的家人。早已病入膏肓的陈氏妾，一直游走在生死边上，在用药上还能提什么要求？不断絮絮叨叨的，只能是她的家人，尤其是其母亲。
再过两天，陈氏妾就去世了。
让曾国藩厌恶的确是陈氏母
曾国藩对陈氏母的厌恶，从他写下的“医药琐语，入耳烦心”八个字中，就能充分感觉到。
由于陈氏长期患病，她的父亲又是医生，所以其家人也经常居住在两江总督官署里。陈氏父母虽知道女儿是不可救治的，但因为曾国藩是大官，有钱，为了维持和延长女儿生命，自然希望什么药贵用什么药，什么药补吃什么药，管它有没有效果，大进补药，死马当活马医就是了。加之当时的中国人（江南人尤其如此）普遍有个观念，就是价钱贵的药都是良药，价钱低的药都是劣药，社会大众因而普遍喜欢价钱贵的药，其中尤其喜欢服用人参和鹿茸。于是不管家庭条件允不允许，为了病好，哪怕耗尽家产甚至死后无钱下葬，多数人还是希望有病能够服用人参和鹿茸，似乎只有这样，医生才算尽到了责任，人子才算尽到了孝心，最后才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在这种十分浓厚的温补文化氛围影响之下，陈氏父母自然会要求曾国藩大买补药。这大概就是陈氏虽然早已有进气没出气，又连续四十多天粒米未进，却一直能够吊着一口气的原因所在。
凡是认真读过曾氏《全集》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在进用补药这件事上，曾国藩虽也不能免俗，进入中年尤其是到了晚年以后，也偶尔吃人参和鹿茸。但他毕竟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加之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当时的湘军又长期欠饷，经费极度紧张，皖南等地更是人吃人，对于根本无法救治的陈氏妾，在她的生命弥留期，曾国藩当然希望用药适可而止，不要过于奢侈和浪费，而她的家人尤其是母亲，却天天提这要求那要求，曾国藩哪有不心烦甚至感到厌恶的道理！
曾氏日记写得很节制，用词尤其简约，如果不知道前因后果，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不仅很难感受他的内心痛苦，而且难免产生误解，比如“医药琐语，入耳烦心”，又比如“竟日闻其母号泣之声，心绪殊劣”等等，单从字面上看，别说普通读者，就是对曾国藩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到不解，觉得这种无情无义的文字不应该从他的笔下流出。
跟曾国藩的身边人常能看到，内容几乎半公开的曾氏日记不一样，他的家书私密性极强，所以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才会无所顾忌地直抒胸臆。如陈氏去世之后，在五月初四日的《致澄弟》信中，曾国藩便直言写道：“初一日发去一缄，报陈氏妾之丧，由意城（郭崑焘）处转递，想可速到。旋于初三日出殡，暂停庙内。此女性情尚属平和，惟其母贪而且很（同‘狠’）。因女病常住此间，若渐染母教太久，亦必变成很性，殆非吾家之福。今女既物故，母之技亦无所施矣。”
女儿的行为习惯会受到母亲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曾国藩说陈氏如果不死，心肠会像她母亲一样狠毒，此说是否成立，我们可以不讨论，但他写下的这个“很”字，确实把心中的厌恶情绪尽情发泄出来了，同时深刻揭露了陈氏母的人性弱点。另外从曾国藩用到的“贪”字里，我们还可知道，陈氏母不仅存在贪占小便宜的毛病，而且有趁机捞钱甚至有意讹诈的事情发生。
由于对陈氏母的极端厌恶，结果不仅听不得她的哭丧声，而且原来打算将陈氏妾安葬到湘乡曾氏老家的想法，曾国藩也打消了。五月二十一日，他安排巡捕房一位巡捕，将陈氏葬在安庆城西十五里远的茅岭冲山中。曾国藩很可能担心陈氏家人尤其是她母亲，以后少不得会去湘乡骚扰，所以才狠心改变初衷。当然，曾国藩的理学家和道学家双重身份，也有可能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因素和考虑。陈氏毕竟是小妾，又没生儿育女，不将她葬回老家，名分上也没有多大亏欠。
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一日，曾国藩离开安庆，将两江总督官署迁往金陵，当晚在李阳河停泊时，他在船上特意写了“陈氏妾墓碑九字”。墓碑上写了哪九个字，他没有说明，我们也不好乱猜。这既是了却曾国藩的一桩心事，也是与这个小妾作最后的告别。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