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让一段尘封的历史重新走进大众视野。长久以来，这段介于盛唐荣光与北宋繁华之间的岁月，多被贴上“乱世”“动荡”“无序”的标签。然而，五代十国并非单纯的战乱延续，而是一个“表面上乱，实质是变”的关键转型期，在政治格局、经济形态、文化传承等诸多领域，完成了承前启后的变革，为两宋的鼎盛繁荣奠定了基础。
分裂表象下的格局重构
传统观点认为，五代十国始于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止于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但正如历史学者杜文玉在《五代十国史》中所说，若以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灭亡的979年计算，则这段历史长达72年；若追溯至891年王建割据西川、建立前蜀雏形，其时间跨度达88年。其实，它并非突然降临的分裂乱世，也不是毫无章法的战乱纷争，而是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以及局部统一与最终天下重归大一统。
五代十国的概念，由《新五代史》首次提出，后经清代学者吴任臣《十国春秋》系统梳理与推广，逐渐深入人心。所谓五代，即先后占据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因掌控中原腹地、传承华夏礼乐，被视为“正朔”；十国则指主要割据南方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前蜀、后蜀九国，再加上割据山西一隅的北汉。
同时期的中华大地上，还有敦煌归义军、党项定难军、李茂贞秦岐政权、云南大理国等割据势力。这些政权的影响力与疆域规模，多数远超仅有三州之地的南平；大理国更延续数百年，长期实控西南地区。
政权剧烈变动，是五代十国的鲜明特征，“武夫当国”四字，概括了其本质。不同于唐朝由士族与庶族合流形成的统治阶层，五代十国的帝王将相，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或为手握兵权的禁军大将，或为割据一方的地方节度使，他们凭借武力夺取政权、维系统治，形成了“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特殊政治生态。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出身底层无赖，早年投身黄巢起义军，后降唐割据中原，最终篡唐称帝；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均为行伍出身，凭借战功崛起为一方霸主；后周太祖郭威，更是从普通士卒起步，历经沙场磨砺，最终掌控朝政、建立后周。
依赖武力的政权更迭模式，直接导致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政权短命。五个中原王朝平均寿命不足11年，其中最短的后汉，仅存在4年便被权臣取代。正所谓“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当时朝堂之上，弑君夺位、叛乱割据成为常态，地方藩镇不听中央号令，武将飞扬跋扈，文臣地位低下，整个政治体系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乱世之下，并非全是无序的破坏与沉沦，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唐朝以来以门第为核心的士族制度，在战乱冲击下遭到毁灭性打击，昔日世代为官、垄断仕途的士族家族，或在战乱中覆灭，或失去往日权势。“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趋势开始形成，一批出身寒微但有才干、有战功的人，得以进入统治阶层，打破了此前僵化的阶层壁垒。
同时，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大幅减轻。唐朝末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奴婢。五代十国时期，租佃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奴婢数量也显著下降，其生命权不再被主人随意剥夺。这种社会结构的重构，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乱世里的经济脉动
在世人的印象中，分裂割据必然导致经济衰退、文化凋敝，但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却不能简单论之。历史学者李剑农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中指出，相较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与社会动荡，五代十国的人口迁移持续时间较短、涉及地域较窄，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远为轻微。更关键的是，北方经济在动荡中逐步复苏，南方经济则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为两宋经济的高度繁荣铺平了道路。
这种独特的发展态势，与当时各割据政权的生存需求密切相关。在强敌林立的乱世之中，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是每个政权的诉求。毕竟，只有经济繁荣、百姓安居，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
在北方，后梁时期，张全义奉命治理洛阳，他“招抚流民，劝课农桑”，用了十几年时间，让洛阳重新焕发生机；韩建治理华州、成汭治理荆南，也都效果显著。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期间，推行惠民政策，史书称“天成、长兴间，岁屡丰熟，民稍安之”，成为公认的“小康时期”。后周世宗柴荣推行均田制、整顿漕运、兴修水利，实力不断壮大。至北宋建立前夕，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唐朝末期，为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有力支撑。
钱镠铁券
在南方，战乱相对较少，社会环境更为稳定，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与充足劳动力，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粮仓”，茶叶、桑蚕、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扩大，农业商品化趋势明显。蜀锦、吴绫、越瓷等工艺品制作技艺精湛，享誉全国。杭州在吴越政权的长期治理下，从普通州城发展成为“人间天堂”；成都则凭借发达的丝织业与商业，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由于北方战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交通日益兴盛，南方出现许多大港，对外贸易十分活跃。
经济繁荣还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此前，词多为“伶工之词”，主要用于宴饮娱乐场合，题材狭窄、意境浅薄。五代十国时，词逐渐转变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载体，题材范围不断扩大，意境不断深化。南唐后主李煜，便是转变的代表人物。此外，川蜀地区的花间派词人，如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也对宋初词坛产生了积极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画院制度在这一时期正式建立。南唐、西蜀都设立了专门的画院，吸纳优秀画家入朝任职，推动了绘画艺术的专业化发展。画院制度后来被北宋沿袭并完善，成为宋代美术繁荣的有力保障。
承前启后的变革之象
长期以来，五代十国之所以被低估，一方面是因为其政治动荡、政权短命，缺乏大一统王朝的恢宏气象，难以形成系统的历史叙事；另一方面则源于史料的匮乏与后世史家的偏见。
“二十四史”中，关于这段历史的，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两部著作。北宋官修的《旧五代史》，成书仓促，多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文献，存在诸多回护与失检之处，后在明代散佚，今本为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等典籍中辑出，存在大量缺失。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则过于讲究春秋褒贬笔法，注重宣扬伦理道德，而忽视对史实的记录，甚至因对五代制度的偏见而不设“志”，导致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发意识到，五代十国并非唐宋之间的“断层”。
在政治上，宋代的官制、军制、财赋制度，并非单纯承袭唐制，而是更多沿袭了五代制度，并进行改革与完善。例如，北宋中央集权制度，是在借鉴后周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完善而成；北宋禁军制度，继承了五代禁军宿卫京师、征伐四方的职能；北宋财赋制度，也沿用了五代以来的两税法。
《太平年》线下沉浸主题特展在杭州钱王祠启幕
在经济上，五代十国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这种转变，不仅让北宋统一全国后得到了相对厚实的“家底”，更奠定了此后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基本格局。五代十国时期农业商品化的扩大、地方性市场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为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埋下了伏笔。
在文化上，五代十国对两宋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宋太祖赵匡胤以前朝为镜鉴，杯酒释兵权，提高文人地位，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同样，宋代推行“右文政策”，推崇儒学、兴办教育，也是吸取了五代十国的教训。可以说，没有这段转型，就没有两宋时期的“郁郁乎文哉”。
从整体看，中原地区消灭藩镇割据、实现局部统一，南方各国完成区域性统一与治理进化，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太平年》里吴越国纳土归宋，促成天下一统，有其历史必然性。
新近出版的《百年有待：吴越国文物编年》，以编年体例串联吴越国的72件（组）文物，书中有组石刻文物就佐证了这一观点。该石刻是杭州飞来峰青林洞的北宋官员题名，共有四则，其中一则题记内容为：“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十二月二日，内供奉郝濬，与知府正郎范、转运使副刘、杜，巡检太保翟，户部判官杜，通理孟，同至此。”
太平三年即978年，也就是钱弘俶纳土归宋这一年。题记中出现的“知府正郎范”，在《太平年》剧中也有出现，正是钱弘俶嘱咐下属“配合范旻交接”的范旻，这一题记是北宋接管吴越故地的直接证据。当时和平交割确实非常顺利，否则前来杭州承办此要务的北宋官员，不会有闲情逸致游览飞来峰，并且欣然留下题记。可见，天下归一、安享太平确实是当时各方人心所向。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为重新认识五代十国史提供了契机。戏里戏外，既有武夫当国的铁血与混乱，也有文脉未断的坚守与传承；既有政权更迭的频繁与残酷，也有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既有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也有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历史告诉我们，混乱与变革往往相伴相生，黑暗与光明总会交替出现。
相关阅读
杜文玉：《五代十国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魏祝挺、黎毓馨：《百年有待：吴越国文物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