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汪菊珍
大约小学四年级，来了两个留级的同学。其中一个诸姓，名志坚。个子很高，坐我的后面，最后一排。他宽脸膛，大眼睛，薄嘴唇，白皙的脸上长了几颗青春痘，显得脏兮兮的。
初来乍到，课间他不在教室，总是往外跑。也是，他的群体在高年级，和我们还不熟悉，人总是往熟识的圈子里钻。他跑出去的时候，有住他家相近的同学说，他已经留级几次，我们叫他老留级吧。还说，他娘是跛脚，名字叫重阳。这个重阳是台湾谁的结拜姐妹的女儿，正被批斗呢。
但是，我似乎没有叫过他留级痞，因为我那时喜欢爬教室外面的池塘铁栏杆，听到上课铃，才匆匆跑向教室。至于他的娘叫重阳，和我更加不相干。只有那个台湾的谁的结拜姐妹，让我有点不可思议——那个人，是谁想结拜就结拜的吗，虽然听说过她的结拜姐妹有点多。
可能这个同学留级以后，原来的同学也不怎么欢迎他，或者是他逐渐适应了我们班级的环境，不久他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们这个教室。正像前面说的，下课我很少在教室，他怎么搞笑的，我不知道。只有我稍微早点进教室，会看到一个刚刚发生了某个情景的尾巴，就是几个男同学露出哄闹过后的笑意，正从他这里回到自己座位上去。而他自己呢，正低着头，一脸索然无味的模样。
慢慢地，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上课也不安生了。先是在副课老师的课上，有时唉声叹气，有时自言自语，嘟嘟哝哝。后来在老师转身写黑板的时候，发出怪叫。他说话的声音细而脆，这叫声像猴子。后来，他的座位上传来叽叽嘎嘎的声音，那是他在耍另外的宝，用尽力气在摇动凳子——是窄窄的独人凳，四脚细细的，向外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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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当然看到了他，但可能从他以前的老师那里知道了他的顽劣，采取了能管就管，管不了就当作没看到的态度。于是，他不但副课，就是班主任的课，他也敢于跃跃欲试。最可怜他的同桌，是一个读书很好的女生，好几次我听到，他在对着她唱杨白劳给喜儿扎红头绳的歌：“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家的闺女没钱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扎呀扎起来——”
我平时不回头看他，这天实在好奇，悄悄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哦，还真是的，他不但唱着杨白劳，居然还有道具。拿着一块手帕，扎在同桌辫子上。我万分惊讶，有这样闹腾的学生吗？也有对这个女同学的钦佩，他做到这个份上，居然还能听老师的课。而看那块手帕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可能还是吵客从她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呢。
可能他对同桌的辫子玩腻了，接着他把目标对准了我。开始把他的桌子往前推，让我的身体朝前倾，我座位空间越来越小。我当然也不理睬他，能坐就好。但他见我不发火，就把桌子继续推，我不得不用后背顶着他的桌子。他见我对付他了，来了兴趣，把桌子直接压过来，我的座位只够容下身体，最后还让我透不过气。好在上课只有四十分钟，这点时间总能忍受。
最难堪的是下午第一节的大字课，他把蘸有墨汁的毛笔尖，对着我的后背，伸出桌沿。如此，你说他错了吧，他是把笔放在自己桌子上——因为我转头，他就立马把毛笔拉回去。我座位空间不够，只好移动自己桌子往前一点。前面的同学看我吃着这样的苦，倒没有说什么。便是如此，我的后背总还是会沾染上墨黑的一点，有时一块。
后来，我的一件新衣服也被他搞脏，我的气真不打一处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吵了起来。他见我终于发火，竟然嘿嘿笑了起来，一副计谋得逞的模样。我更加生气，顾不得上课铃声已经响起，还是要和他理论。他可能看到老师已经走进了教室，埋下头装得一副老实样，而我没有看到老师已经站到了讲台上。可能也是我这天太生气了，转过身以后，看到老师已经看着我们这边，我还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清楚记得，这节课是班主任老师上的，他开始批评我不守纪律。这下，我感到委屈极了，一直忍受着他的欺负，只今天反抗了一次，就批评我了。我坐在位置上，为自己辩解了一句：“是这个留级痞……”于是，我看到班主任老师涨红了脸，高声大叫：“让你上课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见到不轻易发火的班主任，这次竟然对我大动肝火，我非常气愤，但还是听从了他的话，没有再说一句。
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和这个同学再吵，只从此以后，和那些原先就叫他老留级痞的同学一起，有意无意背当时的语录：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对此，这个人居然默然无声，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但如此，我还不止一次对他的同桌说，这个人以后肯定要坐监牢，如果有一天他上台批斗了，我和你一起去检举揭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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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以后读初高中，要经过医院前面的一座桥。这桥不大，但很古老，叫铜官桥。这桥往西朝南的那间老式楼房，就是这个同学的家。这家的大门古铜色，四周的板壁和大门相连，也是这样的颜色。大门到石板路，有几级石阶，这些石阶暗沉沉的，也有了不少年头。而在这台阶上，上去下来的，是一个中年的女性，应该就是被我们同学唱了无数遍的“重阳”。
但见她中等身材，三七开的直发，中间没有一般小镇女人的留着的刘海。眼睛很大，清亮亮的，我同学的眼睛和她一模一样。她的一脚确实有病，走路伸得笔直，一甩一甩的。此外，从她白皙文雅的样子看，确实读过书，可能还读了不少。她家堂前摊着竹簟，一个男人总是蹲着，或者敲着一个弹花槌，或者拉着一根棉纱线。那就是她的丈夫，我同学的父亲。
奇怪的是，小学毕业后这个地方我走过五六年，硬是没有碰到过这个同学。他的弟弟倒时常看到，兄弟俩的眉眼酷似，都像他们的娘，一眼就能认出，只是弟弟瘦小了点。因为当时觉得和这个同学有深仇大恨——别的不说，就是因为他，让我受到了一辈子难以忘记的老师的唯二的批评（另外的一次小学二年级），倒时常想，为什么这个屋子里不见他呢，可能支农去了吧。因为除了这个理由，再没有别的了。
高中毕业，我代课，务农，经过不少世事。期间也碰到过他的同桌，讲了几句别的，我又会提到这个人。女同学好像忘记了的模样，倒让我不好意思再说那些以前的事了。后来不少年，我好几次打听过这个同学，有惊讶于我怎么记着他的，于是我就把当时的情形述说一遍。听的同学会露出“有这样的事吗”的表情，又让我不自然起来。但我还是锲而不舍的关注着他，甚至于当时哪里开批斗会，或者墙壁上贴了一张告示的，我都会在那里找他的名字。
忽然，一个阴沉沉的午后，在蔡元房那条石板路上，我看到了他。他居然骑在自行车上，一副匆匆往前的样子。面貌和小学时期差不多，只是左脸上印着一道两寸来长的伤痕。我自然盯了他一眼，冤家路窄了呢。可能他也认出了我，因为我分明看到，他微微侧了侧脸。也可能他开始想朝我看一眼，马上又想起了自己小时的恶作剧，于是放弃了吧。总之，他是朝我的身后骑了过去，我很想转头去看一眼，终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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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碰到之后的一两年吧，我还是听到了他坐牢的消息。原因不知道，具体的经过更加不清楚。但是，我去医院经过那铜官桥，竟然看到他的母亲，还是拎着一只篮，或者端一个痰盂，样子十分衰老，腿脚更加不便了。而他的弟弟，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只是比哥哥斯文多了。那个在台阶上面整日弹棉花的父亲，依然蹲在地上，呯呯呯地弹着棉花。而那声音里，好像多了些什么。
五六年前，我拿到了一本我们小镇的镇志。这本镇志的人物谱里，有一个叫做吕晓道的女性。小镇倪家路人，早年读书宁波，就职上海、金陵。她和那个大人物果然是结拜姐妹，而为了工作终生未婚。从育婴堂领养过一个女孩，开始带着她读书，但在去往对岸的时候，养女没有跟着。这页我看了几遍的资料，让我再次想起这个同学，并在后来的小学同学那里又询问了起来。说是老早出来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病，已经过世。
听了这个，我的心里忽然一阵黯然，甚而至于哀伤了，而且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咬牙切齿骂，要去批斗揭发他的不是我吗？后来看到他骑在自行车上，想着为什么这个人还没有去坐牢的，也是我呀。什么原因，让我对他的怨憎开始改变了呢？是死亡这个黑暗隧道，让我的心变得柔软了，还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我其实早已经原谅了他？
是的，这几年来，每当重阳登高之日来临，我都会想起这个同学。他刚来我们班级时候的青春痘，后来脸上的那道伤痕，和他家高高的台阶上，她的娘正从上面走下来。同时想起的，是那当时说了无数遍的名字，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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