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朱政宇 马晓霖 编辑 肖暖暖
明尼阿波利斯可能是目前美国最冷的地方之一，但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这场抗议浪潮带给美国政治的影响持续发酵。
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行动中导致两名美国公民蕾妮·古德与亚历克斯·普雷蒂身亡，促使局势剧烈升温。这两起事件超越了单纯的移民政策争论，演变为一场关于“公权力边界”与“执法正当性”的全国性问责。这场悲剧不仅激起美国跨党派的社会抗议，更动摇了共和党内部的政治共识。即便是在特朗普阵营内部，部分核心盟友迫于舆论压力，也开始公开呼吁对现行执法协议展开国会调查。至此，这项大规模移民遣返工程已不仅面临执行层面的阻力，更正式陷入了合法性与政治信用的双重危机。
ICE抵抗浪潮正在点燃美国
今年1月，明尼阿波利斯接连发生两起美国公民在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被枪杀的事件。
24日，37岁的重症监护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在一次联邦特工执法过程中被打死；此前不久，另一名同城美国公民蕾妮·古德亦在类似行动中遇害。美国官方部门称这些射击属于现场自卫或执法需要，但目击视频与外部调查报道提出的细节不完全一致，引发公众对联邦执法行为合法性与必要性的质疑。尤其是致死普雷蒂的过程，多家美媒通过公开视频进行细节还原，显示他在已被制服的情况下仍遭枪击。这些影像迅速在全美传播，使该事件从一桩地方执法争议上升为全国舆论持续关注的公共议题。
此次抗议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美国社会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后文简称ICE）长期执法模式的一次集中反弹。问题的根源在于ICE职能的实质性变迁：它早已不再局限于边境线上的被动防守，而是将行动网络深度铺设到内陆城市。这种从“守门人”到“内陆治安力量”的角色错位，直接导致执法权力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在明尼阿波利斯事件之前，类似悲剧已在全美多地上演。
美国公众看到的是，即便在缺乏紧迫威胁的情况下，执法人员也习惯采用准军事化的执法手段，而事后的调查往往避重就轻，难以服众。更让公众恐惧的是，这种激进的执法风格已趋于失控：它不再仅仅针对非法移民，连合法居民甚至美国公民遭到误抓和暴力对待的新闻也屡见报端。这彻底击穿了美国公众的安全底线：人们开始意识到，没人能完全置身事外。再加之联邦强硬指令与地方社区保护主义之间的管辖权拉锯，最终让ICE的合法性在舆论场中趋于崩塌。
接连的枪杀事件迅速在明尼阿波利斯及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引爆数千人规模的抗议浪潮。示威者的诉求直指责任追究与权力限制，参与群体也突破传统的移民权益圈层，吸引了大量美国普通公民深度介入。
图源：央视新闻
面对持续升级的压力，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战术性缓冲措施。明尼阿波利斯一线人员开始配备执法记录仪以提升透明度，内部也收到降低与现场挑衅者对抗强度的指导。但在核心权限问题上，联邦法院驳回暂停执法部署的请求，美国司法体系尚未准备好对ICE施加实质性约束。只有部分城市法庭仍在审理关于限制武力使用的案件，保留了监管问责的法律窗口。
在一系列高关注度执法事件之后，ICE不再只是一个低可见度的联邦执法机构，而是被推到美国政治与舆论中心的负面“网红级”IP。美国公众不再纠缠于移民法执行的严格程度，转而审视执法的正当性及其对公民安全的潜在威胁。这种关注并非短期的情绪宣泄，而是美国社会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边界的一次深度拷问。
特朗普政府如何重塑移民执法？
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迅速将其“史上最大规模驱逐”的竞选承诺，转化为一套跨部门、高强度的执法机制。对外，特朗普政府启用了极具争议的“第三国遣返”机制，将移民强制送往与其毫无地缘纽带的国家；对内，通过高频度的突袭行动和权力的垂直下放，赋予各级地方官员前所未有的执法权限，试图构建一个无死角的非法移民排查网络。这种“全政府动员”的执法模式在追求绝对效率的同时，也积累了深层的政治风险。
尽管自187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及1891年《移民法》确立联邦政府对移民执法的专属管辖权以来，这一领域长期被视为联邦核心职能，但特朗普自2025年1月起通过“全政府动员”模式彻底重塑了执法范式。与奥巴马及拜登时期仅针对重罪犯或安全威胁者的“精准打击”不同，特朗普将执法目标扩大至所有无证移民，并打破机构壁垒，赋予缉毒局、法警局等多个机构移民执法权，甚至导致FBI约23%的特工（在FBI的25个最大外勤办事处，这一比例接近50%）被转岗协助此类任务。
2025年7月，特朗普签署的“大而美”法案为他激进扩张的移民政策进行财政背书，该法案虽豪掷1700亿美元用于扩建边境墙（460亿）、提升拘留能力（450亿）及增聘万名特工（300亿），却将移民法官上限锁定在800人，完全无视高达380万件的积压案件，人为制造了执法与司法的严重失衡。
在具体执行上，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援引1798年《敌侨法》等古老法条规避常规限制，另一方面极力下放权力，ICE通过对《移民和国籍法》第287(g)条款的激进运用，显著强化了其执法网络的渗透力。这一条款允许ICE将联邦移民执法职能“外包”给州及地方执法人员，从而在不直接增加联邦编制的情况下成倍扩大行动范围。截至今年1月，此类跨层级合作协议已呈现爆发式增长，总数突破1300项并覆盖全美40个州。
相比之下，特朗普上任前（2024年12月）仅存135项，这种近乎十倍的激增直观地反映了联邦移民执法权向地方系统的全面下沉与扩张。据ICE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1月初，已有近6.9万人被ICE拘留。美国法律专家对此警告称，这种泛化民事逮捕权、模糊执法边界并挤占公共安全资源的举措，不仅严重透支了公众信任，更是在危险地试探总统权力的宪法底线。
图源：央视新闻
拜登执政时期，大量贫困且无工作许可的寻求庇护者涌入，确实令美国的市政服务不堪重负并激化了社会不满。然而，这股因劳动力市场过热而兴起的移民浪潮，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客观上已成强弩之末。2024年，随着美国就业市场降温导致经济吸引力退潮，非法越境人数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间已先行锐减53%。此后，拜登政府于6月颁布的庇护限制令接续发力，使同年6月至11月的非法移民数量进一步缩减44%。
尽管拜登未能从这一下行曲线中获益，特朗普却在2025年2月直接坐享仅8,326人越境的历史低点——这一数字与2024年12月的4.7万人及2023年同期近25万人的峰值形成断崖式落差。换言之，在特朗普推行任何实质性变革之前，“边境危机”在数据层面已宣告终结。这本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窗口：他只需维持常规的执法限制，便足以在零阻力下宣称胜利，既能安抚基本盘，也本可避免激进争议从而赢得摇摆选民的支持，但特朗普并没有这样做。
ICE抵抗浪潮如何冲击美国政治？
尽管舆论风暴不断，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依然稳固，这构成了当前美国政治局势中最大的悖论。移民问题仍然是特朗普最得力的政绩。据进步派数据记者G·莫里斯的民调追踪数据，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不满度为9个百分点，而对他应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不满度则高达26%。特朗普在其他所有重大议题上的支持率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华尔街日报》在古德遇害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选民认为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能力”处理移民问题，领先优势达11%，这无情地折射出选民对民主党移民政策的极度不信任。
以精准度著称的私人民调机构Cygnal于今年2月2日发布的最新全国数据显示，选民对驱逐行动及ICE严格履行联邦职能给予强力背书，这与主流媒体构建的舆论叙事及民主党的政策立场形成尖锐的政治错位。这一民意现实揭示了声量与实感之间的巨大温差，尽管当下抗议活动占据新闻版面，但强化边境管制与维护法律尊严仍是当前美国社会沉默多数的底层共识，为强硬执法路线提供了坚实的民意护城河。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种近乎“政治自杀”式的极端主义表演，正在亲手葬送特朗普最具优势的政治遗产。
此番抗议浪潮，迫使白宫在措辞与战术上做出让步，而这种调整又会触怒MAGA阵营的强硬期待，形成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特朗普继续维持高压姿态，他可能进一步疏远温和派共和党人、独立选民、年轻选民与拉丁裔选民，这些群体并非反对执法目标本身，而是不满执行方式带来的失控观感。另一方面，如果明显收手，又会被党内鹰派视为向媒体与捐款人压力屈服，从而削弱基本盘动员。
图源：央视新闻
表面上，特朗普依然高举“大规模驱逐”的旗帜以安抚基本盘；私下里，特朗普尝试通过用“公共安全”叙事重新包装他的移民政策，来淡化移民执法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紧急调离明州行动负责人、派遣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以缓和当地紧张局势，还是暗示减少高曝光的“城市扫荡”，都折射出特朗普政府急于为舆论“降温”的务实考量。
中期国会选举还有不足十个月的时间，在国会席位优势如履薄冰的现状下，共和党已没有退路。部分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本可利用民主党的软肋轻松确立胜势，却因过度沉迷于激进叙事，将本该属于共和党的政治安全牌变成了中期选举的一大变数。任何议题上的“被迫转守”，都可能在中期选举时引发雪崩效应：一旦丢掉多数党地位，迎接他们的将是未来两年无穷无尽的国会调查与立法瘫痪。
作者朱政宇，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作者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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