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看台 | 谢挺：于贵州破“心中贼”——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与流传

谢挺，贵州贵阳人，现居贵阳。

《南风》2025年第6期 “散文看台”栏目。

——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与流传

贵州一度一直处于中原文化的视野之外，也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都被以中原文化为主的中心文化所忽略，它的偏远与贫瘠是公认的，这种空白地带的存在却给了新文化生存、孕育、滋长提供了可能，贵州的山地生态，流动性弱，干扰性小，近乎一种真空状态，这也意味着无差别，或者无限接近的平等，更易产生特立独行的东西。

也许王阳明的心学在此间诞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知有没有人假设过，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他在贬谪到贵州不过三年时间，为什么心学要随他在贵州诞生，为什么会发生龙场悟道？而不是明朝的京城南京，或者他的出生地余姚，抑或其他他的足迹所触及之地—偏偏是贵州，是龙场？

这其中即使没有宿命，也应当有一种必然性存在。

也即是说，为一个圣人的诞生，心学的创立，贵州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及准备，就等着类似于一个新生命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破茧而出！

类似的文化还有以贵州遵义沙滩命名的“沙滩文化”—即使放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都是顶级的文化现象！

现在，王阳明的心学或者“王学”已然成了显学。

不少人知道“知行合一”，知道《传习录》，更多的人注意的还是王阳明的离奇曲折、大开大阖的人生经历，相反，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龙场悟道，不是寥寥数笔带过，就是避而不谈。其实也对，“龙场悟道”哪有当廷直斥奸佞来得痛快，哪有他带兵剿匪来得霸气风光？再说龙场悟道多少有些玄妙了，如果不是不可言说，那么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又到底悟到了什么？

不过，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龙场在王阳明的一生中是不容忽略的，就像佛教中，佛主释伽牟尼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瞩启明星悟道。龙场与阳明先生打坐的石椁也与此相仿佛。它们原本就组成“道”的一部分。只是王阳明先生恰好与它们在贵州，在龙场相遇了。

当然，这里先要谈一下少年王阳明时的一个愿望。

那是1483年，王阳明12岁时，跟随父亲在北京读私塾，当时他父亲王华状元及第，是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状元，正是人生得意风光无限时。

一日，王阳明问塾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

塾师答：“嵬科高第，显亲扬名如尊公！”

王阳明反问：“嵬科高第时时有，岂是人间第一流？”

塾师问：“据孺子之见，以何事为第一？”

王阳明答：“惟为圣贤方是第一。”

中国自有科举制诞生，整个儒林无不以十年寒窗苦读，金榜题名，加官晋爵，光宗耀祖为终极。而12岁的王阳明，却语出惊人，居然说出读书只为做圣贤！这个回答，固然出乎旁人意料，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不以为然。相信当时，更多的人都把这当成一个少年之轻狂语—圣人岂是你想做即做得？

按梁启超总结，中国的圣人，遍数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出了二个半！（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如果是王阳明前，大约只有孔圣一人矣！

时间却证明了王阳明不仅仅是“语出惊人”，他用行动也把当年别人眼里的笑话变成了神话！“笑话”变成“神话”—真的做到了“立志而圣则圣矣！”而且，不是偶然和侥幸，是通过有计划地去努力，一步步去实现既定目标—千古第一难事，竟然让王阳明做到了。

可能王阳明成为圣人给后人带来的惊讶和启发，要远超过当年第一位圣人孔子！

时间来到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这一年王阳明三十五岁。

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竟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

出狱以后，阳明将赴谪所。但刘瑾派人尾随其后，意欲加害。王阳明不得不在江边设置投江自尽的假象，并作《绝命诗》迷惑阉党。经过一番曲折历险，终于在1508年（正德三年）春天，到达贵州龙场驿。

这之前，王阳明与他的父亲有过一次见面，他父亲当时正在兵部尚书任上，也因此事受累被调任南京吏部。父子相对，沉默良久，王阳明的不甘与内疚还是被父亲看在眼里，但他也只能鼓励他继续上路：“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 

当时的贵州，“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也是一个未开化的地区。王阳明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官宦子弟，一个政府要员，再从京师这样的富贵繁华地坠落到一个鸟都不拉屎的荒蛮之地，如此大的反差—不啻于由天堂而入地狱，又好似一失足跌入万丈深渊，这也让王阳明心里横生巨大的悲怆！但这种绝望的情绪并没有在他身上停留多久，那些龙场朴质无华的“夷民”，最终也改变了他对世事的看法。

当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员，便遣人至驿，对王阳明加以凌辱。当地苗夷诸乡民激于义愤，为了保护王阳明，打了这个差人。这件事也让王阳明深深感受到当地乡民内心的朴实善良和嫉恶如仇的耿直性格，而当地乡民也更加敬佩王阳明的刚正骨气和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双方愈加相互理解、相互信任，诚心相与、肝胆相照。

不久后，据《王阳明年谱》载：“（阳明先生于洞中）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岗书院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由此，王阳明与当地乡民时而一起郊游，时而一起聚谈，时而一起饮酒。如其《居夷诗》所述：“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起来步闲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村翁或招饮，洞客皆探幽。”他们虽然与王阳明非亲非故，却在他无依无靠时，愿意为他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为他修房建屋，帮助他度过各种难关。

王阳明有一首写贵州的诗《兴隆卫书壁》，是守仁诗中笔者最喜欢的：

山城高下见楼台，野戍参差暮角催。

贵竹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

莺花夹道惊春老，雉堞连云向晚开。

尺素屡题还屡掷，衡阳那有雁飞回。

夕阳下，几个山民在邻寨喝了米酒，跨着微醺的脚步，且歌且舞走在回家的路上……好温暖的一幅世俗生活画卷，你还能体会到的是作者对当地人的高度认可。

比起那些京城里尔虞我诈、阳奉阴违的人情世故，这里淳朴、善良的民风让王阳明如沐春风，并让他深感“良知”的可贵，“恻隐之心”的可贵，这也让他自然而然地回复到孟子的“良知良能”，去感悟“去私欲”“存天理”的可能。

此时王阳明境界中万念俱灭，唯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他让人给自己做了一个石椁，每日坐在石椁上自誓：“吾惟俟命而已！”

终于到了1508年（正德三年），这一年王阳明三十七岁。影响后世的王阳明心学即将诞生—《王阳明年谱》中对阳明悟道之后获得的喜悦心情并无过分渲染，只是说他在中夜，“寤寐中”，“不觉呼跃”。然雷礼《国朝列卿纪》以及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所载，阳明悟道当晚通宵不寐，“踊跃若狂者两日夜”，完全处在一种亢奋、狂喜的体验中。

《年谱》明确说阳明中夜“大悟”的是“格物致知之旨”，看起来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长期困扰王阳明而百思不得其解乃至“劳思致疾”之难题，究其实更是其追求成圣之路所遭遇到的各种细微烦恼。

王阳明一度受困于“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一格物话头，旁骛于外而不能自拔，端因置身绝地，内息妄念，外弃攀缘，一切放下，故有“胸中洒洒”之心境，一切遮蔽良知的“喧哗与骚动”在“静一”、“洒洒”之中平息了。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一反躬自问敞开了一种“沉默氛围”。在中夜，这种氛围格外深沉而静谧的时刻，心扉一开，压抑已久的良知的呼声终于破关而出。

在此意义上，“若有人语之者”，亦可被视为隐藏在阳明内心深处的良知“幻化”而成的“语声”，是“出窍”的良知呼唤自己。王阳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阳明肯定被这种呼声所震慑，故而踊跃，欣喜若狂。

在这种幽静无染的万山丛中，他深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天理”与“良心”息息相通，于是得出了“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结论，确立了“心即理”的基本立足点。由此看来，没有彼时彼刻的特殊环境，没有惨淡、困蹇的人生，没有虚一而静的心态，没有龙场人民给他的灵感和宝贵的启示，就不可能有作为王学起点的“龙场悟道”。

现在的龙场，已被人们誉为“王学圣地”。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场为始发地。

王阳明一生中办过三个书院，最早的便是龙冈书院，在这里传习了第一批王学弟子，在他的《镇远旅邸书札》中提到陈宗鲁、汤伯元等16人。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在龙冈书院形成的，开山之作就是《龙场诸生问答》与《教条示龙场诸生》。

王阳明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书院形式，贵州的龙冈书院、江西的濂溪书院和浙江的稽山书院，便构成了王学传播的主要路线。